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子文化的演进看中华文明的特性

中华君子观念源远流长，早期德位兼备的贵族称为君子，这是有德有位的君子。春秋之时，一些贵族失德，但因其有位，仍称为君子，这是有位的君子。孔子面对这样的现象，认为只有有德的人才配称君子，这是有德的君子。至此直到清末，德位分离，有位者未必是君子，只有有德者是君子。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德的君子应当有位，如此才能引领时代向前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君子文化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下方面的重要元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一直传承至今，君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君子承载了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那么，早期的君子观念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发展演进、传承上述文化元素的？

早期的君子是有位者还是有德有位者？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早期的君子指有位者。钱穆先生在《论语要略》认为：“古人本以‘君子’为贵族有位者之称，‘小人’为平民在野者之称。”[1]他的弟子余英时也认为：“‘君子’在最初既非‘道德之稱’，更不是‘天子至民’的‘通称’，而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2]钱穆和余英时是港台新儒家，他们认为早期的君子指有位者。大陆新儒家冯友兰先生的再传弟子黄玉顺也认为早期的君子指有位者。“王权（夏商周三代）时代的‘君子’概念可概括为‘有权无德’，即只有政治权力的意涵，而没有道德的意涵。这里所谓‘无德’并不是说所有君主皆无德行，而是说无论一个君主是否有德行，都可以称之为‘君子’。”[3]当然，他们的解释也有文字训诂依据，《说文》曰：“君，尊也。从尹口。”而尹，《说文》曰：“尹，治也。握事者也。”由《说文》来看，上古的君子是发号施令的尊者。认为早期的君子是指有位者、掌权者，是当前学界的共识，如有学者认为：“君子一词出现在儒家之前，或者说在孔子之前，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4]可以说，绝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早期的君子是指有位者、当权者。但也有例外，最近有学者指出“君子人格的胚胎含德而孕并带德而生，注重‘位’与‘德’的结合是君子概念与生俱来的特征”。[5]也就是说，早期的君子即是有德有位者，而非仅仅是有位的当权者。

上述两种说法皆有经典文献佐证，首先，古代典籍记载的君子有的是有德有位者。其中，《诗经》不少诗篇涉及的“君子”是指有德有位者。如《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这里歌颂君子通过切磋、琢磨，培养出如金锡圭璧的高尚品德，说明此时的君子不仅有贵族之位，亦有高尚的品德。再如《大雅·泂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岂弟君子，民之攸塈”，这是说在上的君子岂弟慈爱，若民之父母，在下之民便来归附，得到安宁。这里的君子既有位也有爱民之德。《尚书》中记载的“君子”也有指有德有位者。如《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周公指出，君子之所以能够享受安逸，就在于首先要体察下民耕种收割的艰辛，然后才能享受安逸，才能得到百姓依归。再如《周书·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是周成王告诫有位的君子，各尽其职，慎重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要严格执行，不能违反。以公平公正之心灭掉自身的私心杂念，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的持久拥护。《易经》中记载的“君子”也有指有德有位者，《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谦卦》象辞：“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德有位者。

其次，古代典籍记载的君子也有仅指有位者。其中，《诗经》由诗篇涉及的“君子”就仅指有位者。如《鲁颂·有駜》“君子有榖，诒孙子。”《尚书》中记载的“君子”也有仅指有位者。《秦誓》“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易经》中记载的“君子”也有仅指有位者，《革卦》：“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师卦》：“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最后，古代典籍记载的君子也有专指有德者。如《尚书·大禹谟》：“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这是讲大禹讨伐三苗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这里的君子、小人只能解释为有德、无德。因为君子在野，表明其无位，无位仍称其为君子，只能是有德；小人在位，表明其有位，有位仍称其为小人，只能是无德。无德而有位，有德而无位，这是“反道败德”，大禹讨伐之，就是为了回到有德有位、无德无位的正道上。这充分证明早期的君子应当是有德有位之人，而非仅仅是有位者，君子观念衰落才会有无德有位之君子，这是一种不正常状态，故需回到有德有位的君子。

