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帝王总统”尼克松

赵博渊

尼克松的成功是一个草根的神话，而他的失败却是一出赌徒的悲剧。

草根根性，赌徒性格

自出世到退伍，尼克松经历了人格发展最重要的阶段，这段经历在他大致成型的人格中投下两道伴随其一生的底色——草根根性和赌徒性格。前者源于他的寒门出身。成年前尼克松就已失去许多机会，其与名校擦肩而过影响到他后来的待人处世，他没能得其门而入的联邦调查局后来也给他添了麻烦；虽然他因为战争经历而与艾森豪威尔结缘，但在那个年代，上至政商名流、下至平头百姓都得服兵役。与尼克松同为爱尔兰裔、但比他小4岁的肯尼迪也曾在海军服役，但东部世家出身的肯尼迪从入学、参军到从政都有雄厚家底做后盾。

论政治素质，尼克松要胜肯尼迪几筹。面对肯尼迪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尼克松可谓充满了嫉妒与失落。作为一名草根出身的政客，尼克松虽然善于权谋，但却保留了西部人坦率和耿直的本色。至少，在污浊横流的美国政坛他在钱和女人方面非常干净，这为他早期的政治生涯赢得了许多朋友。但同时他也发现，他的西部硬汉作风在贵族作派十足的华盛顿和东部显得格格不入。不仅是同僚和政敌，就连同样为名校生把持的媒体对他也很不待见。在这些“上等人”眼里，尼克松只是一个权欲熏心的政治暴发户罢了。

坎坷不平的遭遇一旦长期化常态化，很容易扭曲一个人的心灵，往往倾向于自卑、优柔寡断且敏感多疑，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得自负且好斗，甚至不惜与所有人为敌。尼克松的这些矛盾性格在基辛格博士和曾担任经济顾问的格林斯潘的回忆中被屡屡提及。政治资源的先天不足使得尼克松由常规渠道获取权力的大道遍布荆棘，他只好选择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另类途径。在军队养成的赌徒心态无疑又加剧了这种投机性格，譬如他早期的反共之路。

当然，政治投机的难度和变数远甚于扑克牌游戏。尼克松后来深陷水门事件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恰恰就是这种草根式自卑心理和赌徒式投机心态综合的产物。1972年总统大选前，以水门案为典型的窃听活动本是为了巩固共和党政权，但大选的压倒性胜利证明这些都是自己吓唬自己。一世聪明的尼克松因为心态不正最终反受其害，真可谓作茧自缚。

尼克松的成功是一个草根的神话，而他的失败却是一出赌徒的悲剧。若不能深刻了解他的草根根性和衍生的赌徒性格，恐怕很难理解他政治生涯中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举措。

帝王总统与侧近政治

尼克松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当麦卡锡主义破产后，他的反共光荣史迅速被钉上耻辱柱。普通民众认为他只是个投机分子，而在反共风潮中受害甚深，并掌控舆论制高点的媒体和文艺界干脆把他称作法西斯。这直接导致了尼克松集团与媒体长达20年的敌对。1952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尼克松被媒体曝光有秘密资金丑闻，艾森豪威尔和党内高层就打算抛弃他以免连累选情。这与之前的力捧形成绝妙的讽刺。当尼克松通过著名的“奇克电视讲话”挽回信任，艾氏又厚着脸皮请他回来，但此刻的尼克松对党恐怕早就死心了。

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副总统是权力塔尖最尴尬最乏味的一个职位。罗斯福称做副总统等于做修女，杜鲁门则刻薄地将之比作母牛的第五个乳头。幸运的是，尼克松这个副总统并未沦为花瓶。他作为总统特使四处出访，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政治阅历。尤其是1958年在委内瑞拉遇袭和次年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由于艾氏年迈多病，他在1955～1957年期间三度代行总统职权。可以说，尼克松做副总统是因祸得福。

尼克松的外交经验和共和党的一贯传统大致决定了后来尼克松执政的侧重点。美国宪法对总统的外交权力定义比较模糊，理论上外交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共享，但随着战后美国海外利益增多，插手国际事务的力度加大，总统的外交军事权力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得以扩张。譬如美国迄今的所有对外战争中真正由国会正式宣战的都不在战后。而在战前，罗斯福总统为了应付经济危机频繁地向国会递交意见书，由国会迅速立法，久而久之总统也获得了部分立法权，这使得美国三权分立制衡的局面一步步向行政权方倾斜。到了尼克松任内，则将这种失衡状态发展到引起国会和大众恐慌的地步，而这又与他热衷的“侧近政治”密不可分。

如前所说，尼克松在政治上很孤独，成为总统后更是如此。内阁的人事任命必须考虑党派及区域平衡、利益纽带、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等许多与能力无关的外在因素。他必须与内阁部长们分享权力，效率低下不说，内阁的忠诚度和保密性也缺少保证。尼克松索性抛开这些职业文官，改而起用亲信，发展侧近政治。白宫办公厅、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总统幕僚机构由此急剧膨胀，比之罗斯福时代扩大了10倍，以至出现“廷大于朝”的局面。当时尼克松班子里除了国务卿罗切斯和司法部长米切尔(前者乃其海军战友，后者是律师行合伙人)外，中坚力量是被称为“条顿族三好汉”(皆德裔)的霍尔德曼、埃希利曼和基辛格。

