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及对策建议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基层治理的核心在农村。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同样也是实现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其中包括治理体制不完善、治理方式相对落后、公共服务的供给弱以及治理主体力量单一等。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就是解决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得各方主体利益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快速发展姿态，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广大西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年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1000元，这一群体对应的人口数字为6.1亿，数量庞大，[1]这些数据显示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党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面对巨大的市场，发展未有穷期，低收入群体也必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国际与国内复杂的形式下，务必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大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保就业，促收入，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农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重要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李玉祥，2021）。[2]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的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入推进，同时，伴随着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涌现，各种未知因素互相碰撞，使得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也更加复杂、[3]更加严峻，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如何妥善地处理这些矛盾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加强农村治理有利于实现和谐社会。这也是一种对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尝试，也更能够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需求，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4]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仍需提升，治理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也需不断更新，面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复杂的情形，必须要理清问题的根本，剖析深层次原因，击破难点，确保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合理健康发展。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存在的问题还包括一些公共服务能力较为薄弱的地方，农村基础设施仍需要继续完善，农村的人居环境仍需要加大关注，在少数农村地区，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较少，如果以上问题不能够较好解决，很可能会影响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务必要引起重视。

（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城镇化速度获得了快速的提升，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的年58.5%;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1.72亿提高到2017年的8.13亿。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每年平均有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地区，城市常住人口增加了6.4亿多人，中国完成了巨大的历史性转变，用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5]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部分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却没有紧跟其上，甚至难以满足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发展需求，其中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尚未准备完全、农村公共服务缺乏资金补给、服务人员专业性不足等，这些都正在阻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道路。

（二）农村人居环境状况有待改善

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仍然存在提升空间。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任务更为艰巨，秋冬季节，农村地区重污染天气频繁发生，造成农民出行困难，少数地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效果较差，土壤污染防治压力较大。据统计：我国每年农村垃圾总量1.2亿吨，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6]许多农村地区并没有环保基础设施，仍存在垃圾自然堆放的现象，垃圾管理水平较低。农村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基础设施不足加上农村生活传统陋习和落后观念的影响导致农村环境脏乱差，卫生情况堪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我国每千人口医生数仅为2人，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城镇区域较为滞后，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有待改善。另外农村自建房，各地都在加强整体规划，但是仍然存在管理不足，建筑垃圾堆放不科学，垃圾处理率较低，使得农村人居条件提升缓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垃圾种类也会日渐增多。这些都阻碍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提升。

（三）农村基层治理中坚力量不足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较为专业人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农村青壮年主体流向城镇，伴随着出现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另外，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也暴露出不足，部分农村地区还缺乏年轻有为，愿意投身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骨干人才，现阶段，缺乏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能手”已经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突出短板。此外，部分农村地区人口流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的影响力在减弱。面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人才补给问题，值得反思，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仍然需要有先进治理思想的人才供给到农村基层。

（四）农村社会矛盾冲突零星涌现

农村地区政策宣传执行还存在些许不足，致使农民群众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矛盾增加，严重的甚至出现群体性矛盾冲突。农村地区等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民事、行政和刑事等纠纷。各个农村角色之间等矛盾也在不断出现，富裕农民与贫困农民之间的矛盾、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在部分农村治安管理相对薄弱地区更是会集中体现，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妥善解决，农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制化将会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社会中的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针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亟需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法律宣传和法律人才的短缺，导致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纠纷无从解决，难以解决，大大增加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

（五）中西部地區发展仍然落后

城镇与农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仍然存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均位于中国的西部地区，该地区贫困更为严重，是“短板中的短板”。2019年末，按照当下农村贫困标准测算，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数量超过90%。可见，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低于我国东部地区。[7]

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农村体制改革和优化组织结构

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凭借多元化资源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干部的任用与人才的培养，确保人才的高质量供给与培养;建立科学的农村干部任用办法，选拔适合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手，满足治理需求。基层政府，着力建设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体系，借助考评机制，选拔优秀大学生、退伍军人、企业主等作为村干部等后备人选，改变村干部老龄化、学历低等难以面对当下农村基层矛盾涌现等困境。着力建设和完善农村人才的留住与培养路径，让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去。

