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食品安全规制环境下食品供需均衡研究

费 威

(东北财经大学 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近年来，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根据《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仅2011年1—5月经我国国内正规新闻媒体、网络媒介等渠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就高达499件，其中以人为使用非法添加剂、造假等原因居多。食品安全已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并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何健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监管职能成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及规制的一大难题。

现有文献从规制角度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的较多。一方面以定性研究为主，对政府监管或多中心治理模式以及我国转型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研究，还有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1-2-3］。另一方面以实证研究为主，将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或根据食品安全案例，从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变迁、政策实施、社会影响等方面，研究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途径［4-5-6］。少有研究以食品安全规制环境不同为背景，从食品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两个角度建立模型研究食品均衡数量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结合演化博弈论，探寻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中微观视角的影响因素及其改进途径。本文拟基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和消费理论，利用优化模型分析食品安全规制较弱和较强两个不同环境下食品均衡数量的决定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演化博弈分析食品生产企业的稳定策略，最终从企业、消费者和市场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建议。

二、不同食品安全规制环境下的模型构建及分析

将市场上的生活必需类食品按照是否安全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无安全问题的食品;第二类食品中存在含有安全隐患的食品，并且假设两类食品具有一定互补性，比如主副食品之间的关系。但由于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只能通过某些公开信息将食品区分为上述两大类，但并不能确定第二类食品中存在安全隐患的具体食品。同时假设这两大类食品市场是近似完全竞争的，并且总体上消费者对食品的需求量与企业的产出量是近似相等的。

假设食品生产企业对应的产出变化率是由单位生产成本(含分摊的规制成本)和价格所决定的［7］，具体为:

其中，γ是调整系数，ci是第i大类食品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Qi是产出量，pi是第i大类食品的平均价格，且ci＜pi、γ、ci和Qi都严格为正，i=1，2。

本文参照文献 ［7］用Stone-Geary效用函数表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即:

其中，βi是第i类食品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占总效用的权重，且是消费者对第i类食品的最低需求量，显然Qi＞函数无意义不考虑)。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及效用函数的具体表达式(2)，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二阶可微的凹函数。因此，由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一阶最优性条件求得的各类食品需求量就是使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食品需求量。

根据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度的不同，设有A类和B类两类消费者，其中A类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度较低，B类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度较高;MA和MB分别表示A和B两类消费者对食品的消费支出。

1.食品安全规制较弱环境下的模型分析

如果市场上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完善，例如存在较大监管漏洞、制度缺陷时，在这种规制程度较弱的环境下，A类消费者因风险感知度较低，所以他们对前述划分的第1类和第2类食品的消费无显著差别，因此在食品支出约束下其效用最大化模型为:

建立模型(3)的拉格朗日函数并求解可得:

因为B类消费者风险感知度较高，所以在食品安全规制较弱环境下B类消费者对第1类食品和第2类食品是有显著差别的。对应B类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第1类食品需求量的效用没有变化，第2类食品需求量的效用有所减弱，减弱的程度依据该类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风险感知度而定。为简化分析，假设减弱程度用(1-z)衡量，且0＜z＜1。因此，在食品支出约束下其效用最大化模型为:

建立模型(6)的拉格朗日函数并求解可得:

其中，M=MA+MB，表示全社会消费者的食品支出总和;α1=αA1+αB1表示全社会消费者对第1类食品的最低需求量总和(以下同)。

将式(9)代入式(1)可得:

解得:

由l1＞0，γ＞0，可见当

将式(12)代入式(1)可得:

由l2＞0，γ＞0，可见当

综上分析可知:在食品安全规制较弱环境下，随着时间趋近于无穷大，市场上第1类和第2类食品数量分别收敛于均衡数量和。

2.食品安全规制较强环境下的模型分析

如果市场上食品监管较为完善，即规制程度较强时，第2类食品中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将极大程度地减少，假设该环境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规制的作用完全信赖，则B类消费者将具有与A类消费者相似的效用函数，而不会减弱对第2类食品的消费。对A类消费者来说，他们的效用最大化模型与模型(3)相同，结果同式(4)和(5)。

对B类消费者来说，其效用最大化模型如下所示:

建立模型(14)的拉格朗日函数并求解可得:

