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

杨慎可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影响需求和供给来发挥作用，传统观点认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需求 (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得产出和通货膨胀降低。而货币政策的成本渠道效应认为货币政策对供给也有重要影响：由于企业在获得销售收入前必须投入生产运营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要素，在进行外部融资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利息费用，从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厂商的要素使用成本增加，继而导致厂商生产的边际成本上升、劳动使用量和产出减少，并可能会使价格水平上升产生所谓的“价格之谜”现象［1］。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效应的大小与价格—工资粘性、融资成本和融资依赖程度等因素有关，理论分析框架常采用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和工资的新凯恩斯模型［2］。

国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显著存在，货币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供给面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在短期内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利率冲击可以通过成本渠道对价格产生显著影响［3］。宋琴和胡凯［4］与王艺明和蔡昌达［5］同样利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成本渠道和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

国内现有研究在利用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分析通货膨胀动态和货币政策效应时都忽略了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分析。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实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关于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同样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重要意义。

有关财政政策效应研究的主题包括：财政支出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和乘数;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差别;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等。Baxter和King［6］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现无论长期短期，政府购买的永久性改变的产出乘数均较大，政府购买的永久性改变产生的效果要比临时性改变大，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融资方式是重要的。同时由于前瞻性的经济个体有理性预期，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将来税收增加，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家庭会提供更多劳动而消费减少。黄赜琳［7］等分别利用RBC模型和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包括政府购买支出变动和政府投资支出变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均未涉及厂商的运营成本约束和成本渠道，也未对财政乘数做具体分析。由于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刺激效应依赖乘数机制，乘数的大小决定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所以本文在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框架下着重分析财政支出 (包括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的动态乘数效应。

笔者以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为基础来进行分析，模型设定主要参照Smets和Wouters［8］研究，并按照 Baxter 和 King［6］等的设定引入了政府投资，按经济主体依次介绍中间产品生产厂商、最终产品生产厂商、前瞻性家庭、政府部门和均衡条件。模型设定的特点是在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中引入了货币政策的成本渠道和生产性的政府投资支出。对模型参数校准过程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使参数取值符合宏观变量数据。然后基于脉冲响应图分析政府支出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最后计算相关的财政乘数来进行总结，分析了政府支出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乘数效应和成本渠道效应的存在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中间产品厂商生产的产品用作投入要素生产最终产品。假设中间产品连续分布于区间 ［0，1］，在中间产品生产中引入政府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生产第i类中间产品的厂商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最终产品厂商生产的产品被居民用于最终消费和投资，最终产品市场具有完全竞争性，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代表性最终产品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t是最终产品，是第i类中间产品，λp是反映中间产品相互之间替代弹性的参数，决定最终产品市场的价格加成。最终产品厂商的最优化决策问题为最小化投入成本：

最终产品价格与中间产品价格的关系为：

假设整个经济中的居民/家庭连续分布于区间［0，1］，居民j∈0，[]1在t时期的行为决策由以下的跨期优化问题来描述：

其中，Et是基于t时期信息的数学期望，β∈(0，1)是主观贴现因子，是当期效用函数。是居民j在t时期对最终产品的消费，是居民j在t时期所提供的劳动供给，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设定为：

其中，Ht是外部消费习惯变量，表示居民过去消费所形成的习惯对当前效用的影响，其与过去的消费总水平 Ct－1成比例：Ht=hCt－1，h 为常数。σc是居民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同时也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σn是居民对真实工资的劳动供给弹性。居民j在每一期内获得劳动收入，同时进行投资和资本存量调整的决策，获得资本收入并承担资本调整成本。居民在获得收入后进行消费并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其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为：

其中，δ是资本折旧率，S()·是投资调整成本函数，在投资变动时其值为正，在稳态时其值为零。

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居民提供差异化的劳动，在劳动供给方面拥有一定的垄断力量，是劳动力市场上是价格设定者。根据Calvo［9］的设定，假设居民仅能在他们收到某一随机的“工资改变信号”后才能对工资进行最优调整，居民j∈0，[]1在t时期能够调整其名义工资的概率是1－ξw。这样就有1－ξw比率的居民在t时期接收到工资改变信号，并将设定新的名义工资其余比例为ξw的居民则无法最优地对名义工资进行调整，只能按下面的指数化规则进行工资变动：

当γw=0时工资就设定为常数，当γw=1时则工资随着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参数γw是工资的指数化程度。

居民在设定名义工资时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并且考虑未来不能调整优化时的折现效用，面临的约束为上面的跨期预算条件和如下劳动需求函数：

