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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投资环境比较研究

时间:2024-04-24

李东阳,鲍 洋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5)

“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和市场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 (FDI)流入量呈跳跃式增长,作为东道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金砖四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客观比较研究,可以为中国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引进外资规模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金砖四国”投资环境各子环境比较研究

1.政治环境比较研究

巴西的民主进程漫长而曲折。1988年巴西颁布的《民主宪法》规定,国家的政治权力由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组成,三权鼎立。1989年,全民选举总统的恢复是巴西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后,巴西的政局总体比较稳定,代议制民主政体基本稳固,政权更迭民主化程度高,是南美洲政治风险最小的国家之一。2002年,劳工党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卢拉当选总统,开启了左翼政党领导的巴西政治新时代。卢拉时期,巴西在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不俗表现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2010年10月31日,迪尔玛·罗塞夫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她的继任有助于卢拉执政理念的延续,以“温和”、“务实”为原则的左翼政权也将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潜在隐患也不容忽视。例如,巴西政府已采取不少措施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2010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巴西在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83位[1]。2010年全球腐败监督机构“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报告显示,巴西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69位[2]。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苏联时期的联邦制为总统制,确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同时,俄罗斯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对宗教政治化,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将不允许宗教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设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力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宗教力量对政权稳定的影响。俄罗斯从一党制到多党制、从联邦制到总统制、从高度集权到三权分立的政治转轨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核心,俄罗斯的总统权力过大,且其权力未受到实质性的制约,议会等权力较小。对于总统权力的过度依赖,不利于从根源上实现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俄罗斯的全球和平指数排名为第143位[1]。此外,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不容小觑,属于腐败程度比较严重、清廉度最低的国家之一。2010年俄罗斯的清廉指数排名为第154位[2]。有关调查结果也显示,腐败是企业在俄罗斯开展经营活动的首要困扰因素,比重高达21.2%[3]。

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各个方面造成了深刻影响。独立后,印度沿袭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并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民主政治体制基础上,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印度的民族、宗教、语言和种姓复杂多样。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和宗教争端,建立稳定的统一国家,印度坚持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印度的联邦制是多种因素角力的产物,带有浓厚的中央集权色彩。联邦政府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平衡和协调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印度的政治力量逐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由“一党独大、长期执政”转变为“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在2009年的大选中,国大党联盟凭借着过去五年的不俗政绩和由曼·辛格、索尼娅组成的领导核心蝉联执政,预示着印度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印度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为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和印巴关系等。2010年印度的全球和平指数排名为第128位[1],清廉指数排名为第87位[2]。

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与其他三国的多党制不同,也有别于某些国家的一党制,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循序渐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能实现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尽管存在不少问题 (如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等),但中国政治环境总体良好,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已形成了良性互动。2010年中国的全球和平指数排名为第80位[1],清廉指数排名为第78位[2]。

2.法律环境比较研究

巴西关于外国投资的基本法律是《外国资本法》,实施细则是1965年颁布的第55762号法令。巴西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有《外资管理法施行细则》、《劳工法》、《公司法》、《证券法》、《工业产权法》、《反垄断法》和《环境法》等。巴西的外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给予外资税收优惠,如免征农用拖拉机、蒸汽锅炉零件等部分资本产品和软件产品等的工业产品税,对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外国投资 (合资形式,巴西企业控股)给予税收优惠,对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等自由区的外国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外资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与中国、印度和部分欧洲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一步开放市场,《外国资本法》规定,除核能开发、医疗卫生、养老基金、海洋捕捞、邮政、报纸、电视、无线电通信网络、国内特许航空服务以及航天工业为禁止投资领域外,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垄断逐步放松,电信、电力等行业实行有限制条件的私营化,开放再保险市场;允许在巴西境内生产并向第三国出口的产品申请出口信贷和保险[4]。巴西的法律体系较为完善,但税收负担较重,税法内容较为繁杂。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颁布了本国的宪法,并相继制定了税收、外贸、投资、海关、外汇、出入境管理、劳务、工商登记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法规。1991年,俄罗斯推出了第一部《外国投资法》。1999年,新的《外国投资法》出台,并与各联邦的《外国投资法》、《融资租赁法》、《产品分割协议法》、《特别经济区法》等构成了俄罗斯的外资法律体系。《外国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对生产领域、交通设施建设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不少于10亿卢布的投资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经济特区法》规定,对进入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俄罗斯的地方法律法规也规定,对外国投资实行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俄罗斯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是赌博业和人寿保险业;限制外资进入国防军工、核原料生产等42种战略性行业;鼓励外资进入石油、天然气、交通和通讯设备等传统行业[5]。俄罗斯在改善法律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俄罗斯的法律法规多变,连续性较差,税收负担也较重。

