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1970年代：政坛新人的情商

“他伸出结实有力的手，同时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是那种目不转睛凝视的眼神，给人十分专注和真诚的感觉，如同老友重逢，陌生感刹那间消失了。”

43年后，时任罗马尼亚大使馆经参处专员刘锡惠，依然对在罗马尼亚机场见到江泽民的第一面记忆犹新。

而对江泽民来说，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下称一机部）援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这一职务，则是他转型政治的开始。

“他就是江泽民”

1970年代，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与苏联关系恶化，逐渐转向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寻求友谊。尽管中国当时国力十分贫弱，但依然果断做出援助罗马尼亚的决定。

11个援罗成套项目较为集中、考察任务重，一机部领导研究决定，需要一位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既有国内工作经验，又有外事工作经历，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广、懂外语的人来担任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但是时任一机部对外组援外处处长田文远，却迟迟找不到人选。

他向时任对外组负责人张剑飞请示怎么办。张剑飞说：“有一位同志，非常合适，他就是江泽民。”

张剑飞曾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计划处处长，与江泽民共过事。而彼时的江泽民，正在一机部下属的武汉热工所过着近乎闲置的生活——在武汉被停职2年，其后又去“五七干校”的农场劳动1年，按要求养家畜种小麦。

之前在外事活动中，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曾让人印象深刻。1964年5月，中国派出第一个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的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埃克斯累班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年会，时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技术副所长、38岁的江泽民任副团长。年会开始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会议主席宣布开会后提出，由于会员国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与会的南斯拉夫国家委员会主席和芬兰标准协会理事长提请全场起立为尼赫鲁默哀。

由于中印两国关系紧张，代表团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在此瞬间，江泽民当机立断让全团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但没有低头。这个安排回国后被主管外事工作的廖承志表扬，认为应对得体。

张剑飞的推荐，很快获得部里批准。1971年7月28日，考察组总组长江泽民和援罗汽车模具厂考察组飞抵罗马尼亚。

在罗马尼亚的日子

初来罗马尼亚，考察组并没有带罗语翻译，罗方安排了几名刚从布加勒斯特中文系毕业的年轻人，但由于缺乏翻译经验，又不懂技术。语言成了考察组第一道难关。

江泽民决心系统学习罗语。整整一个月内，他坚持刻苦攻读罗语，常常在紧张忙碌工作了一天后，回到他所居住的“联合旅馆”，趁夜深人静，学习罗语到深夜。平时无论吃饭、散步还是出差坐车，都是罗语词典不离身，手拿写满单词的卡片，逢人就问，见人就练。就这样，在罗马尼亚考察工作不到一年，特别是在考察后期的日子里，江泽民已经能用罗语与罗方人员自由交流。

在罗期间，江泽民也非常注意入乡随俗。当时的考察组中，有一些专家热衷于“文革”那一套，在罗沿用国内军队连、营、团的称谓，令罗方相当不解甚至感到不满；也有专家带了大量毛泽东像章和语录，逢人就送，甚至硬往罗方人员胸前佩戴，并以此划线，接受并佩戴的就是朋友，不接受的则被视为不友好。

江泽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化行事，这种做法会让罗马尼亚人反感。他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引导专家们明确肩负的责任，并及时向使馆反映情况。国内得知后，很快指示禁止了这些做法。

当时考察组每人每月只有40元人民币的零用费，光理发就要花掉很多，江泽民就去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借来理发推子，大家相互帮助理发，节省了不少开支。罗方每日供应三餐，但考察组中不少专家不习惯罗餐，吃得很少。江泽民给他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并带头吃罗马尼亚奶酪，甚至是罗马尼亚的传统食品——新鲜的羊奶酪和玉米面糊糊（罗马尼亚人称之为“马玛丽卡”）。

另一方面，他还经常与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联系，给考察组专家安排几次临时中餐，让大家调剂胃口，吃到可口饭菜。有时他也请国内来的代表团或专家组带一些酱菜、咸菜等，以满足部分专家需求。

