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系统①

杜两省，王晓姝，陈太明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现状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加明显。中国之所以会受到金融海啸的不利冲击且影响程度逐步加深，除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目标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5］，但在当前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导致转变步伐十分缓慢［6］，为了加快转变的进程，必须将潜在的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在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一套能够有效地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潜在风险的风险控制系统。只有如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才能降至最低，转变进程才能升至最快。

一、控制风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

根据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以及对1995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回顾，有如下基本判断: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于5%，衡量通胀率的CPI指数不高于5%，对外贸易经常项目中的逆差控制在2%以内并且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失业率不高于4.5%，通胀率不高于4%，贸易逆差控制在1.5%以内并能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仍然可以运行良好。因此，如果将上述指标看做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重要风险约束条件，由宏观经济运行能够达到上述目标来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选择、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显然它们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比较宽松的界限，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还可以再快一些。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为何如此缓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第二，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7］，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的最重要可量化指标。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形成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晋升锦标赛”［8］。现行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显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轻视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因此，地方官员对于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一个地区的失业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关系到政绩，而且较低的失业率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政绩，较低的失业率还有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也是地方政府官员所追求的目标。地方政府除承担本地区行政事业经费、文教卫生支出和其它支出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支出，其中前两项支出具有刚性，政府必须解决，而最后一项又直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相联系，对政府官员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格外重视本地区的财政收入。然而，关注经济增长、失业、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却不太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它需要的时间太长，一届地方官员大概任期4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实现晋升目标，必须进行能带来短期明显政绩效果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保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恰好能够更容易实现这一点。既然维持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可以维持原有的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财政收入，而在任的短期内“动大手术”则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地方政府自然没有激励去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缺乏风险分析导致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根源在企业。中国企业粗放程度高，若维持粗放型生产方式，虽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净利润都不高，但至少可以发放工资、计提设备折旧;若粗放型企业迅速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短期内，工人会失业，机器设备会遭到淘汰，甚至企业可能直接关闭。面临来源于企业的微观风险，地方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本地区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地区竞争力减弱以及地方官员政绩在现有绩效考核制度下受到不利影响。面临企业的微观风险演变为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中央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国际竞争力减弱，从而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稳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担心导致它们在制定和落实试图推动转变步伐的政策时都会试探着进行，企业的担心导致它没有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并且这些试探性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而“寸步难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委托代理机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与企业的谨慎策略恰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形式和大小不够了解。如果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政府就会更明确地知道促进转变政策应有的力度，而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试探”。

基于以上的理解，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伐，可能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改变绩效考核机制;第二，有效控制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改变绩效考核机制是很多国内学者［8－9］提出过的政策处方，但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涉及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情况，超出本文研究范围。基于此，在现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下，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就成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为了有效控制风险，须率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地区 (尤其是各地区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企业密集的城市)、不同行业 (特别是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行业)、不同产业 (主要是第二产业)分别进行风险溯源;找到风险源头之后，采取定性方法对潜在的各种风险加以识别;然后，采用定量方法对各种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最终，生成一个蕴含大量信息的风险排序。只有通过这样的风险分析，才能够让中央政府给出更为确切的转变步伐临界值，才可能构建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有效控制风险，最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那么，中国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具有什么特征?

二、黑匣子: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及其局限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工具作用下的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实际上把宏观经济运行系统看做是一个黑匣子 (如图1所示)。政府在匣子的一端输入政策变量，在另一端得到运行结果。虽然从政府向黑匣子输入政策变量到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结果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判断运行的实际结果，但政府其实有一个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值，也就是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理想经济增长方式。政府根据输入的政策变量组合 (包括政策变量的选择及各变量的取值)与运行结果的变化值，来决定下一次的政策变量组合，即根据反馈结果来调节政策变量，这样就形成一个动态反馈的调节系统。

