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中国经常项目的实证分析①

刘 伟,张贵先

(1.重庆工商大学 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6)

FDI与中国经常项目的实证分析①

刘 伟1,张贵先2

(1.重庆工商大学 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6)

本文基于储蓄—投资的视角,采用时间序列计量技术,在 5个变量系统内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常项目的影响。结果显示:经常项目、外国直接投资、名义汇率、名义利率以及GDP等 5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利率、汇率不是经常项目的Granger原因,外国直接投资和GDP是经常项目的Granger原因,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增加,GDP增加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减少。其政策含义在于,通过对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需求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整可以有效调节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

经常项目;外国直接投资;储蓄—投资;协整分析

在过去的近 30年中,流入中国的外资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以外国直接投资形式为主的外资流入增长尤为迅速。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截止 200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已达9 545.65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自 1990年以来一直以顺差为主,尤其最近几年,经常项目顺差额一直处于快速扩张趋势,由 2000年的 205.18亿美元增长到 2007年的 3 718.33亿美元,占 GDP的比重由1.712%增长到 11.331%。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与经常项目盈余并存的现象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极大关注。但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是否是导致我国经常项目大额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是,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极大的争论,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研究结论将形成不同的对外开放政策主张。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文献回顾

从国外现有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东道国经常项目或国际收支平衡影响的文献来看,一种观点认为 FDI流入有利于实现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H.Chenery和 A.M.Strout所建立的“双缺口”模型是早期关于外资流入国际收支效应分析的经典理论,该模型认为,外资流入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的“双缺口”,从而可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1]。虽然“双缺口”模型没有考虑外资投资收益汇出对当期国际收支的影响,但随后 May和 Arena的研究却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口替代效应可以抵消投资收益的汇出,总体上FDI有利于东道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2]。Lipsey则从出口促进角度来分析 FDI的国际收支效应,认为面向出口而不是面向东道国市场生产的 FDI流入对国际收支均衡有积极的作用[3]。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态度,Dooley等人和 Woodward从外资投资收益汇出的角度分析 FDI流入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不利影响[4-5]。Reis从东道国经济福利角度认为 FDI流入会削弱东道国现有投资的盈利能力和挤出未来投资,使利润由东道国流向母国,从而损害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6]。

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缺口的变动反映了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可从储蓄—投资差额视角分析来掌握经常项目的变动情况。Calvo等、Bosworth和 Collins从储蓄—投资角度分析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往往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方法的转移,与国内投资有互补的作用,促进国内的投资;同时,资本流入可以化解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从而增加消费,最终导致经常项目朝逆差方向发展[7-8]。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毛中根和段军山认为,由于投资收益的汇出,外国直接投资将导致东道国经常项目逆差,进而可能诱发国际收支危机[9]。姚枝仲和何帆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缘于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而投资中国,FDI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净效应完全有可能由顺差变为逆差[10]。但上述文献只是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我国国际收支的关系进行定性讨论。刘伟等人实证分析了中国资本项目变动对经常项目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项目顺差的扩大导致经常项目盈余增加。但作者并未将外国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影响单独列出和进行定量分析[11]。另外,也有学者如戴金平和冯蕾、刘伟等人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的出口[11-12]。但是,上述研究的重点都只集中在外国直接投资出口效应上,很少涉及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国内储蓄—投资对经常项目影响的实证分析。①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的推导,经常项目差额可以表示为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即 CA=S-I,该等式直观地反映了决定国民储蓄—投资行为的相关因素都会对经常项目的变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拟对FDI流入影响我国经常项目的机制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实证检验 FDI和经常项目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制订提供可靠依据。

二、模型设定、数据与检验方法

1.数据描述

根据图 1,②经常项目 =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占 GDP比重,经常项目数据来自国家外汇局网站,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经常项目与 FDI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3—1990年。在该阶段中 FDI的流入呈平缓增长的趋势,总体规模不大;而经常项目的波动趋势相对较大,以逆差为主。第二阶段为 1991—2007年,FDI经过 1991—1994年的大幅度增长后,增长趋势趋于平缓并略有所下降;经常项目除 1993年出现逆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顺差,且在 2000年后有显著扩大的趋势。综合来看,20世纪 90年代以前,进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而经常项目则以逆差为主;而 90年代以后,以大规模的 FDI流入与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为主。

图1 经常项目与外国直接投资

图2③储蓄率为国民储蓄占 GDP的比重,投资率为总投资占 GDP的比重,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加工整理而得。显示了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动情况。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依据两者差额的正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3—1984年,储蓄率高于投资率,为经常项目的顺差阶段。第二阶段为 1985—1989年,除了 1987年外,其余年份皆为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经常项目以逆差为主。第三阶段为 1990—2005年,除 1993年外,其余年份都是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经常项目以持续顺差为主的阶段。可见,在整个样本期间共出现了 5个年份的储蓄率小于投资率,其余年份的储蓄率均大于投资率,表现为经常项目以顺差为主。如何通过储蓄—投资的变动理解 FDI与经常项目之间的关系?但是,根据上述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很难确切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内在规律,因此,需要进行比较精确的计量分析研究才能做出回答。

