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所有权、市场化程度和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

王军

摘要：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考察了政府所有权对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所有权程度越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政府所有权程度的关联性越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理论对高管薪酬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实践上为企业制定其他经营决策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政府所有权；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6006

一、引言

辛清泉等[1]、卢锐[2]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与员工之间存在薪酬差距。按照我们对上市公司的研究，不同上市公司的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表1所示）。

对于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者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高管具有且不断扩大的权力，能够影响或决定自己的薪酬水平，以此来谋取私利[3-4]。另外，公司薪酬“资源”的有限性，使得高管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无法兼顾公司其他员工的利益，不可避免就会与员工产生薪酬差距，而且高管的权力越大，这种薪酬差距就越大[2]。

管理者权力理论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公司内部因素（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独立董事比例等），忽略了公司外部因素——政府的作用。已有研究认为，政府对公司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如政府能够干预和影响公司流通股东利益流失、债务期限结构[5]-[8]以及投资决策等[9-10-11]，然而这些研究仅仅考察了政府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并没有对经营主体和实施者的高管和员工激励作用，尤其是二者之间的薪酬差距特征的作用进行考察。本文主要考察政府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中的角色作用。

本文基于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政府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所有权越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与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相比，处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其内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政府所有权程度的关联性越强。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制度理论层面，研究政府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之间的关系，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理论；政府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为企业制定薪酬决策提供了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国有企业深入改革之后，我国逐渐形成了经理人市场，与此相适应，企业薪酬管理制度也因市场化而具有了绩效型薪酬的特征[12]。这使得企业高管薪酬不断增大。由于企业薪酬“资源”的有限性，高管薪酬的增大会导致员工薪酬的降低，由此出现了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并且不同的公司之间薪酬差距差异较大[13-14]。对于这种差距，现有研究主要通过管理者权力理论来解释。卢锐[2]以2001—2004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越大的公司，其内部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方军雄[15]以2001—200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尺蠖效应的角度指出，高管权力是导致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刘亚莉等[16]以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影响公司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股权集中度越高，其薪酬差距越小，然而并未发现政府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政府能够影响上市公司决策。屈文洲等[5]以2007年6月30日之前正式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1 024家公司为样本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强的公司中，股改双方所提出的对价空间的压缩程度越高，对价也就越低。孙铮等[6]认为政府干预能够影响公司的贷款水平。陈信元和黄俊[7]以2002—200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影响公司多元化经营决策。程仲鸣等[9]认为，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存在投资过度现象。钟海燕等[10]以2005—200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政府干预能够有效影响内部控制权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能够促进公司的有效投资。

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考察政府干预对公司薪酬差距决策的影响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主要通过法律制度和实践参与企业的薪酬决策来影响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差距。

在法律制度上，《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1986年）指出，凡全面实现任期年度目标的经营管理者，其收入可以高出公司职工收入的1—3倍，具有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提高一些。2008年，在中央企业收入分配的会议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强调，“各中央企业需确定第二任期内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均薪酬增幅控制在7%左右，继续保持与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差距不扩大并适度缩小。”《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09年）也指出，金融企业高管的最高基本年薪不得超过上年度工资的5倍，其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之和的涨幅一般不超过本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中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上限，指出央企高管的薪酬不得超过央企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条款和规章制度影响公司的薪酬差距决策，使公司制定的决策不易于出现违反规章制度，从而达到间接影响公司决策目的。

在实践上，政府主要通过拥有企业所有权程度来参与企业薪酬决策，即政府通过（完全或部分）拥有企业影响企业的薪酬决策行为[11]。董事会是制定薪酬决策的主体机构，其成员组成对薪酬决策有着比较重要的导向作用[17]。当拥有较高的企业所有权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任命公司董事形式影响董事会决策，从而实施薪酬管制行为。政府对董事会实施影响，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有关薪酬的政策能够有效地传递给企业，企业董事会可以快速地了解政府有关薪酬的规定，并依照此规定来制定规范性的决策[18]；另一方面，使董事会中的政府代言人在制定薪酬决策的过程中表达出政府的意图，比如降低高管薪酬水平，缩小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防止薪酬差距的扩大化等[19-20]，从而有效降低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政府拥有企业所有权程度越高，则该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主要是以放权让利为主。随着企业经营目标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企业内经理人薪酬类型也渐渐地从计划迈向市场[21]，对于企业来说，不同地区的改革进程、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度因素也会使得地区市场化存在差异[22]。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早而且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进而企业经理人市场发展比较快，该地区企业内部高管具有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12]。相对于其他地区，该地区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就会较大。另外，由于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程度还较严重， 计划经济的色彩还很浓厚[23]，受到政府干预的国有企业往往具有多重目标（不仅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企业利润，有时还会承担一些政策性任务，如维持社会的公平等），而政府的薪酬政策旨在降低高管薪酬水平和缩小薪酬差距，保证社会的相对公平，所以，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更有可能利用公司的所有权方式减少薪酬差距。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所有权对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影响作用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考察政府所有权与高管和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关系效应，本文选用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各年度样本分布如表2所示。薪酬差距相关数据（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员工薪酬等）、政府所有权数据（国有股股数）、公司治理数据（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兼任、独立董事比例等）、公司特征数据（总股本、所在行业、资产负债率、总资产）等来自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