劳动需求总量Nt和名义工资总量Wt由如下的加总函数给出 (Dixit－Stiglitz加总)：

政府部门进行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并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进行融资，政府预算约束等式为：

其中，Gt是非生产性的政府购买支出，是生产性的政府投资支出，公共资本的积累动态方程为：

商品市场均衡条件是总产出等于总消费、总投资、资本利用成本和政府支出之和：

资本市场均衡条件是中间产品厂商对资本的总需求等于居民对资本的总供给，而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是在居民选定的工资水平下，厂商的劳动总需求等于居民所提供的劳动总供给。

求解非线性的DSGE模型，一般采用对数线性化近似方法将家庭和厂商的最优化决策条件、货币政策规则和资源约束条件在稳态点展开转化为线性模型。模型中变量xt加上标表示其实际状态偏离稳态的程度。本文主要讨论成本渠道和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引入成本渠道和政府公共投资后线性化的通货膨胀方程和边际成本方程分别为：

这是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一般形式，通货膨胀率取决于过去和预期的通货膨胀以及当前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不仅取决于资本成本、真实工资和生产率参数，还取决于名义利率和政府投入的公共资本。当γp=0时，它就简化成标准的前瞻性菲利普斯曲线。当ξp=0时，价格可以灵活变动，从而没有价格粘性且定价加成为零。γ＞0表示货币政策存在供给方面的效应，即存在成本渠道，此时名义利率直接影响边际成本，名义利率升高，使得厂商借贷成本上升从而推动边际成本增加，相当于成本推动冲击。公共资本的引入则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效率，使得企业的边际成本降低。当γ=ν=0时模型变为标准的Smets和Wouters［8］模型。资本积累方程线性化为：

实际工资的动态演化方程显示实际工资是预期未来的实际工资、过去的实际工资、预期未来通货膨胀、当期通货膨胀和过去通货膨胀的函数。劳动需求与实际工资负相关而与资本利用成本正相关，此外由于成本渠道的存在，名义利率的波动通过影响边际成本从而对劳动需求产生影响，线性化劳动需求方程为：

模型中其他方程的形式与Christiano等［2］和Smets和Wouters［8］一致。居民的跨期消费欧拉方程进行对数线性化得：

当h=0时上面方程就简化为传统的前瞻性消费方程。由于居民过去的消费对当前的效用产生影响，所以当前的消费量取决于过去消费水平和未来预期消费的加权平均;消费的预期真实利率弹性不仅取决于跨期替代弹性σc，还取决于习惯持续参数h，给定跨期替代弹性，当h的值变大时，预期真实利率^Rt－Et^πt+1对当期消费的影响会减小。投资的线性化方程为：

上式表明资本存量的当前值与事前的真实利率负相关，与其自身的预期将来值和预期资本收益率正相关。商品市场均衡条件方程线性化为：

假设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采用利率规则，用如下泰勒规则设定名义利率：

经过整理可以得到有关实际产出、消费、投资、劳动、资本存量、通货膨胀、边际成本、实际工资和名义利率等内生变量的动态方程，而外生冲击包括政府支出冲击和技术冲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新凯恩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其特点是带有成本渠道和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

模型中参数的校准主要参照其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进行赋值，特别是刘斌［10］、王艺明和蔡昌达［5］等研究中的校准和估计结果，各参数赋值如表1所示。

表1参数赋值

三、财政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

图1描述了政府购买增加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政府购买支出增加通过刺激商品需求从而拉动产出增加;还会引起将来税收的增加，负的财富效应使得居民劳动供给增加而消费减少，挤出了私人消费;使得对商品需求增加、厂商投资需求增加，但利率的上升使得私人投资减少，政府购买支出增加同样挤出了私人投资。此外还推动了厂商边际成本、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的增加，并且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都呈现出驼峰状的变动。

图1 政府购买增加的动态效应

政府投资增加与政府购买增加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只有工资的影响有差异，其余的均相同。

由于政府购买增加主要通过需求方面刺激经济，其对产出的扩张作用持续时间较短，对消费和投资的效应始终是挤出的，并且推动利率、边际成本和通货膨胀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而政府投资增加主要通过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其对产出增加有较持久的推动作用，并在长期内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起到降低生产成本和通货膨胀的作用。

四、成本渠道与财政乘数

由于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刺激效应依赖乘数机制，所以可以通过计算相关的财政乘数来更直观地总结财政支出变动所引起的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变化，并根据乘数的大小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由 Spilimbergo 等［11］和 Chinn［12］定义的第k期影响乘数 (Impact Multiplier)为：