将式(17)代入式(1)求解可得:

将式(19)代入式(1)求解可得:

综上分析可知，在食品安全规制较强环境下，随着时间趋近于无穷大，市场上第1类和第2类食品数量分别收敛于均衡数量和。

3.不同规制环境下均衡数量的影响因素及其比较分析

根据食品安全规制较弱和较强两种不同环境下的均衡数量分别为和，(i=1，2)。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具体如式(21)所示:

并且由式(21)，经计算整理可得: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

第一，无论食品安全规制环境是强还是弱，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都会随着第1类食品的单位生产成本的上涨而减少;随着消费者在食品上总支出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第2类食品价格的上涨而减少;随着消费者对第1类食品的最低需求量的增加而增加。

第二，在规制较弱环境下，第1类食品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占总效用的权重，对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的影响正负是不确定的;而其对规制较强环境下第1类食品均衡数量的影响是正的，即随着第1类食品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占总效用权重的增大，第1类食品均衡数量随之增加。

第三，无论食品安全规制环境是强还是弱，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都受到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的最低需求量的负向影响，但不同的是弱规制下这种影响是由A和B两类消费者分别对第2类食品的最低需求量的不同负向影响所决定的，而强规制下A、B两类消费者的负向影响是相同的。

第四，由于B类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度较高，因此在规制较弱环境下，第2类食品消费给其带来的效用有所减弱，随着减弱程度的降低，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会随之增加;而在规制较强环境下，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不受该减弱程度影响。

根据不同规制环境下第1类食品均衡数量的影响因素分析说明:首先，无论食品安全的规制环境如何，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受到其单位生产成本的影响为负，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为正，与第1类食品有一定互补性的第2类食品价格和第2类食品的最低需求量的影响为负，第1类食品的最低需求量的影响为正，这些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其次，在规制较强环境下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受其占总效用权重的影响为正，即消费第1类食品数量增加，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效用;而在规制较弱环境下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最后，在规制较弱环境下B类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风险感知度越弱，即消费第2类食品的效用减弱程度越小，则会相应增加与其具有互补性的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

对于第2类食品的均衡数量具体如式(22)所示:

由表1可知，采用30%乙醇和50%甲醇提取，葛根素含量较高。参照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方法，故采用30%乙醇作为提取溶剂。

并且由式(22)经计算整理得: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无论食品安全规制环境较弱还是较强，第2类食品的均衡数量都受到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最低需求量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的是弱规制下这种影响是由A和B两类消费者分别对第2类食品最低需求量的不同正向影响所决定的，而强规制下A、B两类消费者的正向影响是相同的。在规制较弱环境下B类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风险感知度越弱，即消费第2类食品的效用减弱程度越小，则第2类食品的均衡数量会随之减少。主要是因为此时第1类食品均衡数量增加，由于消费者在食品支出和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相应地只能减少第2类食品均衡数量。说明在规制较弱环境下，即使安全隐患食品对消费者效用的减弱度降低，消费者还是会增加第1类安全食品的消费。其它结论与第1类食品均衡数量影响因素分析相同，在此不再累述。

三、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由于第2类食品中既有安全食品又有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假设食品是否安全主要是由生产企业的行为所决定的，并且他们是有限理性的［8］。因此，下面利用演化博弈分析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的演化稳定性。

1.当价格相同时食品生产企业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采取负责和不负责生产行为的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分别为和，这与上述两种规制较强和较弱环境下的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相对而言，在食品安全监管较为严格的条件下食品生产企业会更负责地生产，以免遭受严厉地违规惩罚而得不偿失;否则在监管存在漏洞，规制较弱的条件下食品生产企业会倾向于选择机会主义行为，为利益而不负责生产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现。因此，本文借助于前述两种不同规制环境下分析结果，表示食品生产企业利润，即和，各参数及假设条件都保持不变。同时假设采取不同生产行为企业的食品价格是相同的，即p2没有差别，近似完全竞争性市场。则他们的利润具体如下:

根据上述博弈收益矩阵得到企业采取负责生产行为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将式(7)、(8)和(16)代入式(25)，经整理可得:

