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安全战略

方可成+吕正韬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美国智库最热门的方向，都是在研究中国军事领域，了解美国智库在国家安全与军事决策中的地位，或许能带给中国很多启示。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

新宠

美国智库到底为何而奋斗？答案就是——“影响决策”。

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进步中心是智库群体中的新宠，它比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RAND）等老牌智库要年轻得多，但它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力却是无出其右。

美国进步中心是随着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而迅速崛起的。当时，该中心加入了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为他提供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研究报告，助其调整竞选策略，赢得了奥巴马的赏识和认可。

四年来，美国进步中心已经成功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多项战略。在朝核问题上，它曾提出“美朝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应该被置于重要位置，朝核问题的进展是美国新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观点被奥巴马采纳。

在2008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这家智库还曾建议美国停止在东欧推行北约东扩计划，停止在捷克部署雷达设施和在波兰部署拦截导弹，理由是这些行动会冲击俄罗斯的底线，还将花费巨额军费，效果却难以估计。不久后，奥巴马便决定暂缓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重新和俄罗斯展开军控谈判，调整导弹防御计划。

如今，当奥巴马决意在刚刚获得的第二任期内继续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时，美国进步中心同样是幕后重要的战略观点提供者。

精英云集

在智库发表的报告背后，凝结了许多心血。

美国智库的努力，之所以能够被认可，首先是因为它们提供了高水准的政策研究。“我们不是游说团体，也不是政治实体，我们的影响力来自发表的高质量报告，这些报告提出了解决公共问题的建议。”传统基金会安全问题专家贝克·史普润说。

自1990年代开始，兰德公司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空军。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将之称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依靠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得出的成果”。

兰德公司为这一研究组建了一支团队，负责人是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的哈里札德——他后来曾任美国驻阿富汗、伊拉克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在这支团队中，既有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区域问题、国防战略、空军、情报以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后来，来自美国空军的几名军官也加入了研究队伍当中。

这支团队还拥有一个梦幻般的顾问小组，其成员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三名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弗兰克·卡路西和威廉·佩里。

研究报告发布前，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不仅经过了内部同行评议，而且送交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审阅。

历经十几年，这支专注于研究中国空军的团队仍在运作。 2012年2月，兰德公司发布了该系列报告的最新一期，名为“撼天裂地——21世纪的中国空军运作理念”。报告提出：“中国空军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似乎正在成为一支“21世纪拥有强大能力的现代化空军部队”，10年内“有可能开始接近美国空军的战斗力”。

并非生活在真空中

美国智库的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款，以及一些政府合同。多元的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智库的独立性。

不过，“人在江湖”，智库也绝难生存在真空之中。

智库新宠美国进步中心就遭遇了“过度政治化”的批评。这家智库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极强的党派对抗色彩，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相对美国进步中心与民主党的亲密关系，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则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在研究上一般倾向强硬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

利益集团通常是对智库进行经济捐助的大老板。尽管智库可能并不会因为金钱而直接为其利益服务，但至少在研究重点上，智库可能会突出利益集团所在的相关领域，进而有意无意地设定决策者的关注议程。

此外，政府也绝不仅仅是只会受影响的被动角色，大的政治风向也会对智库的研究形成“反影响”。

美国政府和兰德公司向来有着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但2002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却让兰德公司郁闷了一把。在此之前，该委员会像往常一样，委托兰德公司进行一个对中国未来军事力量进行评估的研究项目。

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兰德公司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结论认为，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但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

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国会，“中国威胁论”正呈高潮之势，尽管兰德公司的结论相对理性客观，但被对华“恶性情绪”萦绕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一结论无法接受，并毫无情面地撤销了对兰德公司的委托。

（摘自《南方周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