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创新

时间：2024-04-24

摘要:本文在系统总结中国30年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明显迥异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宏观调控本身来看,这些特色表现为涵盖领域广泛、政策工具多样、宏观调控频繁、调控力度适度等;在转轨经济背景下,宏观调控还表现出实践性、过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等特点。这一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关键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模式;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017-08

一、引论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宏观调控一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经济学专业术语,“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概念创造”[1-2],其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到“宏观调控”的过程。自1988年“巴山轮会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以来,这一专业术语无论是在学界、政界还是在民间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当然地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

在西方经济理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中,没有与我国经济中常用的宏观调控一词直接对应的术语。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主张正式走向前台并占据主流,为宏观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西方国家普遍运用“政府干预”来弥补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自大危机之后,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北欧四国的金融调控、目前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危机的强势干预等,使得凯恩斯主义被一次又一次地推上前台,成为调控市场经济运行这个大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当然,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并未将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区别开来,甚至往往用国家干预的提法来取代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仅仅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完全包含国家干预的所有内容[3]。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计划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宏观调控日益成为弥补市场缺失、市场不完善与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并发挥了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区别,也迥异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经典,这种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给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常见于对具体政策的探讨,如Bennett & Dixon通过引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探讨了信贷控制、利率调节等政策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4];Hsing & Hsieh利用VAR技术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5];Dullien(2005)认为中国的部分财政政策以国有企业投资形式实施[6];Chow分析了计划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等[7]。这些研究主要从传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视角出发,关注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或经济绩效的某个侧面,缺乏对宏观调控的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也难以真正揭示出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特色与普适意义。国内学者近年来围绕宏观调控先后发生过多次激烈的理论争鸣和交锋,对于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宏观调控的地位与作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绩效等一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1)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定义。比如,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总量控制,而有学者认为是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也有人说是企业微观层面的问题,甚至有人讲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等等。(2)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如逄锦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理论基础、政策措施和微观基础等方面做出了基础性贡献[8];汤在新、吴超林从凯恩斯理论、现代非均衡理论和马克思的均衡与非均衡理论等角度着重探讨了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等[9]。(3)国外宏观调控的经验。(4)宏观调控的绩效。对于1998年以前和1998年以来宏观调控的绩效,不同学者分歧很大。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宏观调控从总体上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10]。但一些学者如吴超林[11]、张曙光[12]、王洛林[13]等认为1996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确实存在与预期的脱节问题,甚至还有学者认为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成为“空调”[14]。(5)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手段。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很多,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使用以及行政手段、产业政策等能否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等。近期的研究如陈东琪、宋立等[15]、魏加宁[16]、王健[17]等虽然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和不足进行了系统总结,但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特别是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特殊性还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本文立足于中国30年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对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特殊性进行重点分析。当然,从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也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中国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3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8%,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业绩。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异常波动,政府采取了7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应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持续快速增长,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密不可分的。

二、30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路径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业已进行的7次大规模宏观调控中,有4次发生在转轨前期,包括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以及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这4次宏观调控主要在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其特点是:(1)1986年以前的宏观调控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但经济手段的力度逐渐增强,并开始发挥作用。从1986年的宏观调控开始,政策当局注重运用相应的扩张性与紧缩性的政策工具对经济的冷热状况进行调节。(2)1991年宏观调控形成经济的“硬着陆”,其原因在于政策调整的力度过大。这一次的宏观调控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基本确立了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框架。(3)1992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简单运用直接调控手段给经济降温,而是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这样,既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又使经济保持在合理的稳定增长区间。从总体上看,在1997年以前中国近20年的改革历程中,在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明确市场体制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应对投资与需求双膨胀和财政信贷扩张还是经济过热、物价上涨,也无论是投资与需求膨胀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全面过热、通货膨胀,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6年还实现了经济“软着落”。多次的紧缩性调控还为政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调控艺术。

转轨中后期的宏观调控具体表现为1998—2002年、2003—2007年和2008—2009年的宏观调控。这些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低于预期。其特点是:(1)199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第一次使用扩张性政策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这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的一次成功尝试,表明决策部门已经开始沿用市场经济国家的成熟经验来调控中国的经济运行。(2)2003年以来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带来的局部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全面过热。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部门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采取点刹车的方式来调控经济运行。地方政府和部分行业基于利益驱动存在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行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紧缩性政策的调控效果相比较,近两轮扩张性与“有保有压”政策未能有效体现出政府的政策意图,其绩效也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为控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趋势,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据此,有学者认为:“正是我们多年来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过剩生产力的产生,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樊纲,2007)。确实,转轨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确实起到了有效抑制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作用。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10]。但是,一些学者认为1996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确实存在与预期脱节的问题。如吴超林认为:“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3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11];王洛林也认为:“尽管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重要成效,但效果还不够理想。”参见http://www.cdsme.com/html/xxym.asp?ID=5744,2007年12月4日。(3)200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包括4万亿元投资计划、结构性减税、“家电下乡”,以及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完善出口信贷保险和出口税收政策,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政策,以稳定出口;实施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发展高技术产业集群、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等政策,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另外,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制定实施稳定和扩大就业政策;提高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金和养老金,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以改善民生。随着一揽子计划的贯彻落实,中国经济在不断向好的方向运行,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转轨以来的7次宏观调控中,前4次都属于经济过热的情形,因此政府选择了紧缩性的政策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区别仅在于运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方式。对于第五次宏观调控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以及第六次面临的局部经济过热问题,政府分别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第七次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扩张政策来应对,更体现出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调控艺术的难度,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历了包括治理经济全面过热、局部过热与内需不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复杂过程,采取的调控措施包括紧缩性、扩张性与“有保有压”等政策选择,调控手段从行政计划等直接手段过渡到运用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应该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几乎经历了从短缺到过剩、从过热到过冷、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全过程,成功应对了经济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经济状况。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形成机理