说明当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对应的食品价格都相同时，则采取负责生产的企业比例会随时间逐渐减小直至为零，最终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都将选择不负责地生产，此时第2类食品中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致使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2.当价格不同时食品生产企业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假设采取不同生产行为的企业的食品价格是不同的，即p2有差别，说明此时食品生产企业能够通过差别定价将第2类食品中安全和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进行区分，则采取负责生产行为企业的食品价格更高，采取不负责生产行为企业的食品价格更低，因此可令代入式(23)和(24)，整理复制动态方程有:

其中f(z)具体表示如下:

由于0＜z＜1，因此根据式(29)，只有满足式(30)才有0＜z*＜1。

因此当食品生产企业的定价有差别时，并且负责和不负责生产的成本差额与价格差额满足则演化稳定策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1)当z=z*时，则这意味着所有的(δ，1-δ)的初始状态就是演化稳定策略。此时相位图如图1所示。

图1 价格不同时z=z*的相位图

(2)当 z＞z*时，则＞0，因此δ=1是演化稳定策略，说明采取负责生产的企业比例会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增大直至为1，最终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都将选择负责地生产。此时相位图如图2所示。

图2 价格不同时z＞z*的相位图

(3)当 z＜z*时，则，因此δ=0是演化稳定策略，说明采取负责生产的企业比例会随时间变化逐渐减小直至为零，最终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都将选择不负责地生产。

上述三种情况说明:当企业负责和不负责的生产行为对应的成本差小于价格差的一定比例的条件下，食品风险感知度较高的消费者消费第2类食品的效用减弱程度等于某一给定值时，当前的负责和不负责生产的企业所占比例的初始状态即为演化稳定策略，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减弱程度小于某一给定值时，企业最终全部选择负责地生产是演化稳定策略;减弱程度大于某一给定值时，企业最终全部选择不负责地生产是演化稳定策略。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对减弱程度临界值(1-z*)的影响因素进行讨论有:由式(29)经计算整理可得:并且Δc}，同时的正负不确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

第一，效用减弱程度临界值随着第2类食品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占总效用权重的增加而上升;随着食品的单位平均生产成本的上涨而上升;随着A类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最低需求量的增加而上升;随着不同生产行为的单位生产成本差额的上涨而下降。

依据上述结论可见，第2类食品的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程度越强，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越会受到消费者关注和监督，社会舆论等压力，监管部门的严格规制将使得选择负责生产行为的企业比例逐渐增加，最终实现δ=1的演化稳定均衡。企业生产食品的平均成本越大，将提高食品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食品生产行业整体质量提高，最终实现δ=1的演化稳定均衡。而负责和不负责生产行为的成本差额越大，将使得更多的食品生产企业铤而走险，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不负责地生产，因而选择不负责生产行为的企业比例逐渐增加，最终实现δ=0的演化稳定均衡。食品风险感知度较低的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最低需求量增加时，将对企业具有激励作用，选择负责生产行为的企业比例增加，最终实现δ=1的演化稳定均衡。

第二，效用减弱程度临界值受到消费者食品总支出、消费者对第1类食品最低需求量和第1类食品价格影响的正负都与的正负相同。说明效用减弱程度临界值受上述三个因素影响的正负是一致的，但由上述参数取值组合而定。

第三，第2类食品的平均价格，企业差别定价时的价格差额和B类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最低需求量，这些因素对效用减弱程度临界值的影响正负是不确定的。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将生活必需类食品按照是否安全划分为第1类和第2类两大类，结合由单位生产成本和价格所决定的食品生产企业产出变化率，以及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度不同的A和B两类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规制较弱和较强两个不同环境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分析，讨论了两类食品的均衡数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含有安全隐患类的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的演化稳定性。

首先，通过分析食品安全规制较弱和较强两个不同环境下两类食品的均衡数量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主要结论表明:

第一，食品安全规制较强时不存在安全问题的第1类食品均衡数量大于规制较弱时该类食品的均衡数量;食品安全规制较强时含有安全隐患的第2类食品均衡数量小于规制较弱时该类食品的均衡数量。

第二，无论食品安全规制的强弱如何，两类食品的均衡数量都随着各自单位生产成本的上涨而减少，随着对方价格的上涨而下降，随着食品类消费支出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消费者对其最低需求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消费者对另一类食品最低需求量的增加而减少。

第三，在规制较强时，两类食品的均衡数量随着其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比重增大而增加。

