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水平与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基于中国数据的指标衡量与关系检验

周学仁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 (FDI)和出口贸易从规模上对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在此背景下，FDI和出口贸易不仅要从规模上同其他经济增长方式相互协调，而且要从质量和结构上加强自身优化，即提高FDI技术水平和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是，如何衡量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中国目前的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何种状况，怎样才能有效地优化这两个经济变量等，这些问题仍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成熟的研究框架。因此，有必要对中国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准确地衡量与评价，并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

一、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水平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FDI技术水平衡量指标的选取不同。Javorcik等［1］、许罗丹等［2］、Fortanier［3］，对不同来源地的 FDI对东道国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展开了研究。郭熙保和罗知的研究将FDI技术水平作为特征变量之一研究了FDI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4］。他们采用了FDI来源国每百万人中技术人员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FDI技术水平，权重为相应来源国流入中国的FDI流量占中国FDI流入总量的比重。

与FDI技术水平相比，关于贸易结构的研究则丰富和深入得多。自从Leontief［5］对美国贸易结构进行经验分析并得出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以来，对贸易结构的经验分析受到了广泛重视。目前，多数学者认同商品的贸易结构等同于要素的贸易结构［6］，并且认识到了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在解释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7］。Trefler在分别假设各国技术结构相同和技术结构不同的基础上，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经验分析［8］。结果显示，技术差异的引入并没有使要素禀赋理论被证伪，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支持［9］，也符合Leontief提出的观点［5，10］。

鉴于技术因素在衡量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运用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开发出多种不同的贸易结构衡量方法。Grossman和Helpman对技术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1］。Feenstra［12-13］、Feenstra和Kee［14］等，详细论述了贸易产品的种类及其与技术进步、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贸易产品的种类是决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重要因素。詹晓宁和葛顺奇从出口产品构成、参与世界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以及各国在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中出口增长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贸易竞争力在全球的位次［15］。关志雄用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衡量产品的技术含量［16］。Holst和Weiss用技能密集部门与非技能密集部门劳动增加值之比作为权数，提出了显示劳动技能贸易指数(ELST)［17］。王永齐从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的相对数量角度构造了贸易结构衡量指标，并研究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8］。Hausmann等提出用“产品对应的收入水平”衡量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作为产品技术含量的衡量指标［19］。Lall等提出了“复杂性指数”的概念来衡量不同产品的复杂程度［20］。樊纲等通过完善关志雄［16］的贸易结构分析法，用显示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作为识别贸易品技术附加值高低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四种基于贸易品技术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方法［21］。Rodrik利用编码协调制度六位码 (HS-6)产品分类标准计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大约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所体现的生产率水平的3倍左右［22］。杜修立和王维国进一步修正了樊纲等［21］的贸易品技术含量指标的权重赋值方法，提出了一套分析经济体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新方法［23］。鲁晓东和李荣林分析了传统的RCA指数在衡量比较优势时的优劣，并在构造比较优势指标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24］。杨汝岱和朱诗娥以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作为衡量贸易品结构的指标，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和技术结构均呈现较强的阶段性特征［25］。施炳展和李冲望利用改进的标准化贸易均衡指数 (NB)和转移矩阵技术，研究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演进特征［26］。

现有文献关于FDI与贸易之间的研究很多，但关于FDI与贸易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国内只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江小涓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这类“易流动”的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和重组，能够较快改变各国原有的要素结构和贸易结构。通过引进FDI和购买先进技术等方式，中国在保持劳动力丰富这一特点的同时，迅速增加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增加出口商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计量分析表明，跨国投资作为各种要素跨国流动的重要载体，对出口增长与出口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27-28］。冼国明等［29］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李辉文论述了一国改变要素禀赋的两种途径:自身发展导致的变化和国际要素流动导致的变化［30］。

蒋瑛和谭新生的研究发现，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贸易结构升级和贸易竞争力提高具有正面效应，然而引进FDI并未使中国贸易竞争力得以真正提高［31］。周靖祥和曹勤认为，出口贸易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与政策空间，并促成FDI流入规模逐年扩大;但随着FDI的流入，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并未优化，需要通过政策措施调整FDI的流入规模与方向，进一步实现贸易结构升级［32］。

二、指标衡量与评价

1.中国FDI技术水平的衡量与评价

(1)指标设定

从FDI承载技术因素的特点和FDI流入东道国的过程来看，FDI技术水平可通过来源地的技术水平、FDI在东道国行业技术分布结构和FDI在东道国的实际产出效率三个角度来衡量。与之相对应，可采取如下三个衡量指标:

