和平学视角下近代初期英国两性冲突的缓和之道

牛文馨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和平学视角下近代初期英国两性冲突的缓和之道

牛文馨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近代初期，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西方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初期英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性冲突的缓和。本文拟以和平学理论分析近代初期英国两性冲突的缓和之道，以期为当代社会两性冲突的缓和提供新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和平学 两性冲突 英国

和平学①是20世纪中期新兴的社会学科。国际和平学研究之父约翰·加尔通将暴力分为直接暴力、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1]。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别优势就属于间接暴力。近代初期的英国是父权制社会，其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别优势显而易见。包办婚姻是近代初期英国上层阶级最主要的婚姻形式。包办婚姻要求女性必须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女性因而一直处于隶属地位。如第三代白金汉公爵女儿伊丽莎白·斯塔福德。1512年，父亲决定中断她与年轻的威斯特摩兰伯爵拉尔夫·内维尔的婚约，让她嫁给新近丧偶、比她大20岁未来的第三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她虽然极力反对，但最终不得不被迫妥协。她很久之后谈起威斯特摩兰伯爵，念旧之情仍溢于言表—“我与他已经相爱相守两年，”她万分感慨地说，“要不是我家爵爷（也就是我的丈夫）在我家夫人（即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便立即带话向我父亲求婚……我应该会在圣诞节之前就嫁给我的威斯特摩兰伯爵。”白金汉公爵曾试图说服霍华德娶他另一个女儿，但遭到拒绝后—“他不要娶我姐妹中的其他任何一个，只想娶我”—公爵便迫使伊丽莎白接受霍华德的求婚。白金汉公爵显然认为与霍华德联姻要比女儿的幸福更重要[2]。

近代初期，英国特殊的宗教背景将女性按婚姻状况加以区分，英国女性一生要历经女儿、妻子、寡妇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女性必须要遵守相应的服饰规则和社交规范。已婚女性要戴帽子和戒指以与未婚女性区别。如果女性不严格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就会备受指责，甚至受到责罚。哈尔顿的玛丽·哈特利（剑桥郡）虽是已婚女性，但教堂中她喜欢坐在未婚女性之中，这被认为是有伤风化之事，她因此被要求对这种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作出解释[3]。

近代初期英国虽严格约束女性，对男性却十分宽容。如英国社会极力强调女性的“贞洁”，对男性出轨和私生子现象却十分纵容，男性因而可以轻易远离配偶生活。如诺福克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第三代诺福克公爵将情妇带回家中居住。在她与丈夫争吵时，公爵的弟弟亨利•斯坦福德责备她应像她所有朋友那样默许这一情况，因为她的荣耀源于她的贵族丈夫。她这样做就不能像她的朋友们那样得到贵族丈夫的尊重[4]。

父权制社会的结构，男性性别优势的主流观念，男性的事业以及社会对男性特别地期望使男性为了家族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忽视妻子。男性更看重他们的事业和社会地位，他们对妻子的感情终不及他们对领主的效忠之情和对事业的热情。这就导致父权制社会两性冲突的加剧。

冲突是利益或价值的冲突，“利益不能被看作主观界定的产物，而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换句话说，冲突是互不相容的利益冲突，此种冲突植根于它所存在的体系结构之中”[5]。既然冲突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如何化解冲突就是人们主要思考的问题。和平学主张采用非暴力手段化解冲突，关注长远和内在的关系建设或冲突转化的目标，这一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 “和平是革命性的理想……和平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解释它的范围和领域，其任务是无止境的。我们要明确的是：化解冲突的目的并不是避免冲突的发生，而是采取某种方式去处理冲突，是如何在和平学的框架内将冲突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6]。