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宏观调控明显区别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联系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体制基础来说明。

第一,从转轨经济所面临的体制基础来看,转轨前期,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被许多学者称为“双轨制”或“体制外”现象[18-19],体现为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计划体制逐渐走向衰落,但仍主导着经济运行;另一方面,市场体制虽逐渐增强,但尚未得到确立,因而其基本特征表现为计划与市场“双轨”。而1998年扩张性政策所对应的体制基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市场缺陷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又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由于起主导作用的市场体制还比较脆弱,市场失灵、市场缺陷等直接影响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传统体制的一些微观基础还在发挥作用,还在影响着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因此,受此体制基础的影响,积极性政策的扩张效应作用于经济运行,自然也就不能起到带动投资和消费、从而启动经济,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而2003年以来的体制基础仍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一方面,市场体制的基础还不稳固,市场体制本身还需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影响着市场机制的效率。特别是产权约束机制的缺失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导致了局部的经济过热。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下,政府推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调控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投资冲动与利益驱动,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多次调控”,甚至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这一“撒手锏”。因此,目前我国的这种由市场机制主导的体制基础既有市场体制的一般特点,也有完善体制阶段的特殊性。这种体制特点必然影响到经济政策乃至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并直接决定着政策的效果。吴超林认为:“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善,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11]。

第二,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来看,转轨前期,我国的4次宏观调控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即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采取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手段,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1992—1997年为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短缺经济逐渐结束,在有些方面出现了过剩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存在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由原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发展成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进入转轨中后期,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许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房价持续高涨、投资扩张、外贸顺差过大以及新一轮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像单纯地解决短缺和经济过热问题那样简单,再加上我国经济总量大、地区差距大、经济环境复杂、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和经济失衡等,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的任何一个经济问题都会给国内经济调整和宏观调控带来困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华民(2007)认为,经过近30年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尽管已大幅提升,但从人均国民收入与经济结构等角度看,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刘易斯所讲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此导致了当今中国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传递通道是不完整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率。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盲目照搬和套用西方国家的现成做法,而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探索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30年来宏观调控实践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从转轨阶段政府经济职能的构成来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成因上的复杂性[2]。具体地说:(1)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由宏观调控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两部分构成,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则只有宏观经济政策。(2)市场缺失的存在使得大量微观手段参与宏观经济管理中,造成宏观调控在手段上的复杂性。(3)除市场缺失外,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市场失灵以及转轨经济所带来的市场不完善又使得转轨经济中宏观调控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更为复杂、更为艰巨。黄伯平认为,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市场监管与经济调节(宏观经济管理)两大方面,而宏观调控与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就构成了经济调节的重要内容[2]。这里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局限与市场缺失,而目标则是平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波动,其手段是以政策性手段为主,具有弹性、灵活性、应急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当然,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我国市场体系中还存在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市场失灵以及转轨经济所带来的市场不完善等,使得宏观调控面临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经济背景。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应包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的一般性内容,还应具有适应转轨经济运行特点的宏观调控的相关内容。

四、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第一,充分认识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既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市场本身也还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必须依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还存在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更需要宏观调控来弥补。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表明了宏观调控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不拘泥于西方的传统,大大拓展了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国家,对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宏观调控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当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另一种是当总需求过于扩张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加息、紧缩财政支出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了上述两种基本形态外,还出现了为应对当时经济运行状况的其他复杂情形:从宏观调控的目标上看,既有对经济全面过热的治理,又有对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过热的治理;既有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有对通货紧缩的治理。从政策措施上看,有紧缩性政策,也有扩张性政策,还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调控手段上看,有直接的行政手段,也有间接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从调控力度上看,既有全面的“一刀切”,也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双防”和“一保一控”;既有暴风雨式的全面调控,又有适时适度的微调。从调控时机上看,既有最初的治理性的被动调控,也有近年来的主动调控、事前调控和预防性调控。可以说,中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着更为特殊的经济背景,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复杂的经济状况,取得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传统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调节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核心是盯住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比经济增长更为丰富的内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经历了从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到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转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为宏观调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方法论,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