要讲真话

1971年10月，江泽民中途回国汇报工作。在副部长周子健办公室，根据在罗马尼亚考察的情况，他认为不能照搬援助其他国家的老模式，因而大胆提出建议，要求调整以往援外模式。周子健一听就急了，说：“你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当时处于“文革”后期，提出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

“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江泽民不怕批评，如实反映了援罗考察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实际困难。周子健对江泽民的请示和建议给予肯定，并要他写一份详细书面材料，上报核心小组研究。

回到外事局办公室，同去的田文远说：“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惧怕领导批评，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

“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江泽民说。

考察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不甚了解，加上每个人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实践经验等情况不一样，在工作中难免认识不统一、意见有分歧，经常产生一些小矛盾，从而影响这个临时集体的团结。特别是援罗汽车模具厂考察组，甚至吵架、拍桌子，而且隔壁就是罗方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影响很不好。

江泽民知道后，来到考察组驻地，没有正式召开会议，而是通过挨个散步、聊天等方式开展谈心活动。当天吃晚饭时，江泽民和考察组6位专家围坐在一起，吃烤鱼，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江泽民走后，这个考察组不再出现吵闹现象，彼此都能相互克制。

“大事化小”的“老江”

在一机部工作的10年里（ 1970-1980），江泽民性格开朗，为人随和，平等待人，从不以领导自居，喜欢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他每次出国、出差，司机去接送，如临近用餐时间，他总主动请司机吃饭；出国回来，一下飞机，总要送司机一些小礼品以示谢意。不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平时，他总是亲切称呼下面同志名字，而不加姓，而同志们多半叫他“泽民同志”，不少同志就直呼“老江”，他都欣然接受。

一机部办公室用房紧张，江泽民与副局长毕可峰同在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办公。外事局全体会议，就在这间办公室举行。不少同志在开会期间抽烟，房间里烟雾缭绕。江泽民从不抽烟，对这种环境有点不适应，但没有流露出来，而是很巧妙地打开窗子，说：“你们不怕冷就抽吧，我也不管了。”

但有些事情，不是他“不管”就行的。1976年4月，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江泽民，被要求“清查”天安门事件参与者。不惜冒着政治风险，他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来应对“四人帮”，保护局里同志。

对抄过成本诗词或有过激言论的同志，他采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稳妥做法，保护过关。按当时规定，抄诗几十首就够上隔离审查的线。江泽民亲自审改上报的登记表，按比例折扣到“够线”以下的数量，均归类为销毁后进行局里教育处理的范围，不单独上报。他还要求抄过诗文的同志，立即烧掉这些诗文，并有见证人。

但是，如果外事局“清水一池”，也难以过关。江泽民与其他同志商量后，决定只报邹富明一人，因为他出身成分好、政治表现好，又是局党委宣传委员，只是一位“诗词的爱好者”——在对一机部领导的汇报里，江泽民还特意说明，邹在了解上级要求后马上就将所抄诗词烧毁了。

保护同志的同时，江泽民自己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他和汪道涵之间的密友关系。

江泽民和汪道涵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友，汪道涵的夫人戴锡可也曾是江泽民的直接领导。在上海时，“江泽民成为汪家的常客，他们把江当小弟弟看待。”《江泽民传》中，作者库恩写道。

“文革”开始后不久汪道涵本人受到批判。他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深居简出，默默无语，情绪低沉。当时人们为了与那些被审查对象划清界限，都不愿意或不敢接触他，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

但江泽民坚信汪道涵是无辜的。他冒着政治风险，不顾闲言碎语，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的老领导。这时有人提醒他注意与汪道涵的交往，江泽民回答说：“他当领导在位时我不去打扰，人家有难时我就要关心，我不担心自己丢这顶乌纱帽。”

（摘自《看天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