其中，ΔYt+k和ΔGt分别为宏观经济变量和政府财政政策工具偏离稳态的改变量。政府购买对产出的影响乘数表示在第t期财政购买支出的变动等于产出的1%时，产出在以后各期变动的百分比，用同样的方式可以定义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乘数。为了能够描述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政策变动的累积影响，其定义的累积乘数 (Cumulative Multiplier)为：

为了更好地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变动的累积影响，文献中常采用累积乘数的概念来分析各种乘数值的变化动态。表2和表3给出了各种累积乘数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数值。

表2 政府购买乘数

表3 政府投资乘数

表2和表3结果表明，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乘数在短期内 (4个季度内)的符号和数值均比较接近：两种政府支出对产出的当期乘数均约为2.15，对消费和投资的当期乘数均为负。但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乘数的长期变化趋势则差别较大 (8个季度后的乘数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政府支出政策在需求和供给方面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政府购买增加在短期内增加了产出需求，政府投资增加则主要影响经济的供给面，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从而在长期内可以促进厂商生产增加。

由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主要影响经济的需求方面，与政府投资相比，政府购买支出政策对产出的刺激效应相对较小，且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政府购买支出对产出的当期乘数约2.15，表示增加相当于稳态产出1%的政府购买支出会拉动产出增长约2.15%;从长期来看，政府购买在25个季度内的产出乘数约为0.77，表明从长期来看政府购买支出对产出的刺激作用较小;政府购买对投资和消费的乘数值始终为负，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小，表明挤出效应不断增大。这与利用VAR方法研究财政政策估计出的财政支出乘数为正，但支出乘数较小且呈下降趋势的结论一致，同时也与 Ramey［13］和Chinn［12］总结的政府购买支出产出乘数常处于0.50—2.50之间的取值范围是一致的。

政府购买增加会在当期对消费有轻微的挤出效应，但每期减少的累积效应使现值乘数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小，25个季度的累计乘数约为－0.30，表示增加相当于稳态产出1%的政府购买支出会使消费的减少量大约相当于稳态产出的0.3%。政府购买增加对投资各个乘数值始终为负，且投资减少的幅度较消费减少的幅度要大。

政府投资对产出的乘数效应比政府购买支出的乘数效应要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长期乘数的数值在变小后逐渐增大，表明生产性的政府投资支出对经济有更大的正面刺激：政府投资对产出乘数在第1个季度可以达到约2.18，在25个季度累积乘数处于1.20—2.20之间，表明政府投资对产出正面刺激作用比政府购买更有效。政府投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短期效应依然是挤出的，在整个模拟的25个季度内各个乘数值均为负数。但这种政府投资对投资的挤出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变小，并在长期内变成挤入的。从更长的25个季度的时间范围来看，政府投资对投资的累积乘数略小于0，但投资会缓慢上升到稳态之上，说明由于公共投资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从而在长期内可以促使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增加。

为了对比分析引入成本渠道的作用，图2和图3给出了0到25个时期 (时期跨度为季度)内存在成本渠道和不存在成本渠道时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支出对产出、消费和投资乘数的差异，其中，实线为存在成本渠道时的财政支出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乘数值，虚线为不存在成本渠道时的乘数值。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成本渠道的存在使得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显著地变小，原因在于厂商供给方面的边际成本上升导致的产出减少。成本渠道的存在不仅通过供给影响货币政策效果，同时也对财政政策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使得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对经济产生作用。具体来说，由线性化的边际成本方程和劳动需求方程可知，即当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时，企业面临的商品需求增加，但由于企业在获得销售收入前必须投入生产营运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要素，在进行外部融资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利息费用，从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利率上升，导致厂商的要素使用成本增加，继而导致厂商生产的边际成本上升、劳动使用量和产出减少，使得财政支出增加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乘数变小，同时使得通货膨胀增加的幅度变大。

图2 政府购买乘数

图3 政府投资乘数

五、结 论

本文在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模型框架下分析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财政支出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乘数以及引入成本渠道对财政乘数的影响，发现我国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短期乘数在符号和数值上均比较接近，两种政府支出对产出的当期乘数均大于1，对消费和投资的当期乘数均为负。但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乘数的长期变化趋势则差别较大。长期来看政府购买支出对产出的刺激作用较小，对投资和消费的乘数值始终为负，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小。政府投资的产出乘数始终大于1，并对消费和投资的乘数比政府购买要大。成本渠道的存在使得各种财政乘数均变小，加剧了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同时减小了对产出的扩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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