近代初期英国社会的阶级界限并不十分严格，人们的阶级地位可以通过积累资本而改变。英国父母因而很早就将婚姻的自主选择权交给孩子。“英国无疑领先于欧洲大陆国家，最早将婚姻的决定权移交到子女手中；这一过程法国滞后英国的时间令人震惊”[7]。宗教改革促使英国新教兴起，新教伦理影响不断扩大。新教主义强调夫妻间精神上相互支持的友爱婚姻。因此友爱婚姻在近代初期的英国不断发展，“家庭私人领域里有一种强烈的夫妻应当互补、友爱的风气，这与男性权威的教义以及公开宣称女性的屈从地位并存，并常常使男性权威的教义以及公开宣称女性屈从地位相形见绌”；“农民与工匠的婚姻既是父权的又是友爱的，既是一种公共制度也是一种私人关系。其中丈夫的正式权威被妻子和孩子的实际权力所平衡，甚至有时相抵触”[8]。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英国上层阶级的一些女性冒着风险与人私奔或私定终身。玛格里特•帕斯顿与她父亲的管家理查德•查尔私定终身广为人知。此外，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的女儿与加莱工程主管理查德•李私奔。英王亨利八世的外甥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贵妇与第三代诺福克公爵同父异母的弟弟托马斯•霍华德勋爵秘密结婚；诺福克公爵寡居的弟媳玛丽•波琳与威廉•斯塔福德私奔。

还有些女性试图影响父亲为她们选择丈夫。尽管这种做法并不总会成功，但却相当普遍。玛格丽特•布鲁斯与约翰•帕斯顿三世真心相爱。为了爱情能有圆满的结局，玛格丽特要求赞同自己婚姻的母亲说服父亲增加嫁妆金额，她也恳求约翰接受父亲最初提供的嫁妆。“如果你像我认为的那样爱我……因为即使你拥有的没有现在的一半……我也不会抛弃你”[10]。

英国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用勇气和智慧争取自己的幸福。到英国旅行的外国学者对她们享有的自由权利感叹万分，“英国女性普遍比其他国家女性的境遇好很多”；“英国女性是全世界最为幸运的女性”[1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女性遭受的“暴力”是“社会性别”②导致的。“社会性别是动态的、可变的概念。社会性别的角色和定义是社会建构的，并根据文化决定什么是男人和女人”[12]。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是对男性和女性群体特征的极端描述，两者构成并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男性特质往往与公共领域、积极的、理性的、果断的、暴力、独立、支配和统治等特征相关，而女性特质则常常与私人领域、消极的、重情感的、优柔寡断的、和平、依赖、被支配和被统治等特征相关。社会性别秩序依赖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等级权力关系，并与这两者共同处于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中。位于这种权力关

系顶端的是霸权的男性特质，而暴力正是人们经社会习得而表现这一特殊类型的男性特质的重要途径。 因此，要彻底改变女性的依附地位，就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男女两性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对话”逐渐化解矛盾冲突。

注释：

①一般将1959年在北欧挪威奥斯陆大学建立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期刊、开展和平研究作为和平学出现的标志。

②“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与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综合产物。

参考文献：

[1]John Galtung,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M],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国内将该书译作《论和平》。刘成，《和平学》:13.

[2]Barbara J. Harris, “Power, Profit, and Passion: Mary Tudor, Charles Brandon, and the Arranged Marriage in Early Tudor England” [J], Feminist Studies, Vol.15, No.1, Women, Family, and Work (Spring, 1989):59-88.

[3]埃里克·约瑟夫·卡尔森（Eric Josef Carlson),婚姻和英国的宗教改革[M],牛津大学，1994:152.

[4] Barbara J. Harris, “Power, Profit, and Passion: Mary Tudor, Charles Brandon, and the Arranged Marriage in Early Tudor England” [J], Feminist Studies, Vol.15, No.1, Women, Family, and Work (Spring, 1989):62-71.

[5][日]星野昭吉, 刘小林,张胜军,译.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248.

[6]朱成山、赵德兴著，和平学概论[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8:155-156.

[7]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M], New York: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ress, 1977:30ff.，p.324.p.323.p.387.p.389.

[8]傅新球，近代早期英国家庭中的性别关系[J]，史学月刊，2006(8)。

[9] Norman Davis, ed.,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Vol.4,1971:662-663.

[10]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M], New Haven, 1942:261.

[11]Betty A .Reardon, Education for a Culture of Peace in a Gender Perspective [M], UNESCO Publishing, 2001:33.

[12]李英桃，女性主义和平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