印度没有单独的《外国投资法》,与外资有关的法律主要有《外汇管理法》、《公司法》、《仲裁、调解法》和《工会法》,并辅之以构建外资政策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外资行为。根据现行的外资法律和政策,印度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有:零售业 (单一品牌除外)、核能、博彩业;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有:电信服务业、保险业、私人银行业、单一品牌零售业、航空服务业、基础设施、房地产业、广播电视转播;鼓励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有:电力 (除核电外)、石油炼化产品销售、采矿业、金融中介服务、农产品养殖、电子产品、电脑软硬件、特别经济区开发、贸易、批发和食品加工等。印度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6]。为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印度改革了外资准入制度,设置自动批准和政府审批两个渠道。印度现有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约束性较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出台多项关于外国投资的专项法律法规,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指导外资投资方向规定》和《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等,从准入制度、投资方式和投资行业等角度引导和规范外资企业的设立和运营。此外,中国适时修订了其他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公司法》、 《劳动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等,以推动外国投资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近年来,中国逐渐取消了外国投资的超国民待遇,如2010年12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税制全面统一,宣告了税收政策内外有别时代的终结。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中国限制和禁止外资流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稀有和不可再生矿产资源开采业。鼓励外资进入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业、现代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了保持引资活力,中国对于外国投资项目给予“土地优惠”,如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中国的外资法律体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数量众多、统一性差。全国人大、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地方政府均颁布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但缺乏具有权威性和系统性的《外国投资法》。再如,“双轨制”立法模式,即内外资企业的投资关系分别受到不同法律法规的调整和约束。

3.经济环境比较研究

(1)宏观经济环境

GDP增长率、人均GDP和通货膨胀率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环境的主要指标。

表1 “金砖四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由表1可知,2000—2009年“金砖四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总体良好,年均GDP增长率均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就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在经历了“迷失的十年”后,巴西经济走势平稳,波动不大,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被摧毁,原有的经济体系被瓦解,一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俄罗斯在1990—2000年期间年均GDP增长率为-4.7%,是“金砖四国”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国家。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有序进行,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印度自1991年起实行全面经济改革,GDP持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金砖四国”中中国处于领先地位,GDP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就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来看,2009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人均GDP分别是1990年的2.6、2.5、3.0和11.9倍,而世界同期该指标的平均值为2.1倍。再从GDP的绝对值来看,“金砖四国”的人均GDP水平较低,且内部差异很大。以2009年数据为例,巴西和俄罗斯的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近,中国人均GDP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印度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2%。就通货膨胀情况来看,“金砖四国”2000—2009年均通货膨胀率由小到大依次分别是中国 (1.9%)、印度 (5.5%)、巴西 (6.9%)和俄罗斯(14.0%)。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压力相对较大。

(2)对外开放程度

实行对外开放是一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提升其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分析对外贸易和参与国际直接投资在本国经济中的地位两项指标来比较研究“金砖四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①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地位。本文主要从商品和服务进出口增长率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方面来比较研究对外贸易在“金砖四国”经济中的地位。

表2 “金砖四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长率 单位:%

由表2可知,从1990—2009年,“金砖四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增长率差异较大。中国和印度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 (12.3%—16.2%),对外贸易成为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俄罗斯则由较低的增长率或负增长率转变为较高的正增长率,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巴西总体增长率 (除1990—2000年进口增长率较高外)均保持在5.7%—6.4%的较低水平上,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