（二）完善农村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

缩减城市与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夯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加大对农村卫生医疗、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等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力度，创新公共服务建设方式，借助创新平台，助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8]要积极探索农村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宅基地的流转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集约有效利用模式，积极推进集体股份公司经营模式多元化。完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积极探索建立网格化精准化的公共服务机制。最后，积极引导优秀管理人员到基层，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最新的服务示范。

（三）建设新型治理力量

积极引导和各方主体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引进符合要求的优秀大学生和研究生回村建设，让有思想、有文化、有干劲的优秀学子建设农村，培育契合实际需求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从而壮大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力量。不断强化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建设工作，并且支持农村经济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发展，探索多元化治理模式，引导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具备充足的人才补给，培育新型治理人才。[9]積极引进创新型人才，结合农村特色，发掘特色产业，充分借鉴外部资源，盘活农村活力。再从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的发展由于历史和政策倾斜的先决条件，城市社会治理水平较高，理念也更为先进，治理体系也是更加完善。但反观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基层治理发展水平一直未能保持较好水平，所以，必须培养新型治理人才，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先进的治理思想，进一步增强农村治理的效率，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四）建立和完善农村纠纷解决路径

加强乡镇村调解体系的建设。针对农村基层社会诉求，建立规范流程，针对诉求处理程序进行不断完善，上升到工作流程，打破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信息传递困境，提高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数字化和专业化。在农村本级以上建立纠纷调解委员会，严格选拔合适人才担任重要岗位，明确处理纠纷的原则、职责和规则，并请专业调解人士进行培训，确保应对各种纠纷时应有的专业负责，处理纠纷时也要注意时刻保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时刻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助力。

（五）创新公共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新型媒体（如短视频、抖音和快手等）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扮演者越来重要的角色。新型媒体所传播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农村受众的思想，尤其是在公共危机信息的情绪传染，很可能使得危机事件被放大，从而造成难以想象的局面。面对新型媒体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如此之大，外加农村短视频用户暴增局面，基层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方面必须迅速反应，要积极借助新型媒体手段进行舆论引导和危机把控。基层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时，要转变思想，创新治理模式，提升自身对于新媒体的利用程度，基层政府要与新型媒体进行联合，强化协同合作，政府依托新型媒体传播优势，积极引导舆论方向，提升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治理能力。

（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农村大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是社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户籍制度的制定能限制城乡人口的流动，保障计划经济下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户籍制度将全体公民分成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实现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但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逐渐占据上风，社会公民开始大流动，此时由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渐渐失效，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城乡居民流动越加频繁，城乡之间的阻碍越来越少，特别是西部农村出现了“空心化”人口结构，大量青壮年流向城市，致使农村地区主体结构严重失衡。所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社会资源流向农村，让农村经济活跃起来，让农村主体结构动起来，农村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依托本土优势，发展本土特色产业，实现农村大发展，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注释

[1]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就2020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回答媒体关注的问题》，2020年06月15日.

[2]李玉才. 加强乡村治理夯实发展根基[N].中国城乡金融报，2021-05-14（A05）.

[3]王文彬. 农村基层治理困局与优化路径：治理资源运转视角[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8（03）：128-135.

[4]魏三珊.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困境与转型[J].人民论坛，2018，（02）：64-65.

[5]张春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治理效能优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8（05）：92-94.

[6]国家统计局：《全面小康，我们共同的目标》（2020年10月15日），2021年10月20日.

[7]国家统计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决战决胜实现目标必须加快补短板》（2020年07月24日）2021年10月20日.

[8]邱雪珍.为农村公共服务赋能增效[N].中国社会报，2021-04-26（004）.

[9]张默雯.党建引领筑根基“三治融合”强治理[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1（04）：35-36.

作者简介

陈彦民 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