一是FDI来源地技术指数，即FDI来源地技术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源地的技术指标主要包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专利申请数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等。①历年的《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和《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均采用上述四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综合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选取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FDI来源地技术水平的指标，加权方式为相应来源地的FDI流量占东道国FDI流入总量的比重。即有如下公式:

其中，FTCcountry为FDI来源地技术指数，FDIi为来源地i流入东道国的FDI流量;FDIi为东道国FDI流入总量;techi为来源地i的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二是FDI行业技术分布结构指数，即FDI在东道国所分布行业的技术水平的加权平均值。其值依据东道国各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再以不同行业的FDI流入量所占比重为权重来求加权平均值而得。

三是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用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其值通过计算外资工业企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所能实现的工业增加值来获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TClabor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IAVF为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LF为外资企业从业人员数。

如上三种方法分别用于衡量FDI流入东道国不同阶段的技术水平特征，三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FDI来源地技术指数，可衡量FDI流入东道国之前的基本技术水平。虽然拥有高技术的国家不一定通过FDI转移高端技术，但不可否认的是，FDI所转移的技术水平与来源地技术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FDI行业技术分布结构指数假定，FDI在东道国各行业上投入的技术均不低于相应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基于此，可通过行业技术水平及FDI的行业分布来衡量FDI在东道国所投入的总体技术水平。但该指数的缺陷是，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东道国的行业技术水平很难确定。与前两个指标相比，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更能体现出FDI技术在东道国经济环境中所发挥的实际效果，而且该指标易于计算。综合以上因素，本文选择FDI来源地技术指数和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中国FDI技术水平的指标。

(2)指标衡量与评价

首先，选取74个经济体作为来源地样本，②74个经济体包括28个发达经济体、46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体类型的划分参照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利用公式 (1)，计算出1994—2010年中国的FDI来源地技术指数。③本文所有计算过程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各年度《世界发展指标》、《中国统计年鉴》以及联合国贸易统计在线数据库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http://comtrade.un.org)，有必要进行平减或标准化的数据均进行了相应处理，文中不再赘述。计算结果显示，来自所有经济体样本的FDI技术水平在1994—2005年是逐渐提高的，但在2006—2008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8年之后又有所回升。其中，在1994—2010年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技术指数总体上呈不断提高之势，但来自发达经济体的FDI技术指数从2001年之后逐渐下降。

其次，选取1994—2010年中国外资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及其全部从业人员数，利用公式 (2)计算出中国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计算结果显示，1994—2010年，中国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在2006年之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被中国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超越。

总体来看，尽管1994年以来中国FDI技术水平的总趋势是上升的，但在2005—2006年之间，中国引进FDI的技术水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来自发达经济体的FDI技术指数明显下降，同时，中国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相比也不再具有优势。这两种计算结果，显然与关于外资在中国技术优势的一般认识不符。尽管中国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值得肯定，但FDI技术水平所表现出来的不良趋势及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2.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衡量与评价

(1)指标设定

出口贸易结构的衡量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取决于对出口贸易结构研究的视角、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与核心要素。本文所要计算的出口贸易结构，主要是指一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结构。这种衡量方式，首先需要算出所有产品的技术含量。现有研究通常将产品的技术含量赋值为各国 (或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加权平均值［16，20，21，19，23］。①樊纲等［21］、关志雄［16］等利用人均GDP来衡量显示技术附加值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学中，技术往往是生产率的代名词;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技术要素丰裕程度，进而可用劳动生产率来近似替代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般用平均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增加值来表示，而在忽略了人口结构的差异时，人均GDP可以作为比较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指标。这样，人均GDP就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显示技术附加值。在加权方式上，关志雄［16］和Lall等［20］以各国出口该产品的世界份额为权重;Hausmann［19］、樊纲等［21］以各国该种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为权重;杜修立和王维国［23］以各国该产品在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为权重。

其次，通过计算一国所有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含量加权平均值得到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其加权方式为各出口贸易品的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TC为一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QXi为该国产品i的出口额;QXi为该国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额;ptechi为产品i的技术含量，该指标又有如下计算公式:

其中，yij为出口产品i的第j个经济体的人均GDP;QXij为第j个经济体的产品i出口额;m为产品i的出口额排名靠前的经济体数。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本文选取出口额排在前15位的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作为产品i的技术含量水平，因而m=15。

(2)指标衡量与评价

利用公式 (4)，本文对1994—2010年国际贸易分类标准 (SITC3)三位数分类下的260种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了计算。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和相关经济体的产品出口额，即可对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结构进行分析和国际比较。