表3 “金砖四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单位:%

由表3可知,巴西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 (2000年以后保持在22%—29%),1990—2004年呈稳步上升态势,2004年达到峰值 (29%),之后有所回落;俄罗斯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1995—2009年间保持在48%—68%),2000年达到峰值 (68%),之后有所回落;印度对外贸易依存度起点低,但增速最快,由1990年的16%上升至2008年的53%,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小幅下滑 (46%);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相对较高 (2000年之后一直保持在44%—70%),1990—2006年呈稳步上升态势,2006年达到峰值 (70%),之后有所回落。

②参与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中的地位。一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本文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参与国际直接投资在“金砖四国”经济中的地位。

“金砖四国”较大规模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起始于20世纪中后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砖四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均跻身为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促使这一势头在中短期内得到进一步加强。有关资料显示[7-8],“金砖四国”引进的FDI从1992年的141.5亿美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1 942.8亿美元,总体上呈现缓慢发展、水平推进到加速上升的发展趋势。以2009年为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FDI流入量分别为259亿美元、387亿美元、346亿美元和950亿美元,中国的FDI流入量约占“金砖四国”总流入量的1/2。近年来,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引进FDI的增长势头强劲,流入量呈跳跃式增长。以1992—2009年为考察期,巴西、俄罗斯和印度FDI流入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1%、26.6%和34.2%,均大于中国13.4%增长率。

FDI流入除直接促进东道国资本形成外,还可通过带动前后向产业投资而间接促进资本形成。从表4可知,巴西引进FDI占资本形成的比重较高,2000年达到峰值 (27.9%),之后虽有所回落,但一直保持在10%以上;俄罗斯和印度FDI流入占资本形成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由1992年的0.4%、0.4%上升至2009年的16.8%、7.5%,FDI流入对资本形成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中国FDI流入占本国资本形成的比重在1995年达到峰值 (11.8%),之后一路回落,到2009年回落至4.0%,成为该比重最低的国家。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如前所述,中国FDI流入量年均增长率是“金砖四国”中最低的;二是1995年以来中国FDI流入规模虽保持较高的增速,但国内资本形成的能力更强,导致FDI所占的相对比重下降。

与“引进来”相比,“走出去”是新兴市场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广泛参与国际分工的更高层次战略选择。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量锐减。有关资料显示[7],2009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出量降低了21%,而发达国家则降低了48%。2009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直接投资流出量分别为-100.84亿美元、460.57亿美元、148.97亿美元和480亿美元。由于跨国公司内部借款大幅增加,2009年巴西对外直接投资为负值。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巴西的私有化政策和激励措施促进了国内公司的对外扩张。2008年巴西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4.57亿美元,且大多流向发达经济体,表明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仍然较强。2009年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投资国中列第6位、第7位,分别较2008年上升了7位和5位,俄罗斯是“金砖四国”中唯一的直接投资净流出国。印度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较上一年度下降了19.5%,但在全球投资国的排序中却由24位上升至21位。

由表5可知,巴西国际直接投资依存度较低,且波动较大 (1%—5%);俄罗斯和印度的国际直接投资依存度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分别由1992年的0、0上升至2009年的7%、4%;中国国际直接投资依存度的走势相对稳定,从1992—2009年一直在3%—5%之间波动。2009年“金砖四国”国际直接投资依存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巴西。

表4 “金砖四国”FDI占资本形成比重 单位:%

表5“金砖四国”国际直接投资依存度 单位:%

(3)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包括的内容很多,本文仅从交通运输、电力供应和信息及通讯技术三个方面来比较“金砖四国”的基础设施条件。