君子观念及其演进

早期君子的确专指王侯及卿大夫等有位者贵族，但正常情况下这些有位者皆有德，换言之，只有有德的人才能成为王侯及卿大夫、成为有位的人。

（一）王权时代的君子：早期有德有位的君子观念

在古代，要想成为有位的君子则需要有德，德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条件。春秋之前王侯及卿大夫皆指有德的人，其位越高，其德越盛，王者尧、舜、禹、汤、文、武皆有圣德，是圣王，德不及圣王者，为公侯卿大夫。春秋之前王侯及卿大夫皆要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君子皆讲礼是他们有德的重要表现。春秋是中国社会大变迁的开始，也是君子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君子开始不讲礼而丧德，他们不再严格遵守礼，致使“礼崩乐坏”。当然，他们之中仍然有坚守礼、守德的君子，如宋襄公在宋楚交战之际，仍然坚守古交战之礼，不攻击未过河、未整齐队伍的楚军，面对生死存亡的战争，宋襄公依然讲礼，人们认为其迂腐，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君子守礼重德的品格。

儒、道、法三家皆认为早期的君子是有德有位者。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天爵是“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德，人爵是“公卿大夫”，是位。早期的君子是有位者，即有人爵，那么，他们的人爵、君子之位是如何获得的？通过修其天爵获得，说明春秋之前的君子有德方能有位，此时的君子德位统一。即使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位也不是与德毫无关系，而是先有德，方能获得位，只不过，此时的有位者因德而得位后，会弃德，导致有位而无德，德位分离。庄子《天下篇》哀叹内圣外王之道一去不复返，“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内圣外王分裂乃百家之时，上古则是内圣外王，保有天地之纯。这也说明早期德位合一，只是到了近世才德位分离，“道术将为天下裂”。法家则客观记述了有位者的变化“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比的是道德，有德者有位，中古之世开始人们比的是智谋和气力，有位者不必有德，此时才是君子有位不必有德。从儒家、道家、法家的记述来看，早期之君子皆是有德有位者，有位的君子是后起的。但不容否认的是“位”与“德”相结合的君子，逐渐被有位者君子取代，以至于给人们造成君子本身即是有位者的错觉。

（二）春秋战国的君子：孔子重塑君子观念

君子早期是有德有位者，那么，为什么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早期的君子是专指有位者？尽管春秋时期有不少君子失德，但他们仍然居其位而为君子，此时的君子主要指有位者，君子失其德而居其位，礼崩乐坏由此发生。余英时认为“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6]这里需要澄清几个问题：首先，君子本来并不专指“位”，而是德位兼备；其次，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君子侧重于指在位者，但也并不是没有德的要求；再次，“德”非君子的新义，而是君子与生俱来之义；最后，孔子的伟大不是赋予君子以“德”新义，而是君子在失去其固有的“德”义时，孔子重新将其找回来，贞定，并将君子的这一内在品格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特质。

孔子既不是君子概念的创造者，也不是君子之“德”义的赋予者，而是在传统有德有位之君子观念遭到破坏，君子已经成为有位者之时，孔子重新肯定了早期君子观念蕴含的德，并将其作为君子的基本品格，使衰退、变质的君子（专指有位者）重新回归到原有的本色上（主要指有德者）。在《论语》中，君子一方面指有位者，如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君子是指有德者。如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当然，君子本身是有位和有德的统一，作为有位者的君子应当有德，德是君子的标配，君子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不过，在孔子之时，德不再是君子的标配，此时君子是以其位作为标配。因此，学者们认为孔子之前的君子是有位者，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进一步追本溯源，仅停留于孔子之前，如果再往前追溯到周公之时，则君子不仅是有位者，更是有德者，因其德而得其位，“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再往前追溯，君子本身是有德的人，这是孔子将当时有位之君子转变为有德之君子的深厚历史文化基础。更早的君子本身便是有德者，孔子正是抓住这一点，以有德者来称君子，君子概念便由春秋时以位为核心标识的概念转变为以德为核心标识的概念。故君子概念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在孔子之前，有德有位的君子转变为有位的君子；第二次，在孔子之时，孔子将有位的君子转变为有德的君子。君子概念经历这两次转变，德再次成为了君子的必备条件，只有有德才配得上称为君子，君子是有德者。

（三）皇权时代的君子：能者有权，德者为君子

孔子虽然没有创造君子观念，也没有赋予君子以新的内涵，但孔子却将当时的有位者的君子观念转变为有德者的君子观念，重新回到了西周以来尚德的文化传统之中，挽救了君子之“德”义，从此之后，有德者为君子，深入人心，影响至今。