首先，以产品的技术含量为横轴，以相应产品的出口额为纵轴，可画出中国出口品的贸易额与技术含量散点图 (如图1和图2所示)。图1显示，1994年中国出口贸易品主要集中在中低技术产品上，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偏小;图2显示，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品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产品上。与1994年相比，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分布更接近正态分布，由过去“两头大、中间小”的分布结构演变成现在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结构，说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得到了优化。

图1 1994年中国出口品的贸易额与技术含量散点图

图2 2010年中国出口品的贸易额与技术含量散点图

其次，按照产品技术含量水平的降序排序，并按顺序将产品数划分成五等份 (依次定义为高技术产品、中高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中低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可分别求出各技术等级下出口贸易品所占比重，从而得出一国出口贸易品在各技术等级上的分布情况。为了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本文利用1994年和2010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数据，计算并画出中国与相关国家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图 (如图3和图4所示)。图3显示，1994年，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和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较大，与之相比，中国中低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较大，明显不具有竞争优势，但换个角度来看，中国与这几个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出口贸易互补性还是较强的;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结构要好于印度 (中等技术以下产品出口比重占80%以上)，与俄罗斯 (1996年数据)、巴西是相似的，但中国中等和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略逊于后两者。图4显示，与1994年相比，2010年中国中等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增加，低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有所减少;同时，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大幅减少，中等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增加;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技术等级分布与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相似度进一步提高，但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和中高技术产品上出口比重低于印度和巴西，低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又高于这两者。总体而言，纵向上看，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结构有所改善;横向上看，中国出口贸易与发达经济体的互补性下降，竞争性增强，在“金砖四国”中，中国也面临较强的出口竞争压力。因此，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最后，利用公式 (3)，对1994—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指数进行计算并绘制发展趋势图(如图5和图6所示)。根据产品技术含量取值方式的不同，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又可分为绝对指数和标准指数，区别在于前者的ptech值使用的是未经标准化的技术含量 (单位为美元)，后者的ptech值使用的是经过标准化的技术含量 (无量纲化值)。①由于某个技术含量在一个时期可能意味着高技术含量，但随着世界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只意味着低技术含量。对于这种变化，从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因使用了更能体现不同技术含量在不同时期相对大小的标准化值，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计算结果显示，1994—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绝对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 (如图5所示)，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结构的确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归功于世界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多数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然而，图6显示，1994—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仅在个别年份有小幅提高，这说明，在世界产品技术体系整体进步的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结构并未得到实质性优化，反而有所劣化。

图3 1994年中国与相关国家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

图4 2010年中国与相关国家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

图5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

图6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

三、关系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在东道国经济体系中，FDI技术水平一般是外生变量，它会通过技术外溢、人力资本积累等效应，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产生正面影响。这样，东道国生产产品的平均技术含量就会得到提升，出口贸易结构就会得到优化。但究竟FDI技术水平对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具有怎样的作用，需要通过如下实证过程来分析和检验。

1.关系模型构建

假设一国经济体系中只包括两个企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各生产一种产品。那么，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就是这两种产品技术含量的加权平均值，加权方式为两种产品各自出口额所占比重。即有如下关系式:

其中，XTC为一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Xf、Xd和X分别为该国外资企业出口额、内资企业出口额和全国总出口额;af和ad分别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

设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所生产产品的出口率分别为λf与λd，则有Xf=λfYf，Xd=λdYd。Yf和Yd分别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总产出，设二者的生产函数满足如下形式:

其中，Af和Ad分别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Lf和Ld分别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劳动力人数;Kf和Kd分别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α和β分别为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假设劳动力和资本可在两个企业间自由流动，则劳动力和资本分别在两个企业中的产出弹性相同，因而两个企业总产出水平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综合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数量。

假设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可用各自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来衡量，则有af=Af，ad=Ad。那么，将公式 (6)和公式 (7)带入公式 (5)，则可得如下关系式:

将上式进行整理可得如下关系式:

通过公式 (8)可以看出，一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受到FDI技术水平 (Af)和内资企业技术水平(Ad)的影响，而且受到两个企业间的出口率之比、生产要素投入之比的影响。

2.回归模型构建

根据公式 (8)，可得关于一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函数关系式如下:

其中，Xfd=λf/λd，Lfd=Lf/Ld，Kfd=Kf/Kd。

根据函数关系式 (9)，可构建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与FDI技术水平之间的回归方程:

其中，c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t为时间，其他变量的含义与衡量指标情况详见表1所示。