图2 储蓄率和投资率

2.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说明

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从储蓄—投资视角实证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的影响。考虑到FDI可能通过对汇率、利率以及国内需求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一国的储蓄—投资决策而影响经常项目,因此,为防止忽略重要的相关变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包括名义汇率、名义利率和国内需求(以 GDP表示)在内的 5个变量系统来建立计量模型。令 Xt=[CAt,FDIt,NERt,NIRt,Yt]′。其中,CAt表示经常项目变量,为经常项目净值占 GDP的比重,正值表示经常项目顺差;FDIt表示外国直接投资,为外国直接投资占 GDP的比重;NERt表示人民币名义汇率,NIRt表示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Yt表示 GDP的自然对数值。经常项目的数据来自中国外汇管理局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外国直接投资、名义汇率、名义利率以及 GDP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样本期间为 1983—2007年,所有检验均使用 Eviews6.0计量分析软件。

本文主要采用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和脉冲响应函数方法。首先运用 ADF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单整性,若各变量均为 I(1)过程,则运用Johansonn协整检验来考察其协整关系;其次,若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变量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并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曲线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短期动态反应。因此,我们将短期动态反应和长期均衡关系结合起来以考察外国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根据施瓦茨(SC)准则来确定检验方程的最优滞后阶数,SC值越小,表明滞后阶数越佳。从表 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At、FDIt、NERt、NIRt和 Yt经过一阶差分平稳,均为 I(1)过程。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2.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的确定

Johanson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 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一般的方法是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 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 k=2开始,并根据表 2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 2。

表2 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阶数 k-1是 VAR(k)转化而来的[13],由于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2,因此协整检验的 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为 1。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方程含截距项以及不含时间趋势项,对 Xt=(CAt,FDIt,NERt,NIRt,Yt)′进行 Johansonn的特征根协整检验。根据表 3的检验结果,拟检验的 5个变量之间在 1%显著性水平上存在 2个协整关系,即 r=2。

表3 协整向量个数的检验结果

本文选取第一个协整关系,所对应的协整方程(括号内为标准差)如下:

根据协整方程(1),5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FDI、名义利率以及 GDP与经常项目呈正相关关系,名义汇率与经常项目呈负相关关系。因此从长期趋势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名义汇率的贬值、利率水平的提升和 GDP的增加会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增加。

令 ECt为协整方程(1)误差项,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因此我们仅给出以经常项目变量为内生变量,外国直接投资、名义汇率、名义利率和 GDP为外生变量以及 EC为误差修正项的单一方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下(注:△表示一阶差分,括号内为标准差):

关于△CAt的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项的估计系数 -1＜-0.5366＜0且显著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可以保持并自动地调节经常项目、外国直接投资、名义汇率、名义利率以及 GDP等 5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

在 VEC模型的基础上对经常项目与外国直接投资、名义汇率、名义利率之间的短期关系进行Granger原因果检验,结果见表 4所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上,FDI和 GDP是经常项目的单向Granger因;而名义利率、名义汇率与经常项目之间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图3显示了经常项目受到外国直接投资和GDP等因素扰动时的冲击反应。可以看出,FDI冲击在滞后 1—3期内恶化经常项目,之后大部分时期内则改善经常项目,而 GDP的冲击则会改善经常项目。由于名义利率和名义汇率不是经常项目的 Granger原因,并不需要给出经常项目受名义利率和名义汇率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

经常项目受 FDI和GDP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4.对实证结果的解释——储蓄—投资的视角

FDI是经常项目的 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函数显示,FDI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1—3期的时间内会恶化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而之后的时期内则改善经常项目收支。从投资—储蓄角度来解释 FDI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在FDI流入的初期,与国内的资本更多是合作,一定程度上对国内资本产生“挤入”效应[14],投资率提高而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导致经常项目状况恶化。

但随着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过度偏好,致使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竞争性行业或者是已经市场化了的产业①郭克莎认为,外商在我国工业的投资中,大约有 60%分布在产品过剩,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为突出的消费品工业,在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只有 40%多一些[17]。,在激烈的竞争中,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成本优势和本身的技术管理优势直接减少或者替代了国内企业的投资,说明大量的外资流入不但对国内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且有相当部分的外资并没有转化成国内投资而是转化为国内储蓄,和国内原有储蓄形成合力,加剧了国内资金的剩余与沉淀,从而加深了国内储蓄过剩[15-16]。另外,虽然FDI的进入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而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快了中国国内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从而降低了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在目前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下预期支出增加促使居民消费动机减弱、增加预防性储蓄动机。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改变我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倾向,国内储蓄居高不下,国内消费不足,从而导致经常项目顺差扩大。

GDP是经常项目的 Granger原因,GDP的增加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增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9.8%左右,与此同时国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从而引发了储蓄的大幅攀升,导致经常项目顺差扩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得到本文的基本结论:经常项目、外国直接投资、名义汇率、名义利率以及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名义汇率、名义利率是经常项目的非 Granger原因,外国直接投资和 GDP是经常项目的 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函数显示,长期而言,FDI和 GDP的增加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增加。其政策含义在于:

首先,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加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超国民待遇的引资政策导致了引资成本不断提高和大量的资本外逃,长期来看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在已经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和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情况下,是否继续通过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由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累积是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及与之相关的高储蓄、低消费为基础的。因此,应根据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的需要对我国目前的引资优惠政策进行合理调整,切实转变利用外资观念,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将利用外资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相结合,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挥外资并购对国内企业改组改造、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其次,GDP的增加因提升国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引发了储蓄的大幅攀升,导致经常项目顺差扩大。因此,若要适当减少我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缓和由于我国经常项目持续大额顺差而与贸易伙伴国发生的贸易摩擦,可以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支出来加快失业、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增加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强化居民收入预期来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是有效调节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必要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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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 耀)

F831.6

A

1000-176X(2010)02-0068-06①

2009-11-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08JC790111)

刘 伟 (1973-),男,广西北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经济方面研究。E-mail:liumeilzy@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