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命运与斯大林的『喘息』

□ 孙果达

陈独秀的命运与斯大林的『喘息』

□ 孙果达

陈独秀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正是苏联推行“喘息”政策之时。其一生的跌宕起伏及其最后入狱，正是缘自斯大林秘密运作的“喘息”政策。

“喘息”政策由来

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及其同盟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此后，为应对日本可能的侵略，联共中央政治局开始筹划远东政策。此后，维经斯基、马林与越飞相继抵华，分别联系共产党与国民党，“远东的总政策”全面实行。

1923年1月4日，经一番摇摆和争论后，联共政治局做出一个秘密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斯大林又强调：“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的部分。”1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以便“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布，标志国苏合作确立。至此，苏联的“喘息”政策初见轮廓：一手对日友好怂恿其在华扩张以激化与中国及列强的矛盾；一手通过国共合作扶助国民党执政以牵制日本。联共政治局认为，目前日本“最危险”，苏联“必须设法争取在这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首先同日本实行某种妥协的方针”，“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容许“建立自治的满洲”（出让“满洲”以换取祸水南引）。

对此，汪精卫在同陈独秀会谈时说：“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做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会谈还“援引了张作霖公布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似乎表明，苏联喜欢待在幕后”。

陈独秀从懵懂到反思

1927年7月11日，也就是七一五政变（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停止与中共合作）前夕，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据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信中所谓的“有人”是指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忏悔”，无疑是看懂了斯大林的“喘息”政策已经或将要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后果，因此在道德良心上备受自责而极力主张“取消”。由于涉及苏联最高国家机密，托洛茨基也许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并牵累了当时正在努力寻找真相的陈独秀。

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既不知道苏联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喘息”政策，也不知道国共合作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国苏合作服务，更不知道这些牵一发动全身的连环政策其实是大国间的激烈博弈。在“喘息”政策的视角下，其主要起着“工具”“筹码”与“障眼”的作用。共产国际的众多指示需要通过陈独秀执行和落实。为此，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历数自己当年曾经先后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坦承自己“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地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作，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

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表态：“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自主自强，一直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并要求退出国民党，还主张武装抵抗蒋介石的政变等等，因此也就始终与苏联的对华政策貌合神离、格格不入。然而，陈独秀对“喘息”政策真正的“威胁”，是四一二政变后对托洛茨基关于“取消”产生的共鸣。共鸣的内容主要有：

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开宗明义地坦承，自己“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

反对盲目暴动——在汪精卫“七月清共”之后，托洛茨基指出，既然第二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中共应当采取防御政策。他说，斯大林的武装起义政策只能毁灭残存的革命力量，但是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防御政策称之为“取消主义”。陈独秀也反对盲目暴动：“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盲动主义“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纠正”斯大林的错误——陈独秀认为，必须“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他呼吁：“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走向托派

陈独秀不断深入的批判锋芒，对尚未到来的“失败”极其准确的预言，不仅已经严重威胁到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而且还开始危及其背后的“喘息”政策。1929年秋，陈独秀与“托派”的走近证实了斯大林的担心。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米夫致信远东局：“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要“采取揭露和彻底消灭托派的各种措施”，陈独秀要么彻底承认错误，“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陈独秀认为“剥夺我的党籍”“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故”。顺便指出，后来“托派”在沪成立中央机构时果然被摧毁。

12月30日，共产国际决定：“给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1930年1月18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等16人致电陈独秀：“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如您拒绝参加或两个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对此，陈独秀照例拒绝。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积极参与“托派”而被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被捕坐牢，国民党政府没有像前两次那样要他的保金，却将他监禁了近五年的时间。也许，当时即便交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了。

（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