现行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实际上是反过来进行的: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组合所影响的宏观经济目标超出了政府的期望值，政府就可以改变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以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风险限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政府在实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时，必然是首先选择一些易于实行的政策，使之影响包括了关键产业和问题突出的地区的整个国民经济黑匣子，然后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当这些政策有效，而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又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政府将在下一个时期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或者推出新的政策，再来观察这些政策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进一步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力度;如果用由宏观经济目标衡量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则减轻政策力度，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目标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会产生宏观经济风险，但由于这种风险实际上是直接由政府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引起的，而这些政策工具又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因而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政策的组合和力度来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根据输出值的反馈来调节输入值的风险控制机制。

虽然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但由于:(1)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例如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2)政府会根据一定时期宏观经济中急需处理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些目标之间有所侧重，因此，尽管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多目标的特征，政府仍然能够依据目标之间的联系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策选择。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率目标通常不会低于8%，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为9.45% (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992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15%;进入2000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21%，失业率不能超过5%，①我国1998—2007年的平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而同期，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2%，如果奥肯定律成立，则失业率达到5%时，GDP的增长率会小于8%。通货膨胀率不宜超过4%，国际收支很难容忍总体上的逆差，更不可能容忍较长时期的逆差，如果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导致出口大幅减少而进口迅速增加从而形成贸易逆差，则政府也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和进程。因此，在多个宏观经济目标 (即目标体系)的条件下，政府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政策选择;即使因为多重目标下的政策选择空间不大，政府也可以通过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来选择政策。此外，对于两个不属于宏观经济目标但又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财政收支状况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也同样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当财政收支状况严重恶化、金融市场风险快速提高，超过了政府认为的社会承受值时，以社会稳定为更高目标的中央政府就必然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其风险控制系统与上述完全相同。

图1 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是:(1)政策制定有一个时滞，即从政策制定到最终影响各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达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所经历的时间，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在传导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中央政府认识时滞 (搜集信息)和行动时滞 (制定并执行政策)，而外部时滞是指企业微观决策的时滞和改变生产经营活动的时滞。如果政府根据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时期的政策，本身就会造成宏观经济风险。(2)可能导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关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即中央政府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从而影响政策的可信性，使此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其它政策难以推行。(3)由于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制定的政策很难兼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差异，而我国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产业差距都很大，因此，一项缺乏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就没有实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相当一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少用工，辞退工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运用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风险。

三、中央与地方协调:基于风险分析的风险控制系统

由于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对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基于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在实践中必然会因为时滞而产生预料不到的结果，加大执行政策的风险，引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而使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或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或因急躁冒进而酿成恶果。第二，建立一个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可能的。只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加入决策前的风险分析，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控制，就能避免现有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包括两个相互协调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是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一个是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一)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2所示。这一模式最大的好处是，由于首先进行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才选择政策组合、政策力度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这实际是在事前控制了风险，从而可以避免由于政策的时滞，而延误控制风险的最佳时机，避免出现政策的结果开始在现实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宏观经济风险可能已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具体而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重视政策选择前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中央政府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主要产业以及作为产业空间存在形式的地区，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这些产业和地区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主要产业和主要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和各个地区。

图2 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2.政策措施的控制和调节更为精准。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了解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主要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主要产业部门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关系;了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了解了由于产业存在于地区而地区依赖着产业所导致的地区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了解黑匣子的内部构造和联系机制，政府就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根据经济中主要部门和主要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别制定，从而进行精准的控制和调节，避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情况。在打开黑匣子后，政府可以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国民经济中主要行业中失业率的影响从而得出对各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失业率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某些重要产品 (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等)价格的影响，从而对价格水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产生的影响;除了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目标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即金融市场风险。

3.具有多级反馈功能。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对经济中的产业风险和地区风险分别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综合两种风险的交互影响，与可承受的风险进行对比，然后修正自己的政策组合和实施力度，再次对政策的风险进行分析，直到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一种风险的细化和可能影响的模拟，建立一种宏观风险的反馈式评估系统。

