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评介——基于现代货币理论视角

黄逸江

(美国丹佛大学经济学系，科罗拉多州 丹佛 80208)

一、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新秩序

主流经济学对于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崇始于简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长期以来，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发展之路，甚至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1978年后的飞跃式发展简单地归功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并认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就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内容和方向。但笔者认为，过去几十年真正获得经济大发展的国家无一不是反对自由市场主义、反对自由贸易主义、强调国家调控的儒家文明体，如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恰恰是贯彻自由贸易主义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彻底的经济体，如东南亚(除新加坡外)和拉美国家等反而陷入了“穷者越穷”的怪圈。这些主动降低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无条件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发现其国内经济和就业极度依赖外需，国内市场被外资企业垄断(如对外资最为开放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多年来无法发展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与实施限制性外资策略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进出口比价指数愈发恶化(即必须出口更多的低附加值商品来进口等值的高附加值商品)，并最终落入外债陷阱、失去经济主权。

这些历史现象绝非偶然。贾根良教授在书中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崛起的大国都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之路：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或比自己落后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笔者认为，贾根良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自由贸易的批判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对历史的反思，比起热衷于通过计量模型“证明”主流经济学的文献更值得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否则中国经济学界既不能脱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理论创新，也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可行方案。自由贸易的对立面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如何通过“不对称全球化”道路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新秩序。

除提出对外贸易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外，贾根良教授还对以贸易顺差为目标的主流对外贸易战略提出质疑，进一步探索了何谓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停止继续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从根本上瓦解通过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财政部发行国债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以便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

代厨人做饭。比喻越过界限而代替他人做其本职之事。《淮南子·主术》：“不正本而反自脩，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匠斲也。”《聊斋志异·红玉》：“君有欲讬诸人者，请自任之；欲自任者，愿得而代庖焉。”参见“庖代”、“越俎代庖”。 〔2〕229

上述对贸易顺差优越性的质疑和建立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建议与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张完全一致：一是以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可能作为全球经济的通用模式；二是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贸易顺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贸易逆差应尽可能避免。然而，出口的本质是以本国的实体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换取以外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进口的本质是以本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换取外国的实体经济资源。因此，贸易顺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亏损；贸易逆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获利。故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用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换取美元，直接满足的是美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间接助长美元霸权。因此，真正的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秩序，应通过“不对称全球化”，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以降低实体资源的损耗。

二、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碾压混凝土因其具有施工速度快的优点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大型碾压混凝土大坝施工中，碾压混凝土日浇筑上万立方已较为普遍。即使是在小型碾压混凝土坝施工中，碾压混凝土的日浇筑方量通常也能达到一千立方以上。一般情况下，只有混凝土拌和系统的生产能力足够高的情况下，碾压混凝土的施工强度可以是同等条件下常态混凝土施工强度的3倍以上。

而二进制粒子群算法[6]，速度更新公式不变，含义有所变化。状态空间中的每一个粒子的位置xid值为0或1，选择哪个则取决于vid的大小，即速度为位置取值的概率。分两种情况：① vid较大，xid较大概率取1，较小概率取0；② vid较小，xid较大概率取0，较小概率取1。

(4)在“补偿”条款中补充经投资国请求东道国提供“保护与安全”的义务。其大致内容可为：“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国家紧急状态、叛乱、暴乱或其他类似事件，缔约一方可以向该缔约另一方提出合理的安全和保护要求，缔约另一方应当及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及其投资、人员、财产受到侵犯或扩大侵犯。”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源于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这些贸易顺差形成了中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由于美国国债能够提供收益，中国就把不能赚取任何收益的美元换成了能够获得收益的美国国债。但本质上，美元和美国国债都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前者不支付利息，后者支付利息。美国是如何“偿还”欠中国的国债利息的呢？美联储将这些国债持有者的美元账户的数字增加，然后把他们的国债账户的数字相应减少。因此，以贸易顺差为目的、以自由贸易为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不能为中国在中美关系上带来任何政治和经济主动权；相反，其在本质上是中国主动接受美国对中国实体资源的掠夺和对美元霸权的维护。理论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使美元不断贬值，但现实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选择将赚取的美元在华尔街进行投资。因此，美国贸易账户逆差对美元贬值的压力被美国资本账户顺差抵消，使得美元的购买力常年稳定。

中国是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中央政府作为人民币的发行者同样不可能因为以人民币结算的国债而破产。对货币发行者而言，税收并非是为政府支出而筹款，而是政府支出使纳税变得可能。在现代货币体系下，税收的目的是创造出民间对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的需求，使政府指定的货币成为民间需要的交易媒介，即“钱”。由于纳税是现代国家对其国民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国家又规定纳税人必须以国家指定的货币来履行这项义务，税收就创造了对政府货币的需求。政府支出实际上是帮助民间完成对其纳税义务的履行。因此，对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真正具有违约风险的是企业债、个人债以及以外国货币结算的外债，而不是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债。

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贡献是其从宏观会计准则的角度论证了财政赤字的必要性和功能性,即对任意一个国家而言，本国政府余额+本国民间余额+外国余额= 0。基于，全球收支余额 =全球总收入-全球总支出 =0的宏观经济会计准则，Wynne[1]提出，对任意一个国家而言，全球总收入和全球总支出可各分为三个部分，即：全球总收入 =本国政府收入+本国民间收入+外国收入；全球总支出 =本国政府支出+本国民间支出+外国支出。则(本国政府收入-本国政府支出)+(本国民间收入-本国民间支出)+(外国收入-外国支出)= 0，即本国政府余额 +本国民间余额 +外国余额 = 0

