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不应被神秘化

王石川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按官方公布的说法，认定自杀死亡的超过四成——有23人是自杀身亡，占到总人数的42. 6%。其中有8人为跳楼自杀，其他的自杀方式有自缢、烧炭、喝农药等。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

前不久有3名位阶不同的官员自杀。4月4日，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被认定为自杀；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被发现自杀身亡；10日又传出消息，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8日上午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每有官员自杀，总有一些高分贝的论调颇有市场，比如，死者为大，人都死了，何必刨根问底？或说官员也有隐私权，不能为了满足知情权而冷漠窥探官员的隐私；还有人认为不应该过度关注自杀官员，这是针对一些网友每见官员自杀便拍手称快，幸灾乐祸，几近有放鞭炮的快感。

对官员自杀确实应该去娱乐化，但更应该去神秘化。官员不是普通公民，他们虽然有隐私权，但因为掌握公权力，需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更何况，一些官员的自杀显得极为蹊跷，比如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何高波。据报道，他死前不久，被纪检部门叫去问了一天一夜的话；还有的官员死前的景状颇为怪异，称之为自杀难以服众。即便是一些官员确实死于抑郁症，公众也有权知道，他（她）什么时候患上的抑郁症，程度如何，有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一个患上抑郁症的官员为何能够一直留在官位上，等等。

官员自杀，死了也不得安宁，这与其身份有关。当自杀消息披露后，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认为这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还有人认为他们其实是“被自杀”——有人杀人灭口；更有人认为这是舍卒保帅，或者“死了我一个，保全几代人”。著名律师陈有西曾分析，官员通过自杀来一了百了，可以避免侦查中的被折磨和屈辱，避免害了家人、害了亲属、害了朋友，同时还可以保住赃款，保住其他的贪腐同僚和上级，为自己的家属求得一个将来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这些推测是否合理，不得而知。但可断言，正因为信息不透明，本来可能属于正常的自杀，也被污名化；也正因为真相没有及时浮出水面，就为坊间的猜测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数以十万人自杀身亡，从这个角度看，有少数官员选择自杀并不让人觉得太突兀。在发达国家，也常传来官员自杀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卸任后虽是一介平民，2009年5月23日，他在散步途中跳崖自杀，震惊韩国，围绕他死因的调查一直在进行。前不久，日本外务省参事官加贺美自杀，其死因同样被调查。调查，既是对官员负责，更是对公众负责。

有媒体总结出我们一些地方处理官员自杀的四字诀，一是快——侦破、发布、火化，一气呵成；二是稳——封锁消息，统一口径；三是准——安抚家属，防守媒体；四是静——官方无奈沉默。也许这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过于急切善后，难免让人不解。越神秘，谣言就越多；越藏着掖着，对官员乃至其家属就越是伤害巨大。官员自杀一般分为两种，一是确实压力大，对此就应该关注官员整体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二是畏罪自杀，或“被自杀”，这就需要更高级别的部门介入调查，不让真相被掩埋。

而官员自杀被热议，自杀官员被贴上各类标签的现象，也反衬出公众对官员群体的“偏见”，这更值得思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认为，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看来，重建官员的良好口碑，除了避免真相躲猫猫，多一些开诚布公外，更需要整肃可能存在的腐败。如果官员个个廉洁奉公，他们的自杀势必赢得同情，而不是揶揄。（摘自《小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