表1 方程 (10)中变量的含义与衡量指标

3.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FDI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本文基于1994—2010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方程 (10)予以检验。考虑到中国FDI技术水平与出口贸易结构的衡量指标的特殊性和可代表性，将分别检验不同的FDI技术水平指标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绝对指数和标准指数的作用。相关变量的数据均经过取自然对数处理，方程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利用Eviews6.0软件输出估计结果 (见表2所示)。

表2 FDI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作用的估计结果

从估计结果来看，不同指标衡量的FDI技术水平均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具有非常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无论是以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还是以FDI来源地技术水平来衡量，FDI技术水平的提高，既可以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的提高，也可以促进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的提高。也就是说，FDI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其中，当引入发达经济体样本计算的FDI来源地技术水平时，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有明显的正面作用;但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内资企业技术水平表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这种作用在引入发展中经济体样本计算的FDI来源地技术水平时也有明显体现。

另外，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数量之比，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和标准指数均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这说明增加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对于优化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是有利的;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之比，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促进作用，甚至有些情况下还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中国FDI技术水平升中有降，有些变化不符合一般认识

1994—2010年，无论从FDI来源地技术指数来看，还是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FDI技术水平总体上都是提高的，只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是其中有些变化并不符合一般认识。

首先，按照一般认识，流入中国的FDI技术水平应该是不断提高的，并且来自发达经济体的FDI技术水平应高于发展中经济体。但是，2006年之后，中国FDI来源地技术指数不仅在所有经济体样本和发达经济体样本上出现了下降趋势，而且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技术水平还反超了发达经济体。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FDI技术指数下降，并不意味着流向中国的发达经济体的FDI技术水平下降，而是由于中国从发达经济体引进FDI的比重下降所致。根据相关资料，在2006年之前的多年里，中国从发达经济体引进FDI所占比重一般在35%左右，但从2006年开始，中国从发展中经济体引进FDI所占比重迅速提高，而从发达经济体引进FDI的比重一路下降到2010年的17%。同时，在中国引进FDI的发展中经济体来源地中，来自避税港地区 (如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毛里求斯、萨摩亚等)的FDI流入量所占比重较大 (近几年占比在80%以上)，但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比较低。因此，尽管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技术指数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并不大，不足以弥补来自发达经济体FDI技术指数的下降，结果是以所有经济体样本计算的FDI来源地技术指数出现下降趋势。

其次，2006年之后，中国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被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超越，这显然不符合我们已经习惯接受的一般认识——与外资企业相比，中国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为落后。但事实上，本文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所选取的规模以上内资工业企业，在研发经费和技术升级改造上的投入力度是逐年加大的。以大中型企业为例，2006年以来，中国内资企业人均科技人员科技经费支出一直保持快速提升趋势，但外资企业这一指标自2006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并于2009年被内资企业超越。因此，在科研经费投入上的此长彼消，是中国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超过外资企业的重要原因。

2.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出口贸易结构仍急需得到实质性改善

通过中国出口品的贸易额与技术含量的散点分布图，及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等级分布图，均可以得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有所改善的结论。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中等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占比有较大提高。同时，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相对于原有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水平与美、德、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金砖四国”印、巴、俄的出口贸易结构相似性有所增强，其结果是中国与这些经济体的出口贸易竞争必将进一步加剧。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也在变化。那么，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结构是否在世界产品科技含量普遍提升的进程中得到实质性优化呢?对此问题，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的计算结果中并没有找到乐观的答案。自1996年之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总体上呈不断下降态势。因此，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出口规模上表现优异，但其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结构仍急需止住恶化趋势，并取得实质性改善。

3.FDI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构建关系模型和回归模型，本文检验了FDI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结果显示，不论是用FDI来源地技术指数，还是用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FDI技术水平，都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中国FDI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同时，尽管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有较大提升并超过外资企业，但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作用没有得到验证，相反，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尽管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要好于外资企业，但是这种较高的生产率可能更多地被用在了生产较低技术水平产品上。另外，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数量之比，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有促进作用，而资本投入之比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没有表现出明显影响。

总之，目前中国的FDI技术水平仍不高，出口贸易结构尚需完善，但好的方面是，中国FDI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中国要提高FDI技术水平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应该采取如下对策:一是更加注重引进高技术水平的FDI，提高来自发达经济体的FDI所占比重，对来自避税地经济体的FDI应该加强审核与甄别，避免低技术水平的“假外资”大量流入中国;二是鼓励外资企业增加在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促进外资企业增加就业人数，提升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三是鼓励和引导内资企业生产更高技术水平的出口产品，支持中国制造产品建立自己的国际高端品牌和国际营销网络，提高出口贸易品附加值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四是进一步完善国内的科技创新体系，增加对各领域的研发经费支持，提高各类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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