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影响

王艳萍，冯正强，潘 攀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格局下，国际挑战频发，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动能不足，中国陷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提速换挡的阵痛期。为维护国家安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势在必行[1]。就内部需求而言，中国将投资目标由海外发达国家转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国际投资的新领域，有利于拓展新的市场和投资空间，把中国产品带入世界市场；就国家安全而言，中国周边形势愈加复杂，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帮扶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加深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更有利于强化与周边各国的政治交流，建立政治同盟[2-3]。由此可见，探讨如何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对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均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虽然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占据明显优势，但投资环境仍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国家制度安排存在缺陷[4-5]，这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Blonigen[6]指出，东道国制度缺陷显著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如腐败寻租成本和资产被剥夺的风险，导致投资者成本明显增加，但损失和收益却难以预估。因此，本文基于东道国制度的视角，从腐败控制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三个维度出发，探讨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无论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国战略选择，还是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投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现有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却并不多。就目前发现的文献而言，学者们主要从投资效率、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展开了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围绕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进行了评价。例如，田泽和许东梅[7]基于DEA-Malmquist方法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大幅提升，并且对不同国家的投资效率差异较大。一部分学者探讨了投资动因对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彭冬冬和林红[8]以2005—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为研究对象，结合东道国制度环境，考察了不同投资动因如何影响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选择，发现不同投资导向的中国企业会根据东道国制度环境选择不同的国家进行投资。另一部分学者则考察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王颖等[9]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GDP以及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但他们的研究要么在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评价时，仅考虑了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产出指标，却忽视了中国在其中的经济效益，要么忽视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尤其是腐败控制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而本文尝试揭开这一黑箱。该问题的回答不但能丰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相关文献，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认识，为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借鉴。

综上所述，本文以2007—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越高、政治越稳定、政府效率越高，则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越高。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在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应当重视东道国的制度保障和政治风险，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效率，在造福于东道国经济建设的同时，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初衷。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以往仅仅基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单一产出视角考察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不同的是，笔者结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初衷，即在帮扶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与沿线国家开展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济转型理念，本文同时涵盖了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和中国对东道国贸易往来流量的两个DEA产出维度，评价了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其二，本文从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三个视角出发，综合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建设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影响，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投资策略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为中国企业对东道国投资选择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

腐败通常表现为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及其行贿受贿行为，会导致国家陷入制度的低效率，市场陷入严重的扭曲中[10-11]，对当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极为不利[1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生产和经营环节均需要在东道国进行，因而对东道国政治环境的依赖程度非常大，可见，东道国的腐败问题对中国在其国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重大。

具体而言，东道国有效地控制腐败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影响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降低寻租成本。Murphy等[13]研究表明，腐败的非法性与隐秘性创造了大量寻租空间，若生产回报低于寻租回报，人们就会转而从寻租活动中寻求更便利的盈利方式，由此导致社会资源大量流向寻租活动，产生资源的错配。因此，东道国对腐败控制程度越高，当地资源分配则越合理，中国企业就能够避免不得不迎合当地官员以争取更多资源的寻租行为[11]。其二，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对腐败控制程度较强的国家意味着制度完善、执法高效，可以为跨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14]。在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问题上，中国不仅提出了原则，还同时提出了具体实现的组织机制和行动计划——正以“三位一体”的方式[15]构筑国际反腐败的新格局，因为健全的法治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市场机制，能够对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公正的惩处，而不会包庇本国企业，有利于为中国投资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16]。其三，提高生产经营效率。Mauro[12]指出，腐败会减少投资总量，阻碍国家经济增长。面对东道国的权力腐败，无论中国企业是主动寻租还是被动遵从，都会耗费非常大的人力物力来构建政治关系[17]，若东道国能够通过制度约束有效控制腐败，则中国企业会把更多投资集中于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开拓东道国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越高，中国对其的投资效率则越高。

(二)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投资国选择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因为，一旦东道国发生战争、暴乱、政权被推翻和恐怖袭击等威胁政治稳定的事件，就会极大增加中国与其投资合作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项目合作中断。若东道国内部发生政治动荡，经济发展停滞，则很可能被迫中断与中国的投资合作，致使中国前期成本无法收回。其二，执法部门缺位，法律效能低下，中国企业的资产可能遭到暴动人员转移和侵占，且员工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其三，东道国有关国际投资合作的政策法规不确定性增大。国家政策法规主要由当权者立足国情制定，若东道国当权者政权频繁受到挑战，或者国情瞬息万变，那么其政策法规受到调整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甚至引发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波动[18]等不利于外商投资的各类问题。显而易见，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与中国在其投资息息相关，若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低，将会极大增加中国对其投资成本，并且投资损失无法预估。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越高，中国对其的投资效率则越高。

(三)东道国政府效率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

东道国政府效率与该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建设水平休戚相关，政府效率越高，则国家市场监管体系越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越受重视、政府公信力也越强，这无疑在为中国对东道国投资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和运营环境。张梁梁和杨俊[19]利用1998—2013年中国各省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优良的政府效率能够显著提升当地经济增长水平。崔娜和柳春[20]以2006—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考察了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出口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效率越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出口企业的制度保障越健全，交易成本和贸易阻碍越少，因而越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黄一玲[21]提出开展东道国和母国“互惠”战略，构建多层次合作博弈机制、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等风险防范建议。由此可见，虽然过去的文献并没有直接探讨东道国政府效率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但根据他们的研究，本研究可以预计，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中国对其的投资效率则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以2007—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观测值后，最终得到382个观测值，共涉及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官方报告以及借助国家统计局官网、世界银行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等网络平台，手工搜集整理而成。此外，为控制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进行Winsorize处理。具体的变量定义与衡量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与衡量