三代以上与秦汉以后对有位者的记载、赞扬的不同，折射出君子观念的重大转变。三代以上的君王，主要记载歌颂的是其德，君王以其德获其位；秦汉以后很少颂其德，主要记载歌颂其功业，君王以其功获其位。从秦皇汉武开始，到唐宗宋祖，以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人们主要记载他们的功业，而不是颂扬他们的德行。也就是说，从秦皇汉武开始，人们主要颂扬的是有位者的功业，而不是有位者的德行。从秦皇汉武开始，位与德不再像三代那样有位者必须与有德紧密相连，此时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建立一番功业，就足可以獲得其位。位与能的关系已经大于位与德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韩非子的“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当然，一个社会只重能而忽视德，社会秩序是难以维系的，秦特重能力而忽视德，导致其二世而亡。从汉开始，不得不在重能之外，强调德的重要性，有德的君子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汉实施荐举制，使有德者也有了相应的位，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至此以后，英雄以其能打天下，并赢得君子和人民的拥护而拥有天下，同时依靠君子之德维系社会秩序。当其力衰，又不能赢得君子和人民拥护时，其败亡已定，随时等待有能者兴起而取代，周而复始，直至近现代。

（四）新时代的君子：君子何去何从？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中国式现代化描绘出新的社会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富有阶级高度发达、独享的现代化，而是通过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发达，做到没有两极分化，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现代化，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描绘出未来社会应当是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这样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君子社会，人人皆君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样美好的社会？如何维护这样美好的社会？要想建构一个十多亿人皆是君子，人人富裕精神充实的君子社会，仍然需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首先，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辟出可以容纳这么多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工作岗位。古人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14亿人，仅仅三百六十行是远远不够的，恐怕需要创新出三百六十万行。其次，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这三百六十万行能够平等相处，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凌驾于其它行业，必然会导致这一行业人满为患，而其它行业却举步维艰、难以发展，这也会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制造困难。最后，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保障每一行业内部公正，有德有能者居其位，才能促进各行各业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君子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承载

从远古到现在，君子的地位随时代变化而不同，但君子始终以其德承载着“天下为公、为政以德、厚德载物”等多方面的重要文化元素，展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首先，君子传承“天下为公”等重要的文化元素，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作为中华文化承载者君子将“天下为公”等多种中华文化元素从远古一直流传到现在，《礼记·礼运》篇提出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其实，这一社会理想还可以追溯到尧舜禅让，一直到孙中山先生仍然以“天下为公”为职志。“天下为公”等文化元素，虽几经沉浮，但始终是中华民族不懈的精神追求，中华文明表现出突出的连续性。

其次，君子不断丰富发展中华文化元素，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承载中华文化的君子勇于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文王》），西周的君子一方面传承夏商以来的礼乐文化，同时他们也创新礼乐文化、制礼作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君子不仅丰富发展礼乐文化，更是创新发展中华文化元素，孔子提出仁，孟子提出良心本心、性善，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二程体贴到天理等等。中华民族的君子不断创新发展中华文化元素，使中国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使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水平。

再次，君子承载“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的文化元素，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民族虽然居住地幅员辽阔，但君子能够突破地域限制，追求道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将各民族维系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君子的这种品格维系了中华文明的统一，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复次，君子坚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理念，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承载中华文化的君子认识到不同的民族会因时因地之不同而对道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追求，他们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在他们看来，不同的文明其道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相互之间可以交流互鉴，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最后，君子奉行“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承载中华文化的君子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人与人之间并不需要相同，而是需要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就需要讲礼，因此，讲礼、守礼成为了君子必修课。君子讲礼、守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重和谐、讲和平，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参考文献

[1]钱穆：《四书释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04页。

[2]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转引自钱念孙：《从君子人格到君子文化——中华民族的人格坐标和文化标识》，载《第七届君子文化论坛论文集》，山东肥城，2023年4月：301页。

[3]郭萍、黄玉顺：《“君子”人格的政治哲学意涵及其时代转换》，载《第七届君子文化论坛论文集》，山东肥城，2023年4月：2頁。

[4]楼宇烈：《君子的意义与德行》，载《道德与文明》，2016（6）：5-8页。

[5]钱念孙：《从君子人格到君子文化——中华民族的人格坐标和文化标识》，载《第七届君子文化论坛论文集》，山东肥城，2023年4月：301页。

[6]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转引自钱念孙：《从君子人格到君子文化——中华民族的人格坐标和文化标识》，载《第七届君子文化论坛论文集》，山东肥城，2023年4月：301页。

作者简介

李世平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家心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