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邓小平旋风

默少克

在布热津斯基先生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邓小平在他家里用餐的照片。面对这位国际地缘政治大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美关系一线见证者，我们问了他一个问题：那天晚上的家宴，你和邓小平谈了什么？

布热津斯基告诉我们：“那不是一次正式的谈判，而是友好和开放的讨论。我们谈了国际政治、中美合作、‘文革以及他在其中的个人悲惨遭遇。”

这次晚宴，是邓小平访美的第一项外事活动，这次访问总共花去了一周时间。随后的历史证明这一周讨论和发展的议题是如何重要：中国对越南出兵、派遣留学生、中美军事合作、最惠国待遇……

甚至是邓小平访美的一些不经意细节都产生了无尽的影响：他参观的波音飞机公司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飞机提供商、约翰·丹佛的代表作《Country Roads》成为千百万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代表团里不起眼的叫杨洁篪的随员是现任中国外交部长。

漫长的铺垫

1977年8月，卡特派出了国务卿万斯出访中国，访华结束后，他曾经建议双方出一个联合公报，被中方谢绝。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比万斯成功，一方面是他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得更积极主动，更重要的是，1978年5月，他访华时，中国政治形势明朗，邓小平的地位已经稳固。

布热津斯基见到了华国锋和邓小平，很显然，邓给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布热津斯基回忆说：“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沉浮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在当晚的宴会中，邓不断将各种山珍海味往布热津斯基的盘子里添加，相互频频祝酒。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邓小平有兴趣访问美国。邓还神秘地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想加紧推动美中关系的进程（这一点得到了黄华回忆录的证实）。布热津斯基回应，我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中设宴答谢，邓微笑答应了。

1978年12月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又过了24小时，邓告诉美国人，他要去美国。

当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得知中美建交的消息时，布热津斯基回忆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刷白，耷拉下巴，半天说不出话。

邓小平旋风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正式出访美国，为期一周。在双方的计划里，这原本是一次礼节性拜访，但明确改革开放思路的中国人和与苏联对峙处在下风的美国人不约而同地，把这次访问推进成了历史性事件。此时，美苏在战略武器谈判上，虽然有所进展，但彼此纠缠不清。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扩张势力，在越南和阿富汗等要害地方，也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同时，美国的外交形势硝烟不断，邓的访问无疑是一份大礼。

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接待了邓小平。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21响，政府首脑19响，副总理级官员17响。白宫为邓小平破格鸣放了19响礼炮。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引导着邓小平朝白宫屋内走去。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卡特对邓小平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在青岛呆过。”邓小平则说：“是青岛吗？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在正式见面前，中方的一个请求让美国人觉得紧张——邓希望和卡特单独谈谈越南的问题。此时，越南攻打红色高棉控制的柬埔寨，并与中国摩擦不断。

在与卡特的正式会谈中，邓的发言和他的性格一样，开门见山。他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在世界扩张的行径，并主张中美合作，他谨慎地说这并非表示中美马上结盟，但在私下谈话中，他的意思更加明确而尖锐。

布热津斯基确认了一个关于邓的故事：卡特提出关注人权问题时，请邓对中国人移居国外的问题采取灵活态度，邓探着身子问卡特：“好，我们可以让他们走，你们准备接纳一千万人吗？”

在最后双方的联合公报中，中方提出要写反对“霸权”，在美方看来这显然是暗指苏联。美方并不希望美中关系过分刺激到苏联，最后公报写成了，双方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后半句是美国人加入的。

在那次单独会谈中，邓小平果然谈到了越南问题，用布热津斯基的话形容，邓“在他们的脚下丢了一颗炸弹”。邓先提出中方观点：越南占领柬埔寨是苏联唆使的，是苏联窥视东南亚的基地，中方决定需要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说“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气焰，适当教训他们”。邓没有解释“教训”是什么意思，但强调了教训的范围和时间是有限的。他分析了苏联的集中反映以及中国将如何对付，他把最坏的可能性也分析了，他说即使那样，中国也能顶住，只是希望美方在国际上给予“国际支持”。

尽管美方已经有所准备，但当邓提出“教训”时，卡特还是没有立刻给出明确的意见。他说，这个严肃的问题需要商量之后再决定，但他希望中方举动能克制一些。

邓小平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定，他确信，这次军事行动时间很短，一二十天就足够了。他坚信世界舆论会支持中国。事后的战事表明，越南被迫部分撤军，苏联并没有实际行动，而中美关系经受了一次战火的洗礼。

邓小平给卡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卡特在日记里回忆说：“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器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在晚宴期间，两位领导人的话题很有趣：邓喜欢谈论中国和人民生活改善，而南方农场主卡特试图去说点别的，他们就基督教传教活动展开了一场争论，至少在卡特看来气氛还是平和的。邓勉强承认，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有一些是好的，但许多人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成西方方式。卡特提到传教士建立了很多医院和学校，邓则说那些医院和学校还在，但他反对恢复任何外国人去传教的活动，并说中国的基督徒同意他的意见。卡特建议应当允许不受限制地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邓答应研究此事。

建交后，中美领导人所谈的问题已非常务实，美国的最惠国政策与对方的移民政策挂钩，卡特提出如果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遭国会反对。邓表示，在移民問题上中国和苏联不能相提并论。 在晚宴上，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在国内遇到了亲台势力制造的政治困难，他开玩笑地问邓，中国是否也遇到类似麻烦，邓马上回答：“是啊，也有问题，台湾省就有人反对。”

邓小平的外交魅力，在这次访问中得到充分展示。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上，最后的节目是两百多个美国孩子用中文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表演结束后，邓情不自禁抱了孩子亲吻，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和美国孩子的亲密举动立刻打动了美国人的心。

在德州访问期间，美方安排了一场牛仔表演，当邓小平一把抓起牛仔帽戴上时，全场沸腾。这个镜头随着电视画面的播出，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的标志性事件。

在邓小平访美之前，对于共产主义的两大势力，美国外交界的主流观点是“一视同仁”，但是随着双方交流的密切，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契合点日益增多，尤其是军事合作逐步加强（两国国防部长相互拜访，美国开放了四百多种用于军事后勤的先进技术装备给中国），美国人的天平已经明显偏向了中国。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