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变革和非经常性损益与盈余管理

孙世敏 董馨格

摘 要：本文采用2012—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以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收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作为影响盈余管理的变量，运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推断2017年会计准则变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应计盈余管理现象一直存在，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实施前上市公司呈现负向盈余管理，修订实施后上市公司呈现正向盈余管理。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实施后，资产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关系显著，营业外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盈余管理关系不显著。进一步利用资产减值损失与扭亏动机交互项进行回归表明，资产减值损失与扭亏动机存在互补效应。最终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由此说明2017年会计准则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盈余管理，但仍需要完善资产减值政策和外部监督机制。

关键词：会计准则;非经常损益;盈余管理;应计利润;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11-0118-09

一、引 言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所有權和经营权分离，代理人会从自利角度来管理公司，委托人从自身角度出发，会寻求对代理人进行监督，代理人为了维护双方利益会产生盈余管理行为。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是信息优势者，他有必要向委托人履行受托责任并报告其行为，而委托人是信息劣势者，他在委托过程中会向代理人问责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为取得高收入和奖金，代理人会在债权人、股东等委托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盈余管理来操控利润，以此来达到自利目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传递有关盈余和风险的信息。因此，盈余管理可以作为一种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使股价更好反映公司前景的机制。同时，正向盈余管理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盈利较好的信号，这有利于投资者加大投资意愿，提升公司的股价。委托代理中交易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需要签订契约，而契约是与会计信息相关的。会计准则的出现会使交易双方对自己的利益做出预测，并利用会计信息为自己服务。会计准则也会约束企业内外部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减少交易成本。如果会计准则漏洞太多，企业会利用会计准则的漏洞进行盈余管理，这势必会导致会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受到破坏，不利于客观评价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方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从而导致增加契约成本。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盈余管理成为实证会计研究的重要问题。1985年，国外学者Healy[1]在“奖金计划对会计决策的影响”一文中，将会计收益分解为经营现金流量、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操纵性应计利润。之后一些学者分别从资产减值、股权激励、高管变更、内部控制等角度对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魏明海[2]认为，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因此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会产生一定影响。已有研究也显示，权责发生制与现金流量制相比会提高对股东保护强的国家的会计有效性，因此，上市公司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也会因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我国于1993年开始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经过多年发展和完善，到2006年会计准则逐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顺应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趋势，2014年财政部对会计准则部分内容进行修订，伴随着我国2017年会计准则的修订，盈余管理问题再一次引起热议。由于2017年国内外会计准则对影响应计盈余的修改甚多，盈余管理空间是否扩大、准则修订是否存在问题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2017年会计准则变革仍然强调了以权责发生制为主的会计基础，并再一次对金融工具、收入、非流动资产的处置等条款进行了大规模修订，这也意味着应计利润很可能成为企业管理者重点操纵的对象。

现有文献研究了2017年会计准则变革之前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但是关于2017年会计准则变革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尝试进行适度扩展。在研究问题上，选取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2012—2018年季度面板数据，对2017年会计准则变革影响盈余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面板数据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进行回归，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政策建议上，将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实现会计准则变革与盈余管理治理的整合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顺应经济发展与信息需求变化，会计准则变革旨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缩小盈余管理空间。我国2006年会计准则于2007年1月正式实施后，财政部会计司[3]对于2007年会计准则的执行情况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在资产减值测试与资产减值转回、金融资产分类与公允价值确定及通过债务豁免实现营业外收入等方面的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少数上市公司仍存在利润操纵嫌疑。财政部会计司[4]对于2008年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分析认为，应该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则、公允价值准则及债务重组准则的执行加以关注。刘玉廷等[5]分析认为，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有效实施三年，会计准则实施的经济效果已经凸显，企业会计准则坚持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谨慎引入公允价值，有效地避免了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企业和资本市场的不利影响，同时认为，在营业外收入、公允价值及资产减值上依然存在利润操纵现象。翟胜宝和郑洁[6]研究发现，在2006年会计准则下，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较少利用操控应计利润的手段进行盈余管理，反而有股权激励债务较大的公司较多地利用了盈余管理。卜华和张家贵[7]研究表明，我国2006年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谭燕[8]研究表明，面对2006年会计准则，在规避和迎合管制的动机下，上市公司偏好采用流动资产项目，并利用资产减值的其他转回“合规”地进行盈余管理;谭燕[8]也探究了非经常性损益披露规则的变迁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管制规则是导致资产减值类型和转回结构选择的主要原因。刘玉廷[9-10]从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角度，提出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地报告公允价值、资产减值等非经常性损益信息，职业判断是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关键环节，收入确认、资产减值、债务重组、公允价值计量等会计职业判断，是一把“双刃剑”，恰当地判断所确认和计量的结果就是真实公允的，反之就成为调节和操控利润的手段。胥朝阳和刘睿智[11]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对应计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龚启辉等[12]研究发现，我国2006年会计准则取消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之后，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概率和金额显著下降，通过处置长期资产而提高利润的概率和金额显著增加，而最终利用长期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来提高利润的概率和金额显著降低。顾署生和周冬华[13]基于2006年会计准则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差异化规定研究发现，由于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过程中存在较多的盈余管理行为，资产减值应计的可靠性低于非资产减值应计的可靠性。王艳等[14]研究认为，2017年之前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有利于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吴虹雁和朱槿[15]研究认为，与2007年相比，2014年金融资产准则修订后，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降低。彭珏和胡斌[16]利用2008—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公允价值计量之间并无显著的关系。