(二)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三个视角，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具体地，本文通过构建模型(1)来考察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构建模型(2)来考察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构建模型(3)来考察东道国政府效率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其他变量是基于现有文献设定的控制变量。另外，本文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年度固定效应。

InvEfficiencyit=β0+β1CorControlit+γControlVariablesit+εit

(1)

InvEfficiencyit=β0+β1PolStabilityit+γControlVariablesit+εit

(2)

InvEfficiencyit=β0+β1GovEffiit+γControlVariablesit+εit

(3)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分析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InvEfficiency)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951、0.070、0.723和1.000，这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普遍较高，基本达到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项目的初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控制程度(CorControl)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840、0.491、2.000和3.500，这说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均较为完善，有利于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稳定程度(PolStability)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259、0.948、-2.810和1.528，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差异较大，多数国家政局动荡，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对其的投资效率受到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效率(GovEffi)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76、0.735、-1.497和2.437，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府效率同样迥异，部分国家的政府效率低下，可能会影响中国对其的投资效率。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变量的相关性结果。由表3可知，东道国的腐败控制程度(CorControl)和政治效率(GovEffi)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InvEfficiency)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PolStability)虽然与投资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总体来说，根据表3的分析结果可知，各解释变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与预期假设基本一致，并且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明模型的变量选取较为合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表3为我们提供了变量间相关密切程度的一定依据，但主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影响关系还需通过接下来的回归分析做进一步检验。

表3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二)多元回归分析

1.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

表4报告了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模型(1)未控制任何控制变量，模型(2)控制了东道国经济状况、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除年度固定效应以外的所有控制变量，模型(3)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及东道国经济状况、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所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模型(1)中，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CorControl)系数为0.035，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模型(2)中，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CorControl)系数为0.04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在模型(3)中，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CorControl)系数为0.04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见，即使在控制其他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因素后检验结果依然可靠。结果证实了，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会受到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的影响，支持了本文的H1。这表明，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越高，说明国家制度越完善，这大大削弱了当地企业的寻租空间，降低了中国投资开拓东道国市场的难度，因而投资效率更高。

2.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

表5报告了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模型(4)未控制任何控制变量，模型(5)控制了除年度固定效应以外的所有控制变量，模型(6)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模型(4)中，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PolStability)系数为0.004，不显著异于0，但当模型(5)和模型(6)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PolStability与InvEfficiency之间的关系依旧为正，且变得显著。结果证实，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同样会受到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的影响，支持了本文的H2。这也说明，东道国政局越稳定，社会动荡、货币汇兑受阻以及市场崩溃的可能性则越低，中国投资遭受威胁乃至损失的可能性也相应越低，因而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相应更高。

3.东道国政府效率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

表6报告了东道国政府效率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模型(7)未控制任何控制变量，模型(8)控制了除年度固定效应以外的所有控制变量，模型(9)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东道国政府效率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模型(7)—模型(9)中，东道国政府效率(GovEffi)系数分别为0.030、0.033和0.034，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结果证实，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会受到东道国政府效率的影响，支持了本文的H3。这是由于，东道国政府效率反映了当地政府对民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保障程度，以及政府出台政策的可信度，这代表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若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则当地的投资环境越有利于中国资本进入，因而有利于提升其对东道国的投资效率。

表6东道国政府效率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先通过重新定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再运用Tobit模型分别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来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1.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

本文在原有DEA投入产出指标的基础上(见表1所示)，运用MaxDEA5.2软件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DEA综合技术效率，并据此重新定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InvEfficiency2)，接着对回归模型(1)—模型(3)再次进行拟合。

回归结果(1)由于受版面所限，回归结果略，留存备索，下同。表明，在重新定义投资效率后，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确会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具体而言，东道国的腐败控制程度(CorControl)、政治稳定程度(PolStability)和政府效率(GovEffi)均会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InvEfficiency2)。

2.运用Tobit模型

笔者认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各国进行投资的目的是综合性的，既为了加强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贸易协作，互通有无，又为了履行大国责任，承担国际开发援助义务，因而为了更全面、更综合地衡量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笔者采用了DEA方法进行测度。但DEA方法测度的投资效率取值范围在0—1之间，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估计，其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使用了Tobit模型对回归模型(1)—模型(3)再次进行了估计。

回归结果说明，使用Tobit模型对本文各个模型重新估计的结果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结果完全一致，再次证明了东道国政治风险越小，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效率越高的研究假设。进一步地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7—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第一，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越高，则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越高；第二，东道国政治越稳定，则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越高；第三，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则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越高。以上结论综合表明，东道国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中国资本发挥效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得到如下启示：本文同时基于腐败控制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三个维度，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不仅从新的视角扩展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理论，而且为中国对外投资国家的优化选择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