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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相互成就

时间:2024-04-24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中国的,也就是说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没有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也就谈不上中国式。因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可靠路径,凝聚了磅礴力量。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如何相互成就,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2年10月16日,***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023年2月7日,***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再一次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出了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点。他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3]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契合、相互成就这一课题给出了答案。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中国的,也就是说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没有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也就谈不上中国式。因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可靠路径和凝聚了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是如何相互成就?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中国特色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色。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拥有特殊的文明性格,包括独特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等,构成了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和赖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今天中国的人口规模是历史上中国人口长期发展形成的,如果不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

人口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作为一个以个体小农为主的农业文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口增长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王朝國家实现富国强兵的主要源泉,从而历代王朝多鼓励人口增长,因此中国古代大多时候人口出生率都很高(除了战争期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口就已经达到2000万人以上;秦汉时期,经过四百余年的迅速增长,人口已经达到5959万人;[4]之后,因战争和灾害,人口屡有起落;至开元盛世之时,唐代人口峰值达到8000-9000万人;[5]北宋末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明代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至万历年间人口突破2亿人;清代,随着“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等赋税改革,加上美洲高产作物的引入及南方边远地区的垦殖,人口快速增长,道光年间已经达到4.3亿人,创下了中国古代社会人口的最高纪录,也奠定了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有强大的发展潜力。202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8.7亿多人,[6]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特别是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人口红利和人才优势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庞大的人口规模,还意味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可观的消费潜力,有利于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技术和产品更容易产生规模效益,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消费品牌等,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当然,巨大的人口规模整体迈入现代化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14亿多人吃好饭是首个巨大难题,还有就业、住房、分配、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总量庞大、任务艰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客观存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邓小平用《礼记·礼运》中的“小康”一词指称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四个现代化”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特征,“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7]赋予“小康”这个中国古代社会理想以共同富裕的时代新义。《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尚书·大禹谟》强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9]这些都是先秦以来的政治理念,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对人民亲近重视,国家才能稳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10]深刻总结了富民与国家政权稳定的内在关系,强调“富民”是“治国”的首要任务,标定了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遵循。[11]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扶贫济困”“富民”的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先秦时期,墨家、儒家都主张“义利相兼”,当两者有冲突时,儒家倡导“以义为先”,崇尚高洁的德性、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德乐道”基因的显现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2]既追求丰衣足食,又追求道德境界高尚,为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根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主张的二分、对立不同,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贯通、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3]《周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14]《礼记》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5]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生态文化基因的传承。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儒家提倡道德教化、亲仁善邻,反对诉诸武力、霸道征伐;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了促进文明交流的“凿空”之旅;郑和下西洋,本着和顺万邦、共享太平以及“宣德化而柔远人”“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16]的宗旨,带去的不是枪炮和战争,而是茶叶、丝绸和瓷器。中国自古就有“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和平箴言,推崇“亲仁善邻,国之宝也”[17]的睦邻思想,奉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太平”的和谐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国传统“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观的继承与弘扬。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思想资源。只有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独特优势和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时代的新特色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展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为中华文明更化新生、实现现代发展提供了可靠路径和历史机遇。

在政治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其根本性质、发展道路与制度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人民利益,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经济与政治上能够真正实现“以民为本”。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人民至上的原则,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华文明实现现代重塑的制度保障。

在经济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人口素质的提高,将提供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和高质量人才群体,从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从改变、调整生产关系入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本形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逻辑,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控制消极作用,引导资本与土地、技术、劳动力、数据等生产要素相互促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使之有条件、有能力驾驭资本,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追求“大同小康”的社会愿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文化上,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从精神上能够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义利相兼”。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将使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化、共享,激发全体人民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历史创造精神,实现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提炼总结和总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征和优势,是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垄断的理论方案。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局限性的扬弃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为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均衡和兼容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处理市场经济与精神道德的关系,优化人际关系,维系并强化公序良俗,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8]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助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重新调适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力缓解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关系,更新了现代化发展中资本主导的物化逻辑,突出了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肯定了人在文明形态中的主体地位,以“新”的道路推动了人与社会互相促进的现代化进程,是真正重视“人”自身价值的人类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模式,从而使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保有自主性,克服现代化所造成的均质化对文明多样性的破坏。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页。

[2]***:《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02-08(01)。

[3]***:《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载《人民日报》,2023-06-03(01)。

[4]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0页。

[5]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6]赵孟:《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意味着什么?》,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23-02-03/366332.html。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4页。

[8][9][14][15][1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7+89+23+1460+103页。

[10]黎凤翔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924页。

[11]高炳亮:《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价值优势》,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7-03(01)。

[12]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2581页。

[13]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103页。

[16]李士厚:《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昆明:晨光出版社,2005:6页。

[18]韩喜平:《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载《人民论坛》,2023(10):8-13页。

作者简介

梁克敏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城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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