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阿依波·达因别克 赵丽文 秦淑敏中央民族大学
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为例
阿依波·达因别克 赵丽文 秦淑敏
中央民族大学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大量少数民族农民工涌向城市,做好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农民工服务管理工作,有利于维护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权益,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以及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逐渐积累社会资本,获取社会资源,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意义重大。
关键词:社会支持网络 少数民族农民工 城市适应
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愈加重要。
通过正式制度之外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可以帮助农民工逐渐积累社会资本,获取社会资源,更好地融合到城市社会的生活中去,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研究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整合资源为重点,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在少数民族农民工管理中的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以促进少数民族农民工服务管理各项工作机制的健全以及手段的完善,从而切实保障和维护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根本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一)南宁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概况
研究以南宁市108位少数民族农民工为样本,他们多来自南宁周边县市,较为集中的有武鸣县、容县、象州县、田阳县等,主要从事采购、商店雇工、技术员、产品专员等工作。采访对象中,有男性45人,女性63人,其中共有82名农民工来自壮族,占比为75.9%。年龄分布以20—40岁的中青年为主。
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占到调查总数的85.2%。月收入集中在2000—2500元的区间,大多居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或自行租房居住。
荷兰社会学家范德普尔将社会支持网络分为实际支持、情感支持、社交支持三个维度,本研究采用此分类标准来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分析,其中实际支持包括借钱、传授工作经验、介绍工作等日常事务的帮助。情感支持包括矛盾的舒解、伤心时的倾诉、孤单时的陪伴等情感问题的帮助。社交支持包括一同用餐、逛街、旅游、体育锻炼等社交活动的陪伴。本研究以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的问题作为访谈的结构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层次的自由访谈来获取数据信息。
(二)南宁市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是以构成个体社会支持网络成员的数目来衡量的。在访谈中,网络规模区间从1至9人,整体网络规模在3-6人之间,即意味着每个人至少可以从3个人那里寻求到自己所需的社会支持。不同类型的网络规模分布情况见表1。
表1: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及其分布状况
从数据可以得出,有69.44%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3-6人中获得实际支持,有60.19%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1-4人中获得情感支持,69.44%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1-4人获得社会支持。从表中可以较为明显的看到,情感支持这一维度的网络规模分布随着人数的增加呈现出显著的递减趋势,而且仅能从1-2人中获得支持占据37.04%。
(三)南宁市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构成
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构成,主要是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构成,本研究设定的关系主要有亲人、同事、朋友、同乡。具体关系构成见表2。
表2: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关系构成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实际支持维度,有33.33%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亲人那里获得实际支持,有60.18%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朋友、同事那里获得实际支持,同乡发挥的支持作用较小。情感支持维度,有43.52%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亲人那里获得情感支持,39.81%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同事、朋友那里获得情感支持,可以看到亲人在情感支持维度依旧发挥着主导作用。社交支持维度,有28.70%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亲人那里获得社交支持,58.33%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从同事和朋友那里获得社交支持。
综合问卷和访谈结果及有关数据分析,发现在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关系的构成中,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两个维度的同事和朋友所占的比重之和大于亲人和同乡所占的比重之和,而在情感支持中,亲人仍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说明当前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已经有别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地缘为核心的先赋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后生性的支持网络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支持作用日渐增强,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和补充。
由于此次调研的样本数量较小,所获数据不能保证归因分析的有效性,因此本研究关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格局影响因素的分析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展开。
(一)生活背景
少数民族农民工受过去在农村时的经历、对农村生活经验的社会记忆的影响,在遇到困难时,基于心理的认同,更多的还是偏向于向地缘、亲缘等社会网络寻求支持。即使是已经与城市的人们有了一定的接触,但当遇到他们无法解决的事情时,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依然是以亲人、同乡和朋友为主,他们所重视的关系依然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之上的,对乡土文化依然具有一种心理归属感。
(二)心理状态
少数民族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之后,心理上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对于城市生活的陌生感会使得其中一部分人在心理上难以适应。在实际的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生活艰难、社会网络局限的原因更多的是在于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因为自卑、怕被别人以身份取人而不敢主动寻求政府的帮助,不敢去参与企业和社区所组织的各种可能增加其社会资本的活动。
(三)场域控制能力
透过访谈资料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农民工都认为自己在城市没有根,始终处于漂泊无定所的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他们没有在城市中购房的能力,只能与同学、同乡或同事合租房屋,居无定所使得他们很难和居住社区及居民建立起有效的支持体系,这就导致其社会支持网络仍然处于内向封闭状态,并且很难对其社会支持网络进行拓展。
(四)民族因素
与预期的情况相比,在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中,民族因素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很少有语言及文化障碍。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点:一是普遍通晓汉语。二是生活习俗与汉族群众相近。在具体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的生活习俗与汉族无异,而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生活习俗与汉族也无过大的差异。
少数民族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社区及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自身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南宁市的少数民族农民工普遍通晓汉语,且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与汉族农民工相差并不大,因此南宁市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构建、权益保障等既有特殊性,也有共同性。
(一)政府视角
根据在南宁市人社局、南宁市民委的调研,政府在帮助构建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提高其城市适应能力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然而也存在不少困难。
为解决现有问题,帮助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中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政府应该理顺领导机制,由南宁市政府主持设立新的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依靠土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帮助企业减轻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方面的负担,从而提高企业的积极性。顺势而为,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针对性,根据农民工的需求提供实用性更强的职业培训。此外,还应完善户籍政策,让更多在城市稳定就业、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推动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二)社区视角
相对政府而言,社区能够更直接地接触到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过程中,社区通过提供直接的公共服务,解决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切身问题。
以南宁市西乡塘区华强街道办事处为例,该街道办设立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中心,中心建立“少数民族展示室”“民族图书阅览室”“民族小鸟驿站”为少数民族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图书借阅、健身活动、义务家教、心理咨询等服务。
这些举措,为少数民族农民工提供了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帮助其构建起社会支持网络。除此之外,社区应该发动少数民族农民工通过建立“同乡会”等互助组织,为这些组织提供活动场地,帮助少数民族农民工依托乡情纽带,构建更为完整的社会支持网络。
(三)用工单位视角
用工单位是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工作场所,与少数民族农民工利益关系密切。企业不仅应该按时足额为少数民族农民工发放工资,为他们购买社会保险,还应该建立和发展企业文化,为少数民族农民工提供归属感,帮助其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在调研过程中,少数民族农民工占员工比例较高的广西万寿堂药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十分典型。该企业员工有每天都有早会,鼓励员工尊崇天道、孝道、师道。该企业组织员工进行免费培训,对困难员工进行帮扶,逢年过节会给员工发放福利,还会在各种节日组织主题活动。这些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群体自身视角
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主体是该群体自身,群体自身的意愿和积极程度将对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产生显著影响。
少数民族农民工应该通过族胞、同乡等纽带,建立互助组织,通过适当渠道反映自身需求,保障群体合法权益;同时通过互助组织获得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少数民族农民工应该摒弃“弱者”心态,更加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扩大交往范围,提高自身“市民化”程度。少数民族农民工还应该更加积极地参加技能培训,提高竞争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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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依波·达因别克(1994.9-),男,哈萨克族,新疆阿勒泰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本科生;赵丽文(1995.1-),女,汉族,广西桂林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本科生;秦淑敏(1993.11-),女,汉族,内蒙古赤峰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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