第四，在规制较弱时，食品风险感知度较高的消费者对含有安全隐患的第2类食品的规避程度越弱，相应地不存在安全问题的第1类食品的均衡数量会增加，而含有安全隐患的第2类食品的均衡数量会减少。

其次，针对含有安全隐患的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在价格相同和不同时，企业采取负责和不负责两种生产行为的演化博弈均衡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表明:

第一，当含有安全隐患的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价格相同时，食品生产企业都将选择不负责地生产，这是该种情况下的演化博弈均衡策略。

第二，当含有安全隐患的第2类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价格不同时，且企业负责和不负责的生产行为对应的成本差额小于价格差额的一定比例，若食品风险感知度较高的消费者消费该类食品的效用减弱程度等于某一给定值时，当前的负责和不负责生产企业所占比例的初始状态即为演化稳定策略;若减弱程度小于某一给定值时，企业最终全部选择负责生产是演化稳定策略;若减弱程度大于某一给定值时，企业最终全部选择不负责生产是演化稳定策略。

第三，对效用减弱程度临界值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它随着第2类食品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所占权重增加而上升;随着食品的单位平均生产成本的上涨而上升;随着食品风险感知度较低的消费者对该类食品最低需求量增加而上升;随着不同生产行为的单位生产成本差额的上涨而下降;效用减弱程度临界值受到消费者食品总支出、消费者对第2类食品最低需求量及其价格的影响正负是一致的，但确切方向由参数的具体取值所决定。

2.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食品安全规制环境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等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其它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新闻媒体等共同参与监督治理，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将不断增强，在这一条件下含有安全隐患的食品消费量将减少，安全食品的消费量将增加。

第二，应减少安全与非安全食品的生产成本差额。食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升级、生产规模化调整等方式降低安全食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对优质食品生产企业实行适当的补贴优惠等政策措施，并在物流、批发零售等流通环节降低其成本，进一步缩小他们与生产存在安全隐患食品企业的成本差额。在减小优质食品生产企业相应成本的同时，严格控制生产非安全食品的相关成本，尤其要加大对非安全食品生产企业的处罚力度，这样可以增加其机会成本，也从另一方面缩小了安全与非安全食品的生产成本差额。

第三，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度应适当。通过不断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加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量，将有利于安全食品消费量的提高;但同时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安全食品供需双方的行为，因此生产企业要加强自身食品信息的公开度;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有效性，严把食品市场准入关;通过提高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识别能力，加强他们对食品安全的正确认识，实现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有效供需模式。在此基础上，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认识要适当，不能盲目或过度地看待当前非安全食品的严重性。

第四，增强市场对食品安全性的有效区分。食品市场应提高对各类食品的有效区分，通过差别定价、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等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加强检验检测等途径，对各类食品生产企业形成一定威慑力，加速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领域的产业化、安全化进程。

［1］王耀忠.食品安全监管的横向和纵向配置——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05，(12):64-70.

［2］袁文艺.食品安全管制的模式转型与政策取向［J］.财经问题研究，2011，(7):26-31.

［3］刘亚平.食品安全:从危机应对到风险规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2，(2):209-217.

［4］Ortega，D.L.，Wang，H.H.，Wu，L.Modeling Heterogeneity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Select Food Safety Attributes in China［J］.Food Policy，2011，36(2):318-324.

［5］李怀，赵万里.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制度的变迁与设计［J］.财经问题研究，2009，(10):16-23.

［6］刘任重.食品安全规制的重复博弈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1，(9):167-171.

［7］Burton，M.P.Innov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Food and Drug Labeling Regulation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Industry Dynamics［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1，12(4):457-477.

［8］陈小霖，冯俊文.基于演化博弈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J］.技术经济，2007，26(11):79-84.

［9］Wanich J.J.The Impact of Food Safety Standards on Processed Food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J］.Food Policy，2009，34(5):447-457.

［10］Cope，S.，Frewer，L.J.，Renn，O.Potential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o Assess Social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Food Safety Issues［J］.Food Control，2010，21(12):1629-1637.

［11］王能，任运河.食品安全监管效率评估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12):35-39.

［12］穆秀珍，雪明，王克西.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实证检验［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24(6):88-91.

［1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