巴西交通运输业发展不均衡,公路运输是最主要的货物运输方式;铁路运输速度慢,效能低,运力有限;水资源丰富,内河运输凭借着低成本优势发展迅速。俄罗斯基本形成了以铁路、公路、管道为主,水运和空运为辅的多样化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设施良好,但区域布局不均衡,远东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印度铁路总长6.33万公里,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居世界第四位。水运承担了95%的国际贸易量[6]。但印度交通运输设施的整体水平落后:铁路设备老化,公路里程短,运输效率低下,高速公路仅有200余公里,内河运输发展缓慢,缺乏世界一流的港口和机场。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由铁路、公路、空运、水运和管道组成的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单项运输系统的规模、范围和生产率指标大多高于其他三国 (详见表6所示)。

表6 “金砖四国”交通运输设施比较

巴西以水电为主,受季节因素影响较大。2009年11月10日爆发的大面积停电事件,更引发了人们对巴西电力供应系统安全性的质疑。俄罗斯电力供应渠道多样化,煤电、天然气发电、油电、水电、核电等五大电力资源均衡发展。印度以煤电为主,电力供给缺口较大,停电现象频繁,电力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以煤电为主,水电、风电和核电为辅,发电量大于其他三国。有关资料表明[9],近4.04亿印度人目前仍过着没有电的生活,而中国的这一数字只有800万。“金砖四国”的电力供应情况还可由停电造成的价值损失间接评估。有关资料表明[10],俄罗斯和中国因停电造成的损失占销售额的比重分别为1.2%和1.3%;巴西居中 (3.0%),印度停电造成的价值损失则高达6.6%。总体来看,中国和俄罗斯的电力供应充足,印度和巴西的电力供应相对紧张。

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巴西的信息及通讯技术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俄罗斯,二者基本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再次为中国,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印度水平最低,略高于低收入国家水平[10]。世界经济论坛提供的资料也表明,从整体来看,巴西的信息及通讯技术发展水平位于133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上,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均低于平均水平[11]。

总体来看,中国和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其次是巴西,印度最差。

(4)商业环境

由表7可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排名分别为129位、120位、133位和89位,均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巴西的企业经营环境排名位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创办企业的时间过长和就业刚性指数过高是其主要的竞争劣势。俄罗斯的企业经营环境较中国稍逊一筹,但二者在许多方面表现近似,竞争优劣势大致相同。印度是“金砖四国”中企业经营环境排名最低的国家,竞争劣势表现为企业破产后清算时间久、回收率低,合同执行时间过长等。但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比,印度的企业经营环境也具备独特优势,如对投资者的保护强度大,较易获得贷款等。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破产清算年限较短,财产注册登记程序相对简化、时间短,破产企业收回率高等;竞争劣势主要表现在对投资者的保护强度较小等。总体来讲,“金砖四国”现有商业环境总体不甚理想,中国略好于其他三国。

表7 “金砖四国”商业环境比较

(5)金融市场成熟度

权威研究报告显示,“金砖四国”金融市场成熟度指标的表现差异较大,两级分化现象明显。总体来讲,印度金融市场成熟度最高,在139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17位,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当地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和证券监管效率;巴西和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度总体相近,分列第50和57位,巴西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银行的稳定性和较好的证券监管效率,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俄罗斯的金融市场成熟度表现极差,仅排在第125位[3]。

(6)人力资本

本文主要从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等6个方面比较研究“金砖四国”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从表8可知,巴西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各项指标平平,并无明显的优劣势,且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排名最后;俄罗斯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整体相对较高,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大学生粗入学率和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三项指标均排名第一,但创新能力排名最后;印度人力资本发展整体水平落后于其他三国,且两级分化现象严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排名第一,但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大学生粗入学率、R&D强度、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均排名最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整体相对较高,R&D强度和创新能力均排名第一,其他四项指标排名居中。

表8 “金砖四国”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比较

4.自然环境比较研究

巴西是南美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气候,南部部分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巴西矿产、森林和淡水资源丰富。有关资料表明,巴西已探明铁矿砂储量为250亿吨,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且品位多在60%以上;铀矿、铝矾土和锰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已探明石油储量达126.22亿桶,天然气3 649.9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55.7%。巴西拥有世界18%的淡水,人均拥有量为2.9万立方米,水能资源蕴藏量达1.43亿千瓦/年[4]。

