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检疫　造福百姓

李　颖

“稍等，我接一个电话。”采访还未开始，办公桌上的电话传出一阵急促的铃音，黄冠胜拿起电话，有条不紊地布置起工作来。

放下电话后，黄冠胜对着记者歉意地一笑：“我们司的工作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多，大事多、急事多、难事多、外事多，敏感的事情多，突发事件也多。”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黄冠胜如数家珍般地向记者讲述了“动植司”上半年处理的几件大事：协助产业界从非洲进口象牙原料，接待日本农水省代表团来华检查灵长类动物出口企业，接待欧盟对我国出口宠物食品安全卫生监控体系进行检查，促成哥斯达黎加牛皮对华出口，处理三氯杀螨醇事件，应对韩国实施新的水生动物疾病管理法和日本实施新的宠物食品法规，加强对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和保证出口农产品的安全和卫生，保证供港澳农产品的安全……他最后强调，“当然，重中之重还是对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

“4月25日，当新闻媒体报道墨西哥发生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后，动植司第一时间在总局集合，紧急研究部署防控工作。”谈起这次突发疫情，黄冠胜颇多感慨。

疫情刚刚发生时，黄冠胜便立即调动精干人员，及时整理发布《甲型H1N1流感疫情快讯》。这个“疫情快讯”每天上午、下午两次上报有关领导和有关司局，截至6月底，已经编印100多期了。自疫情暴发以来，这些及时、准确、全面的境外疫情信息，极大地增强了防控工作的针对性。

此次疫情刚刚发生时，它的名称为“猪流感”。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使用“A型流感”替代“猪流感”指称当前疫情，我国卫生部公告中则将这一疾病称为“甲型H1N1流感”。

世卫组织表示，虽然这种新型病毒是由猪流感病毒演变而来，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病毒只是使人患病，还没有发现猪被感染的病例。这么一来，大家都以为流感与“猪”不再有任何关联，但在黄冠胜看来，除了对人的防控与治疗之‘外，甲型流感显然还有更多的严峻挑战。

“这次的流感，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具有很高的风险。老百姓只注意到对来自疫区人员的隔离，并不了解我们对猪的检疫更加严格。”黄冠胜面色凝重地说道，“猪和其他动物不一样，它感染流感病毒后时常不发病，但是它会通过孵化器组合，变成新的变异流感，再传染给人，可能造成流感大流行。”

疫情发生后，“动植司”及时调整进口猪的检疫措施，一方面重点加强在陕西和天津隔离检疫从美国进口的种猪，逐头进行猪甲型H1N1流感排查；另一方面立即对正在境外预检、拟进口的加拿大和法国的种猪进行甲型H1N1流感检测。黄冠胜说，为了不出问题，要求做到“进口猪头头检出口猪批批查”。

一道隐形的防火墙

其实，此次流感疫情还蕴含着另一层不为人知的风险。黄冠胜解释说：“引起此次疫情的病毒是一个新的株系，我国原来并没有这种株系。这类病毒一旦进入国内，将对畜牧业和人的安全形成潜在的隐患，还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的原因。”

黄冠胜介绍说，我国进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的1903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有了国际间贸易和疫病疫情的传播，就有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动植物检疫一直被外国列强所把持。那时的旧中国，主要的任务是向别的国家提供出口商品的服务，而没有从防止疫病传入的角度独立行使过动植物检疫主权，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事实证明，诸如甘薯黑斑病、蚕豆象、棉花黄枯萎病、马传染性贫血、牛瘟等多种危险性动植物疫病传入我国后，使我国成千上万的百姓遭受饥荒之苦。

“动植物疫病疫情直接危及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大型的疫病暴发后，对人类、对环境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说起疫病的危害，黄冠胜不禁锁紧了眉头。

因有害生物的传播而造成危害和经济损失的事例不胜枚举。黄冠胜说，美国曾爆发过一场“鸡瘟”，为扑灭这场瘟病，美国政府前后共花费了5600万美元。发病期间，全球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禽蛋产品实行禁运，严重影响了美国禽蛋产品的市场供应和对外出口。

黄冠胜说，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例子。那是1978年3月，欧洲国家马耳他的养猪场接连出现生猪因高热、皮肤紫绀、内脏出血而死亡的病例。后经查实，此次生猪死亡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在短短1个月内，非洲猪瘟便波及马耳他全国304个猪场，导致2.51万头猪发病。由于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该国政府不得不下令把猪全部宰杀。到了1979年1月，马耳他境内已经没有一头活猪，开创了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因一种传染病的传入而使一种家畜绝种的先例。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祸首，仅仅是农户给猪喂饲了飞机上的残羹剩饭。

“历史的代价是惨痛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加强了动植物检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逐步形成了中国动植检体系。”说到这里，黄冠胜的眉心才稍稍舒展开来。

设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有害生物都“移民”到中国落户，现在的我们又将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呢?记者心中思量，幸亏有这么一道隐形的防火墙。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外贸出口急剧下降，已经有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面临生产停滞或破产。与此同时，国外低价产品的进口，对中国农产品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近年来，孔雀石绿、苏丹红、三聚氰胺等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外国人对中国的食品一直心有顾忌，也对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

“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在当前这个大的国际环境下，要扩大出口，拉动内需，不仅要求我们把好进口关，同时更要严把出口关。对此，我们必须要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质量，便利通关，才能扩大市场，促进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从黄冠胜的话语里，记者听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技术壁垒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如，北美防止亚洲型舞毒蛾传人检疫措施、美国的莱西法案、欧美因星天牛对进口苗木采取紧急措施、韩国出台水生动物疾病管理法，等等。

最近3年，仅WTO成员国出台的措施就有3500多项，平均每个工作日高达5项之多。“对此，我们必须加大应对贸易壁垒的力度，加大对外交涉力度，利用双边、多边磋商机制，打破贸易壁垒，促进对外贸易。”黄冠胜说道。

事实上，连续多年，国际上疫病疫情呈高发态势。随着国际贸易和现代化物流的飞速发展，疫病疫情传播风险明显加剧。“我们每年都在口岸截获2000多种20多万次有害生物，防范疫病疫情跨境传播的任务空前繁重。同时，国内的疫情也不容乐观。”

黄冠胜向记者透露：“眼下，非洲猪瘟疫情已传到周边国家，俄罗斯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已经相继发现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的生猪。我国是一个养猪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包括港澳地区的生猪供应也主要依赖内地。如果非洲猪瘟传入我国，必将引起大范围的流行，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我们正在制定非洲猪瘟的防控计划，严格加强对有关国家进境的物品和旅客携带物的查验，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动植检业务迅猛发展，但人力资源配置却不尽合理，基础工作、基层建设还较为薄弱。

与国外有些重视检疫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源与之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加之中国地域面积广阔，有长达几万公里的边境线，对于因自然迁徙等因素而可能引发的疫情，只能做到点、线控制，而不能做到面面俱到。

而且，目前中国人的检疫意识不强，只要不发生死亡事件，一般不会引起人们对动植物检疫的重视，这更是对动植检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提高国人的检疫意识。而在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检疫早已被写进了教科书，让人们从小培养责任意识。

“所以，对于动植物疫情疫病的防控，还需要系统内外、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的协调配合，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共同努力。”来自多方的压力与挑战，给工作在动植检战线上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黄冠胜却表现得信心百倍，“动植检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化挑战为机遇，把动植检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