既然贸易顺差是实体资源的亏损，为何政策制定者还热衷于扩大贸易顺差？主流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出口能带来就业和外汇：前者稳定社会，后者稳定汇率。这个观点看似正确，但其前提恰恰是接受了现有的国内保守财政和美元霸权的设计，导致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体系中难以得到提升，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故以扩大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质上与中国供给侧改革等产业升级的强国目标相左。因此，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秩序的实现基础应是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即通过新政策设计拉动内需，使就业创造不再依赖于出口，并通过新政策设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由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是以内需替代外需，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就是扩大有效内需的一系列必要政策和配套改革。贾根良教授在书中结合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选择。

贾根良教授在书中也引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贡献，即货币主权国家的财政赤字的实际限制条件并非货币资源限制，而是实体资源限制。一个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即本国企业和个人的纳税以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结算，且国债以本国货币结算)，不可能由于本国货币和国债的发行而破产。其原因在于国家是货币的发行者，而非使用者。现代货币理论作为对后金本位时代货币银行学的革新，强调如下基本事实：货币发行者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商品；货币发行者也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家债券。

Wray[2]在为美国国会财政预算委员会作的《重审国债的经济成本》的听证报告中，根据该宏观会计准则整理了美国1960—2019年的体系收支余额。从报告中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在过去数十年间不仅实施赤字，还在大部分年份实施超过其贸易赤字规模的较大赤字，使其本国民间余额在绝大多数年份为正。而美国历史上出现经济危机恰恰是美国政府赤字减少、贸易逆差增大之时。报告显示，美国民间资本分别在1997—2001年和2005—2008年发生连续亏损，分别对应了美国2001年的经济衰退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美国政府分别在2001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采取赤字政策(其中，2009年财政赤字高达GDP的13%)将美国民间资本重新推向盈余，进而稳定了美国民间企业的偿债能力和个人的消费能力，使经济没有出现如1929年经济大萧条般的“自由落体”。纵观美国历史，其财政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都处于赤字状态。特朗普执政后，把实施财政赤字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从2016年的0.587万亿美元提升到2019年的0.984万亿美元，逐渐接近2009年美国经济大衰退时的1.400万亿美元赤字规模。美国民间资本的稳定带来了消费的稳定和就业的稳定，以此抵消了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行业疲软。故赤字经济的核心逻辑即通过财政赤字补充民间资本盈余，从而有效拉动内需。

根据本国政府余额+本国民间余额+外国余额=0的宏观会计准则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数据，可以发现，1994年以来中国民间盈余由外国赤字(即中国贸易顺差)和中国政府赤字共同构成。中国民间盈余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达到8.800%的历史高点，而在2015年后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同时中国政府赤字的增幅不够。因此，若要实现贾根良教授关于“不对称全球化”和减少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战略，中国政府必须增加赤字以稳定中国民间企业和个人的收支盈余以增强民间企业和个人的偿债能力，从而减少中国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简而言之，内需的决定性条件就是民间资本是否充裕。而要使民间资本充裕，必须稳定并加大国内财政赤字。上述源自现代货币理论的分析与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批判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缺乏事实依据的论证互为补充，结论均为中国政府应扩大财政赤字以实施功能性财政，进而推动以内需代替外需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新模式的建立。

同理，国债的发行也不是为了给作为货币发行者的政府筹款，而是提供一种金融产品来吸取市场中过多的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帮助中央银行调整准备金利率。当前美国政府想要增加赤字，程序是美国财政部发行新国债，美联储间接兜底购买，然后再将美元汇入美国财政部账上，最后再进行花销。我们需要注意的：一是国债本质上是持有国债者的财富，而由于这些持有国债的人就是民间企业和个人，因而国债增加即民间财富增加，故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债的增加从来就不应该被忌讳；二是美国把赤字债券化的结果是创造出大量违约风险为零、以美元结算的美国国债，以此吸引国际资本回流华尔街，稳定美元汇率并以此巩固美元霸权。

上述现代货币理论对国家财政的诠释对中国财政金融改革的启示巨大，正如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所言，中国中央政府应推行如下政策措施：一是通过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以扩大民间资本盈余，从而有效拉动内需、稳定就业；二是建立庞大的人民币国债市场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资本提供一个如同美国国债一样零风险的资产品种，因而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从而增发人民币国债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恰恰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手段；三是以内需为主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建立可以逐步减少贸易顺差，这不仅能减少中国实体资源损失，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原因在于中国贸易逆差意味着外国作为一个整体将持有过剩的人民币(即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实现增发)，故贸易逆差和稳定而庞大的人民币国债市场能够吸引人民币回流中国，从而稳定人民币汇率。在笔者看来，贾根良教授的上述建议是在结合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参考了美元霸权体系的原理后，对中国如何同时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减少贸易顺差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论述。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和贾根良教授并不主张无限制的财政赤字，如在失业率已为零的情况下，新增财政赤字只能带来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对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真正的限制并非财政税收，而是实体经济瓶颈。但现实往往是哪怕通货膨胀率并不高，政府赤字在实现零失业率之前就因为主流经济学“政府赤字即妖魔”的理论迷信所带来的3%的赤字率红线问题而停止。

三、结 语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核心是以内需为主代替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内需的决定性条件在于民间资本是否充足，而要使民间资本充足，就必须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同时，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并增发人民币国债恰恰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手段。上述结论正是贾根良教授在其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中结合现代货币理论对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深刻论述。对政策制定而言，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以为落实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政策改革提供参考。对经济学发展而言，该书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有力地批判了诸多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奉为真理的经济学法则，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创新提供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货币理论是对后金本位时代国家货币主权的客观描述，也是建立起中国“制度自信”的现代货币银行学的理论基础：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应充分利用国家财政的生产力落实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从而塑造一个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