俄罗斯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地域广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气候复杂多样,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有关资料表明,俄罗斯天然气储量48万亿立方米、煤炭储量2 016亿吨、镍储量1 740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石油储量109亿吨,铝储量4亿吨,黄金储量1.42万吨;非金属矿藏 (如石棉、石墨、云母、菱镁矿和金刚石等)储量也很丰富。森林覆盖率为49.4%;水力资源丰富,贝加尔湖是世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5]。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属热带季风气候。有关资料表明,印度矿产资源丰富,有近100种矿藏资源。云母产量世界第一,煤炭和重晶石产量均为世界第三;主要资源可采储量估计为:煤2 533.01亿吨、铁矿石134.6亿吨、铝土24.62亿吨、石油7.56亿吨、天然气10 750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22.8%[6]。

中国是亚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幅员辽阔,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有关资料表明,中国矿产资源丰富,品种齐全,钨、锡、锑、稀土、钽、钛等金属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大多数非金属矿产资源 (如菱镁矿、石墨、萤石、滑石、石棉、石膏、重晶石、硅灰石、明矾石、膨润土、岩盐等)探明储量也较为丰富。中国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储量较低。截止2010年底,中国石油可采储量为31.4亿吨,天然气可采储量为3.9万亿立方米。截止到2002年底,煤炭可采储量1 886亿吨。森林覆盖率为22.0%。水能资源蕴藏量达6.8亿千瓦/年,居世界第一位[12]。

二、“金砖四国”投资环境总体比较研究

1.比较研究指标的选取和获得

东道国投资环境是由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子环境构成的大系统。本文基于全面性、层次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利用腐败得分等27项指标 (见表9所示)对“金砖四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定量总体比较研究。

表9 “金砖四国”投资环境比较研究指标

该27项指标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定量指标,如GDP增长率、基尼系数、人均国民收入和油气资源储量等,这类指标主要来源于《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和《2010年国际统计年鉴》;二是合成定量指标,如全球和平指数、金融市场成熟度等,这类指标主要来源于《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和《2010年全球和平指数》等。

2.基于主成分分析的“金砖四国”投资环境总体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主成分分析原理,运用SPSS13.0软件,分别对“金砖四国”投资环境的各子环境指标进行处理,计算出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得分,最后对投资环境作出总体比较研究。

现以经济环境定量比较研究为例:

首先,对所属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影响。

其次,计算标准化数据与主成分的相关系数,按照累计特征值贡献率≥85%的标准来确定主成分个数以及各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经计算,提取前3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100%。

再次,根据主成分得分公式:E=0.51Z1+0.31Z2+0.18Z3,计算出经济环境的综合得分。

运用相同方法可分别计算出“金砖四国”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得分,最后汇总得出各国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 (见表10所示)。

表10 “金砖四国”投资环境比较研究得分表

总体来讲,基于主成分分析原理进行的定量研究与前文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由表10可知,“金砖四国”投资环境优劣根据综合得分排名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就投资环境各子环境来看,巴西政治环境得分最高,中国和印度分列二三位,俄罗斯最低;印度法律环境得分最高,中国和巴西分列二三位,俄罗斯最低;俄罗斯经济环境得分最高,中国和巴西分列二三位,印度最低;俄罗斯自然环境得分最高,巴西和中国分列二三位,印度最低。

[1]Institute For Economics& Peace.Global Peace Index 2010[R].2010.

[2]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0[R].2010.

[3]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R].2010.286,386,454-462,488,493.

[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投资指南——巴西(2009版)[R].2009.

[5]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投资指南——俄罗斯(2009版)[R].2009.

[6]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投资指南——印度(2010版)[R].2010.

[7]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Trends and Determinants[M].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1998.

[8]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M].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10.

[9]中国商务部.印度电力发展远逊于中国[DB/OL].http://gb.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010/20101007218021.html.

[10]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s[DB/OL].http://data.worldbank.org.

[11]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R].2009.28-29.

[12]中国国土资源部.http://www.ml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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