如果说中央政府缺乏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有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地区性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地方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更多的担心，因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和消极的态度，只是迫于节能减排目标而选择某些政策。为保证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能够在地区得到落实，除了中央政府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各地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二)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推动者，而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宏观运行的风险程度来适时调节政策组合及力度，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可控性，但对于被动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状况是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很难改变其外部环境，而是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自己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之处是，地方政府并不用过分担心经济的波动 (除非这种波动严重影响到经济中的就业)，也不会过分担心价格水平，因为在地区间市场壁垒已经消除的今天，地方政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来水和城市交通的定价之外，他们的经济行为已经很难影响当地的价格水平。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用担心对外经济状况，除非本地区是明显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也不会太在意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产生的金融市场风险，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非常在意财政收入状况。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整个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这些政策，所以中央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而对于地方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所影响的市场都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在追求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此，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与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同。其次，由中央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而有意识调控的宏观经济，对地方政府来说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图3显示，该系统能根据外部环境和中央政策的变化来及时考虑政策种类、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力度，并通过主要产业分析而及时评估出政策风险，进而调整政策使之保持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之内。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已成为既定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当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本地区的主要产业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本地区这些产业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本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

此外，应该加强中央与地方风险控制系统的有机协调。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应该包括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将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子系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和分权体制下这种观点就有了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它们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三是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政府所不知道的许多信息。基于这三个原因，不能简单地把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看做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子系统，而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强与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协调，努力使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服务，甚至努力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否则，就会出现地方政府不积极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情况，或者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

四、控风险与促转变的政策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现状，现阶段中国要通过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如下政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一)注意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的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探索，政府已经逐渐明确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节能减排。根据这样一个政策思路，可以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风险控制的重点。

首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虽然第一和第三产业都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第二产业中的问题最大，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内部的关联度高，由节能减排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极大，因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产业风险源就是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须要重点控制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六大行业，因为这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总量的70%，无论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还是不久必然推出的能源及其他资源价格改革，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影响的就是这六大行业。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特别为制造业提供基本条件，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产业风险会通过六个产业扩散到整个制造业，进而扩散到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控制好六大行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了宏观经济中的产业风险。

其次，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密集的地区。虽然中国各大经济区都存在“两高一资”产业密集的地带，但总的来看还是中部地区这类产业偏多，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注意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不是从大的经济区域或省级行政区，而是从城市层面看，不少城市就属于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和低效益的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政府继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城市中的许多企业就面临关闭的可能，进而为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城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高风险地区，因而需要高度重视。

(二)全面防范各类宏观经济风险，但重点是防范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率，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很高，即使采取比较严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一，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会产生过大的宏观经济风险，至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带来的其他风险，例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特别是“两高一资”密集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降低出口产品中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但同时也会减缓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体上看，它对进出口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它有可能加速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能源和资源处于投入产业链条的上端，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下游一系列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加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则会使财政补贴的负担不断加大，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继续运用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最终也能够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资源配置效果不如放开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更有效率。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中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风险将显著加大，这是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抑制通胀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这不但对我国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使央行被动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是流动性过剩、进而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来源于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热钱流入，出口品中有许多商品的竞争优势源于低成本的价格优势，而低成本又是因为我国人为地压低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多外汇是通过这种低价格而换取的。因此，理顺能源和资源的相对价格，不仅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降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手段。

(三)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建立政策预报制度

政策预报制度是指政府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再根据这一进程来制定各阶段的政策，并将这些政策及时公布。建立政府预报体系的好处是:第一，使政策成为一种承诺，增加政策的可信性。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实质上是在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地方政府和企业或者通过制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障碍，或者通过放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风险，来迫使中央政府放慢转变经济方式的步伐，最终使地区和企业的得益值 (pay－off)最大，中央政府如果确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承诺，而承诺增强了政府的可信性，迫使企业在给定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来做出相应的安排。第二，政策预报便于地区、企业和投资者安排自己的规划，从而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风险。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这对于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利的。只有在政府公布了预期的政策之后，地区、企业和投资者形成一个可预期的稳定的外部环境，然后才可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活动，这有利于减少全社会的资源浪费，特别是有利于企业安排自己的投资活动，而投资活动通常都需要经历较长的时期，而且多数项目在投资之后具有不可撤回性。如果政府有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规划，将有利于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和投资者根据国家的总体规划来安排自己的投资活动，从而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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