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扮演着帝王身邊总管太监的角色，他要不点头，议员和部长们休想见上总统一面；埃希利曼担任国内事务助理，是个骄横之人，内阁部长都得定期向他汇报工作；与前两人长年追随尼克松不同，基辛格是从共和党政敌尼尔逊·洛克菲勒阵营挖来的，但作为国家安全助理更受重用，外交国策大都出自他和尼克松本人的黑箱策划和秘密实施，从1969年轰炸柬埔寨到1972年中国破冰，许多外交活动莫说国会，就连国务卿罗切斯事前都没探到风声。这样做大大激怒了国会，为日后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笔。

与内阁部长不同，白宫幕僚仅为总统私人顾问性质，开此任用先河者仍是罗斯福。幕僚团队的存在可谓利弊参半：好处在于皆总统亲信，行事效率、忠诚度和默契度高，减少了因部门或派系争斗带来的内耗；弊端在于缺乏系统科学的选拔，全凭总统个人判断，人少时尚可识人善用，人一多任伯乐也看走眼。因此，幕僚的素质难免良莠不齐，大打折扣。

倒霉的是，孤立的尼克松除了侧近亲信外已无人可用，但他越是重用亲信，就越是惹得官僚猜忌，当时甚至还出现国防部在白宫安插耳目的事。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反战情绪浓厚，政府内部出现了许多泄密事件，而媒体也积极参与其中。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尼克松打算动用联邦特工对泄密嫌疑人进行窃听和监控。可是，中情局不能干预国内事务，而联邦调查5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虽是无党派人士，却因发迹于民主党人掌权的年代而更亲民主党，他搬出制度拒绝了总统，尽管同样的勾当他以前并没少干。无奈之下，尼克松只得授意幕僚班子暗中招募人员实施该计划，这批“山寨版特工”就是史上有名的“管子工”。事实证明，这个草台班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水门事件，正是侧近政治之弊发展到极致的表现。

1972年6月17日，共和党总统竞选委员会派出5名“管子工”夤夜潜入坐落于首都华盛顿特区西北部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企图安装窃听器，不料被警察抓获。事后调查显示，这是由少数几个满怀野心，立功心切的总统幕僚擅自策划的，莫说尼克松本人，就连国内事务助理埃利希曼也蒙在鼓里。事情刚见报时，尼克松甚至还以为是民主党栽赃。姑且不论其手法之拙劣，光是从目标的选择就明白是何等的缺乏政治常识了。当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从国会到最高法院，再到媒体大众，不管是出于私怨还是公共正义的考虑，都纷纷将尼克松视为众矢之的。从这一点来看，水门事件看似有些滑稽的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必然性，因为这并非单纯的反尼克松之战，而是立法权、司法权针对恶性扩张的行政权的战争；尼克松的敌人也并非国会和最高法院，而是它们身后被尼克松侮辱和践踏的美国民主价值。

尼克松的政治遗产

水门事件以尼克松的身败名裂收场，尼克松也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内辞职下台的总统。继任者福特更因特赦他而遭到连累，进而输掉了1976年总统大选。退出政坛的尼克松并未完全放弃政治活动，而是以自己的特长为美国外交发挥余热，最终重获美国民众的认可，为自己的晚年画上了一个虽不完美，但也算善始善终的句号。

伊人已去，他所留给美国的除了震荡，更多的还是宝贵的政治遗产。

首先，因为水门事件，自罗斯福以来的总统权力扩张势头被遏止。国会事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譬如1973年《战争权力法》重新强化国会的宣战权；1974年，通过了《预算和拦截控制法》，限制总统重组行政部门和拦截国会拨款的权力；1978年建立特别检察官制度，授权特检官在不受总统控制的前提下调查行政官员的违法行为。白宫也不复当年的跋扈，内部的一些人事任命都要经参议院通过才能生效。

其次，尼克松的专横促进了美国公众的权利意识大觉醒，对公权部门的不信任感显著增强。这种情绪主要表现在媒体的态度上。如果说以前的美国记者还能好话歹话搭配销售，那么后来似乎光报忧不报喜了。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穷追不舍，大概也不会有2004年CBS和《纽约客》对于虐囚事件的深入揭露。

最后，尼克松超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对美国的冷战外交思维产生了颠覆性冲击，即便是重视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也不能完全排斥。在副总统任内，他频繁外访的域外见闻使他对战后欧洲的衰落和亚洲的觉醒有了清醒认识。在他突访中国之前，恐怕没有哪个美国政客敢到中国大陆走一遭。而尼克松在20世纪50年代恰恰还是一个反共斗士。或许，毛泽东与他会谈时所说的“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个右派”正是尼克松外交的最好概括。（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