第四,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中,我国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要解决在现阶段的市场体制下所存在的市场缺失、市场失灵以及市场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体现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为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障碍和制约,客观上为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因此,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第五,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民生问题有机结合起来。重视民生,改善民生,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要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既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不断改善群众生活,让城乡居民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事实上,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多项宏观调控政策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福利救助等六大民生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方面促进了民生问题的显著改善,同时也为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创新

从宏观调控本身来说,调控伊始,中国政府就采取了一种与渐进式转轨策略相类似的带有明显“摸着石头过河”色彩的策略模式,这种模式迥异于惯常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西方经典宏观调控,也不完全合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概念,也完全不同于其他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从总体上看,这些特殊性主要包括:(1)涵盖领域广泛。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范围除了通常的宏观经济领域外,还涵盖了企业结构调整、节能环保、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医疗体制的改革、教育问题、房地产价格、过剩产能产业的整合,等等。(2)政策工具多样。在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还采用了许多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产业政策。(3)宏观调控频繁。转轨以来,大幅度的宏观调控已进行了6次。在2003年以来的第六次调控中,还出现了在一轮调控中的“多次调控”现象。(4)调控力度适度。既有改革初期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以及近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强势调控,又有针对局部经济过热所采取的“微调”。在一定程度上说,宏观调控在政府的整个经济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别时期甚至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和多部门参与的重大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

王国平(2006)认为,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期的宏观调控至少具有混合性、过渡性、耗散性、惧“热”性和外部性五个特征。我们认为,将宏观调控置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又具有以下特点:(1)实践性。从宏观调控的初始策略可以看到,中国的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宏观调控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实践的进程,同样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质,因为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2)过渡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而宏观调控从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管理过渡到开始运用短期的经济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再到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同样具有过渡的性质。(3)综合性。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政策工具的运用上看,还是从宏观调控的影响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都体现出综合的特点,对宏观经济运行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创新性。如前所述,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传统做法,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内涵、政策工具的运用、调控手段的选择以及调控体系的建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新,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还可以从西方媒体的评论中得到佐证。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就“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和赞赏”[21]。当时就有媒体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在照搬西方模式,朱镕基指出:“我们的所有宏观调控措施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国特色的。”[22]对于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西方主流媒体则称之为“macro-economic controls”。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面对西方媒体的评论时,不妨谨记邓小平同志的“猫论”,因为只有那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才是我们最佳的路径选择。用布坎南(J.M.Buchanan)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是个谜,但是它管用(China is a puzzle,but it work!)”。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一般性,而且还具有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所独有的特殊性。(1)从宏观调控的目标上看,不仅具有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所具有的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传统的四大目标,还包括粮食安全问题、股市投机问题、房地产价格问题、节能减排问题以及国际经济的影响问题等。因此,宏观调控的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2)从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来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则包含了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和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两大部分[2]。前者的核心是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价格政策,其实质在于通过变动各种具有一定弹性的政策工具,抑制或刺激投资、消费与进出口的规模,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从而得到平抑经济异常波动的目标;后者的核心则是行政手段,主要包括针对市场主体的一般行政手段(如窗口指导、信贷控制、国企管理、要素资源数量控制、价格干预、市场准入或过程控制政策等)与针对执行部门的特殊行政手段(如行政监督政策),其实质在于非市场化规制或行政监督以平抑经济的异常波动为出发点参与宏观调控,通过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供需活动或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来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3)从政策工具的运用上看,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中的货币供应量、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与财政政策中的公共支出、公共收入等,而中国的宏观调控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除此以外,还包括货币政策中的外汇储备、财政政策中的进出口税率、价格政策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以及行政手段中的信贷规模、重要生产资料的供给、重要商品价格以及土地、建设、规划、环保、安全、贸易、外资、产业、市场秩序等政策门槛和各宏观调控政策执行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等。(4)从宏观调控的影响来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外,还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居民的生活水平。综上所述,中国式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过实践反复证明是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和行之有效的,是一种重大的理论创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宏观调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虽然未必是完全有计划、有预料,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虽然未必完全合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概念,虽然未必所有的东西都很完美……虽然东一钅郎头西一棒子,但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对的,并且启动及时,是在治理泡沫危机最恰当时点进入。”“总体上……宏观调控已取得喜剧性效果”。赵晓认为:“看上去未必那么规范、合乎经典的中国版宏观调控,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却产生出喜剧效果,将中国经济推向最好的增长局面”[23]。对于这种带有“喜剧性效果”的宏观调控,有学者认为有自己的特色:在时间上,改革尚在中途,市场经济还不规范,某些方面保留计划经济的影响,两者有其互补性和互动性;在空间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幅员广的发展中大国,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竞争力的差距甚大[24]。但是,这种归结有简单化、表面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的宏观调控归结为一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和体制基础的独特的调控体系,是一种广义的宏观调控,明显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一独特的调控体系的形成机制除受特殊的国情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所影响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还受到了转轨进程中不同阶段体制基础的制约。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重要的是应与转轨经济的体制基础相适应[25-26]。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切实增强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充分地发挥调控政策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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