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场推动中国变革

张维迎

所谓思想市场，就是学术、观点、言论、信仰的表达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平等竞争。它既包括思想在生产上的自由竞争，也包括思想在接受方面的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为什么重要？是因为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

社会变革是由于新观念战胜旧观念

传统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总是把社会变革理解为不同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们认为，社会变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种利益（变革的受益者）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旧体制和旧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因为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历史分析和现实观察都表明，社会变革之所以发生，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因为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因为理念战胜了利益，或者说，是因为一种（新的）观念战胜了另一种（旧的）观念，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许多看似某种特定利益的胜利，事实上不过是某种特定观念的胜利。

为什么计划经济在20世纪能成为世界上1/3的人生活的那些国家的一种制度，而且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这其实也是理念变化的结果，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理念的产物。但一个理念可能好，也可能坏。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坏的理念，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好的理念，那就使人类进步更快，使人类的生活更好，使社会变得更和谐。

人类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先验地就知道是哪一个理念对，哪一个理念错。这就是我们需要思想市场的原因。一种理念正确与否，只能通过思想市场、观念市场的竞争来检验。

我当然不是说，思想市场竞争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理念胜出。但如果我们想降低错误理念胜出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是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

新观念由普通人或思想家提出，由政治家实践

一种新的理念、观点、思想，从最初的提出，到最后变成实践，类似经济学家讲的一个“迂回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三个环节：生产环节、传播环节和实践环节。处在最上端的生产环节的人，是我们称之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的极少数人，他们的作用是生产新思想，所以我将他们称之为“思想型的制度企业家”。尽管不可否认，有些新观念最初是普通人提出的，但如果没有学者的理论化，草根的观念不大可能变成社会变革的力量。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出版商、教师等处于这个过程的中间阶段，他们的工作是传播思想，将思想家创造的东西进行选择并组合成大众容易理解的东西，然后传播给政治家和普通大众，将其变成社会的共识，所以被哈耶克称之为知识的“二手交易商”。处于这个过程终端的是政治人物和实践家，他们的任务是发起变革，将新的理念变成法律和政策。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在这三个阶段都是适用的。

在思想的生产阶段，思想市场的基本也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意味着学者本身必须有一颗自由的心，学术研究不能有禁区，任何对学术自由的干预都是对思想市场的破坏。在思想的传播环节，意味着现存的观念、习惯、法律和政策都可以受到自由评论。在思想的实践环节，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应该经过广泛的讨论和批评，重大的法律修订甚至需要“全民公决”；在可能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的变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应该允许人们在多种方式中进行选择，而不应该采取中央集权主导的建构主义的方式。“因地制宜”和“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体现了思想市场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思想市场可以避免犯灾难性的错误

我们人类不可能避免犯错误，但是如果有思想市场的话，人类至少可以避免犯那种灾难性的错误。举例来讲，前面讲计划经济就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导致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拉大，给数亿人带来财产甚至生命的损失。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那个时候，有思想市场，学者和媒体人士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定会有人反对计划经济，这个实践绝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带来的损害也就不会那么大。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惠于思想市场。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是重要的，但他们的想法许多来自经济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经济学界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政治领导人的理念重要，

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

如同经济发展有“后发优势”一样，思想市场也有“后发优势”。在开放的社会，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其他国家所创造的思想和观念中受益。但毫无疑问，引进思想比引进技术和产品更困难。这是因为，思想的实践必须与特定的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文化、习惯、制度相结合，而人性在本质上具有抗拒新思想的惰性。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发展出的思想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改革的基本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但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究竟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有基本共识。而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

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是少数精英的事情，而无论政治领导人理念的形成，还是普通大众观念的变化，都是思想市场运行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