对于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GAP），我们借鉴Eriksson[24]、刘春和孙亮[25]、陈震和张鸣[26]等的做法，用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GAP）以及薪酬差值对数来表示，其中，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是指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中薪酬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总额除以3；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由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扣除“现任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总薪酬）除以普通员工人数（全体员工和离退休在职职工减去“现任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后的人数）计算得出。政府所有权（SHARE_SOE）是国有股与公司总股本的比值（按照现有研究，国有股在公司总股本中的比值能够有效地代表国家对公司的控制性程度[27]）。市场化程度（MARKET）采用樊纲和王小鲁[23]编制的各地区市场总体指数，当该指数大于中位数时取1，否则为0。另外，由于市场化指数仅编制到2009年，依据谢德仁等[28]的做法，将2009年的数据作为2010年、2011年市场化数据使用。

我们还参照Main 和Johnson[29]、Harris 和 Raviv[30]、吴育辉和吴世农[31]、蒋海等[32]的做法控制了如下变量：股权集中度（SHARE_F）（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公司总股本的比值）、两职兼任（DUAL）（总经理与董事长兼任的为1，否则为0）、独立董事比例（INDD）（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董事会规模（NDB）、公司董事会总人数、薪酬委员会（RC）（当董事会中存在薪酬委员会成员时为1，否则为0）、公司规模（lnASSET）（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公司经营绩效（lnNI）（上市公司净利润的自然对数）、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依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01），除制造业按照二级代码外，其他均按一级代码分类，共有22个行业，引入21个虚拟变量（INDUSTRYi，i=1， 2， 3，…， 21））、年份虚拟变量（YEAR）（以2003年为基准年，设置8个虚拟变量（YEARj，j=1， 2，…，8）。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

表3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从均值可以看出，2003—2011年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差距分别为769（平均薪酬比值）和1209（平均薪酬差值对数），标准差分别为840和111，各个公司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另外，政府所有权的平均水平为022，有76%的上市公司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3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38，有16%的上市公司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的情况，独立董事比例平均值为036，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2）的要求，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937，有31%的上市公司设有薪酬委员会；公司平均规模处于2152水平，资产负债率平均达到60%，公司平均绩效为1818。上述数据情况有助于我们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从相关性来看，国家控股比例与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负相关，符合假设预期。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薪酬差距负相关。而且市场化程度、两职兼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薪酬委员会设置、公司规模和公司绩效均增大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另外，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小于035，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4描述的是政府所有权与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的回归结果。基准模型（模型1和模型4）描述的是在未放入主变量（政府所有权和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结果。从模型中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系数为负值且P<001，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两职兼任的系数为正值且P<001，说明存在两职兼任的公司内部高管权力越高，其薪酬差距会越高；董事会规模的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就会越大。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其内部治理有效性减弱，为高管获取更大的权力提供了机会。薪酬委员会的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说明在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其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可能会增大。公司规模和公司绩效的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说明随着公司规模和绩效的提高，高管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会扩大。以上变量在模型2、3、5、6的结果中相同，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具有有效性。另外，模型4、5、6显示资产负债率与高管与员工薪酬差值对数负相关且显著，说明公司负债越高越不利于高管增大自己的薪酬。

模型2和模型5是加入政府所有权之后的回归结果。政府所有权比例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这说明政府所有权越高，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越小，即在政府所有权高的企业中，政府越容易控制企业的薪酬决策，使企业内部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不至于太大，从而保证企业和社会的公平性，验证假设1。模型3和模型6描述的是加入市场化程度变量，政府所有权对公司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关系。在模型3中，MARKET×SHARE_SOE的系数为负值且P<01，这表明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政府所有权程度越高，其内部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差距越低。回归结果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国家对企业薪酬决策的控制程度越大，越能够影响公司的薪酬决策水平，缩减高管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保证社会的公平性。验证假设2。

（三）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单年度回归分析，结果与上述一致。我们用高管与全体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来替代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其结果与上述一致，可见，我们的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五、结论

以前研究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文献主要是以企业内部因素为主，忽视了外部因素——政府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所有权对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之间的影响效应，证实了政府所有权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所有权程度越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政府所有权程度越高，其内部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低。上述研究发现为企业制定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由于政府对企业薪酬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企业在制定其他经营决策时也应顾及到政府的影响作用，并可以将其对公司的影响力转化为企业优势，如在一些具有较高政府所有权的企业中，企业应利用所有权关系向企业外界获取较多的信息资源，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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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