2017年会计准则进行了部分修订。首先，收入准则修订了收入确认条件，从强调所有权转移修改为强调控制权转移;从基于交易转变为基于合同;确认收入步骤改为“五步法”。收入准则相比之前更加规范且有据可循，因此上市公司利用收入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可能下降。其次，金融资产准则修订为依据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进行分类，从四分类变为三分类。分别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利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2017年金融资产准则降低了分类主观性，提高了金融资产计量结果真实性，因此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重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可能降低。此外还增加了套期会计准则，对风险较大的套期工具进行严格规定，这也会对盈余管理加以限制。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2017年会计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将会显著降低。

（二）2017年會计准则修订后非经常性损益对盈余管理影响

2006年会计准则实施后，非经常性损益便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领域之一，国内现有文献主要探究2017年之前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关系。刘永涛等[17]研究发现，2006年会计准则实施后，盈余管理现象增加且多用盈余平滑方法来进行。方红星和刘淑花[18]以执行2007—2013年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双重视角检验盈余管理行为。孙光国和莫冬燕[19]根据沪深市场2005—2008年数据研究认为，上市公司更多转向通过流动资产的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吴克平和于富生[20]针对2006年会计准则的研究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资产减值损失扩大了盈余管理空间。时祎和陈少晖[21]利用2011—201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资产减值损失和营业外收入进行盈余管理，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胡志颖和王丹丹[22]以2005—2008年发生债务重组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2006年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利用重组方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李宾和杨济华[23]采用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4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采用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盈余操控，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江伟等[24]研究发现，执行2007年会计准则后上市公司管理层存在影响成本粘性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陈宋生和童晓晓[25]从双重监管与XBRL实施角度研究发现，遵循会计准则并采用XBRL技术同步披露财务报告，影响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刘启亮等[26]通过比较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研究认为，现行会计准则在预防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上存在诸多缺陷。李翔和刘静[27]以2005—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执行现行会计准则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同类公司间存在传染效应，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会对传染效应产生抑制作用，监管力度和惩戒强度的抑制效果有所不同。史鲁豫[28]研究2006年会计准则执行现状发现，第四季度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最为普遍的季度。

上述文献探讨了2017年前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根据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内容做适度扩展，为深入研究会计准则的具体影响，选取营业外收入、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影响盈余管理的主要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H2：上市公司会通过营业外收入、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2012—2018年季度面板数据。同时对样本与数据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ST类公司;（2）剔除数据信息不全的公司;（3）对异常值、离群值在1%与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剩余556个样本，总计8 387个观测值。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前7 540个观测值，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847个观测值。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其中，公司规模、总资产报酬率、公司成长、资产负债率等数据为手工计算。

（二）变量定义

本文选择通过修正琼斯模型计算的残差，即操纵性应计利润（DAit）作为因变量，代表盈余管理的程度。自变量根据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的内容而确定。修订内容涉及金融工具、收入、套期会计和政府补助这四个准则，相对应受到影响的项目分别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借鉴Jones[29]、Hung[30]与Schipper[31]的研究，本文选择公司规模、总资产报酬率、公司的成长情况、资产负债率以及扭亏动机，这些会影响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主要运用三类计量模型，应计利润分离法、特定应计利润法和分布检测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应计利润分离法。而应计利润分离法中又包含许多的计量模型，分别为DeAngelo模型、Healy模型、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黄梅和夏新平[32]研究发现，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琼斯模型中修正的琼斯模型比其他模型设定更优，因此，本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来测量盈余管理的程度。修正的琼斯模型如下。

其中，TAt为上期总资产调整后的当期总应计利润，用净利润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来确定;NDAt为上期总资产调整后的当期非可操控应计利润;At-1为上期期末总资产;PPEt为本期固定资产的价值;ΔREVt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ΔRECt为本期应收账款与上一期的应收账款之差的净额;TAt与NDAt之间的差额即当期可操控应计利润DAt。

本文借鉴陆建桥[33]扩展的琼斯模型来验证H1，具体模型如下：

式（6）则是最终要运用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

本文以DAit和|DAit|作為因变量，取绝对值是为了不考虑方向仅代表盈余管理程度。根据2017年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和收入进行的修订，本文选取营业外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资产减值损失这几个易操纵项目作为自变量;选取总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以及扭亏动机作为控制变量来验证H2，具体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呈现了2012—2018年操纵性应计利润（DAit）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2012—2016年呈负向盈余管理，2017—2018年呈正向盈余管理。其中，盈余程度最大的是2017年，平均值为0.011，盈余程度最小的是2013年，平均值为-0.000。此外，为比较盈余管理程度，我们可以把每年D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取绝对值，可以发现2018年的|DA|比2017年的|DA|小，而2017年的|DA|比2014—2016年的|DA|大，这说明2014年会计准则修订使得盈余管理程度提高，而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

本文对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前操纵性应计利润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之前DA的均值为-0.001，最小值为-0.196，最大值为0.222。但由于2012—2017年DA的数据相比2018年波动明显过大，因而平均值不是最能代表盈余管理程度的统计量。

本文对 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操纵性应计利润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之后DA的均值为0.010，最小值为-0.186，最大值为0.202。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将这些值取绝对值可以发现，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DA|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小于实施之前的|DA|，同样表明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前操纵性应计利润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在1%显著性水平上，DA与资产负债率、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收入和公司规模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31、-0.110、-0.061和-0.060;与总资产报酬率、上一年是否亏损和公司成长状况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92、0.161和0.099;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相关。

本文对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操纵性应计利润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在1%显著性水平上，DA与资产减值损失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90;与总资产报酬率、上一年是否亏损和公司成长状况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61、0.134和0.096;与营业外收入、资产负债率、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公司规模不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使用Stata计量软件，该软件会自动解决多重共线问题。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营业外收入、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影响程度降低。此外，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前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不显著。相关性分析只是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还需通过下面的回归分析深入研究。

（三）回归分析

运用模型（7）和模型（8）进行回归，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实施前后的对比结果如表7所示。限于篇幅，不加交乘项的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之后的回归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

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前的R2为0.054和0.053，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的R2为0.099和0.118。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之前营业外收入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制造业上市公司利用营业外收入进行盈余管理。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之后营业外收入系数不显著，说明制造业利用营业外收入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缩小了很多。这可能与2017年会计准则规定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处置的部分净损益列入资产处置损益有关。

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前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系数不显著，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系数也不显著。对于公允价值计量一直颇有争议，诸多研究表明，非金融上市公司由于内部控制管理较好，不会过多地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制造业上市公司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前资产减值损失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但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程度降低了。资产减值损失一直是盈余管理的重要项目，上市公司可以利用此项目进行“洗大澡”，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八号——资产减值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油气资产等长期资产减值不能转回，但是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与其他权益工具等长期资产减值与流动资产减值可以转回，这就留给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为进一步研究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以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调节变量，在模型中加入了资产减值损失与扭亏动机的交互项ZJ×LOSS，以检验公司是否有可能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这个项目来扭转亏损进而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表7显示，资产减值损失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ZJ×LOSS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资产减值损失与扭亏动机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资产减值损失对扭亏动机的盈余管理具有正向边际作用，即随着资产减值损失程度的提高，扭亏动机对盈余管理的作用增强，表明上市公司有可能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扭亏为盈目的。

（四）稳健性检验

前文通过一般面板数据处理而得出结论。本文又通过F-Test、LR-Test和Hausman检验，分别对OLS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回归、OLS混合回归与随机效应回归、固定效应回归与随机效应回归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表明，F检验结果是固定效应更为有效;LR检验结果是随机效应更为有效;但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更为有效。这说明，总体而言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是无偏的且更为有效。因此，考虑到遗漏变量和序列相关等问题，本文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的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资产减值损失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扭亏动机和资产减值损失交乘项ZJ×LOSS系数在5%和10%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营业外收入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系数不显著，和前述检验结果一致。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应计盈余管理现象一直存在，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实施前上市公司呈现负向盈余管理，修订实施后上市公司呈现正向盈余管理。说明盈余管理已经成为我国会计准则变革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如何应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是会计准则制定必须要考量的目标之一。第二， 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之前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影响较大。2017年会计准则实施之后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产生一定影响，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甚微。第三，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实施后，资产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关系显著，表明资产减值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进一步利用资产减值损失与扭亏动机交乘项进行回归表明，资产减值损失与扭亏动机存在互补效应。第四，2017年会计准则修订实施后，营业外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盈余管理关系不显著，表明2017年会计准则变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建议

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相关会计准则。2017年会计准则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有关规定为制造业上市公司提供了盈余管理空间，这主要是因为计提减值准备存在一定主观判断，因此需要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空间进行相应的限制。纵观2017年会计准则，企业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范围较大，几乎所有准则条款都涉及资产减值。因此，在今后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该对其限制条件进行明确规定或者做出一种原则性规定，对于涉及会计估计的交易事项也要做出一定规范，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第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加大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力度，并完善内部审计制度，进一步保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董事会可以监督管理层的行为，防止管理层操纵利润;监事会、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可以弥补董事会监管职能缺陷，进一步保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内部审计既可以检查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又可以检查和评价公司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合理性，它会对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受托責任进行监督，防止管理层夸大财务数据。第三，根据冉明东等[34]、张忠民[35]的研究结论，审计师和签字会计师积累的知识能够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监督效应。因此，上市公司应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外部审计监督质量。第四，加大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证券交易所等政府监管力度。充分利用会计准则的监管功能，改进会计信息披露内容与形式，缩小会计准则的盈余管理空间，提高会计盈余的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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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