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市扶贫与扶志扶智关系断裂的现状调查及对策建议

高守应

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2020年之后的成果怎么巩固，需要统筹推进扶贫与扶志扶智等各项工作的有机结合。通过对贵州省安顺市的相关调查分析发现，扶贫与扶志扶智关系存在断裂现象。要实现扶贫与扶志扶智同步，必须把物质真正用到刀刃上，把村寨良好家风家教的挖掘整理、传承和弘扬与加强党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改变追求政绩和外在形象的传统扶持方式，努力恢复乡贤文化的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体要求，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按照“一标准、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贫困户脱贫、在2020年前达到国家标准，即“不愁吃、不愁穿”在当前就已经得到了解决，而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障正在加快构建，安顺同步与全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务有望如期完成。但从长远来思考，到2020年之后，除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返贫，因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等而生存困难者，继续由政府兜底外，其他那些脱贫户能否保证不返贫、靠什么不返贫？如何构建扶贫与扶志扶智紧密结合的关系？这仍然是值得重视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扶贫与扶志、扶智关系断裂的现状

为了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可持续发展，作者围绕“扶贫、扶志、扶智”三个关键词，选择成为扶贫典型、领导挂帮的扶贫和美丽乡村示范点、边远偏僻的村落、生存环境条件不错的地方、部分农业园区等样本，在不惊动当地乡镇领导的情况下，多次深入村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扶贫工作推进中扶贫与扶志扶智的关系断裂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很多基层干部非常清楚，也都心知肚明，可为何大家都选择避而不谈呢？通过与部分驻村“第一书记”、村支两委主要干部私下交谈，他们说：不折不扣把政策和领导的意志执行好落实好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每天要填报的表格一大堆，根本忙不过来，还敢增加扶志扶智方面的内容吗？作者曾经是驻村干部，所以非常理解他们的想法。而那些园区负责人、公司老板、合作社领头人则说：现在的贫困户根本不利好，国家无偿给那么多钱物扶持他们，派国家干部上门教他们脱贫致富，他们误认为这些都是国家和这些包村的国家干部欠他们的，积极配合的少;流转土地动员把流转费入股，没有一户同意，都要现钱。到公司（合作社）务工，工价要得高高的，工作质量则很低，要求严格点说对他们不厚道，风险是公司（合作社）的，他们没有任何风险和责任，太难伺候了。

从调查的情况看，精准扶贫工作绝大多数做得比较扎实，对各村各寨的贫困户的摸底走访调查是到位的，无论是村支两委还是驻村“第一书记”，都是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尽心竭力推进扶贫工作的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安顺市为例，涌现出西秀区的“大坝模式”、平坝区的“塘约经验”、普定县的“秀水五股”、关岭自治县的“五户联保”养牛模式;还有推进“三权”促“三变”中普定县探索出的一村一公司“村企合一”产业扶贫发展模式、西秀区探索出的“菜单式扶贫”等好经验好做法，通过总结宣传和推广，辐射带动的作用较为明显，有力助推脱贫攻坚的快速发展。但都是以物质扶贫为主的典型较多，真正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的并不多。而推广中真正认真学习借鉴到位的更是凤毛麟角。

一句话，在轰轰烈烈、群策群力推进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的扶贫与扶志扶智关系断裂的现实情况很不乐观。

扶贫与扶志、扶智关系断裂的原因分析

第一、目前的包保扶贫政策，由于被扶持贫困户没有利益风险和责任，有“鼓励当贫困户”之嫌，严重挫伤“勤劳致富”者的积极性。

很多贫困户除天灾人祸、丧失劳动能力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贫困，必须给予精准扶贫和政策兜底外，有些长期“气大饱力”好脚好手，但却好吃懒做，历来都是靠“救济”过日子的人，现列入精准扶贫范围的不在少数。按照贫困户的标准，这些人的确非常贫困、需要扶持，但大多数好吃懒做、寡廉鲜耻，“稀泥巴”扶不上墙，不是政府兜底的钱还不要，所以只好纳入兜底的范围，让他们吃上了低保。这是让村支两委和驻村“第一书记”最头痛的问题，政策没有规定这样的人不能发放，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发放。而这些人吃了低保之后，比之前还神气：整天背着手悠哉游哉的什么事情都不干，有的连自己的承包土地都让撂荒，日上三竿才起床;没有房子的给他们修新房子，连搬进新房他们还要厚起脸皮伸手给包保的干部要家具炊具等，有的甚至威胁“如果不给，上面来检查，我就说你没有到我家来走访过”。这就形成一个寨子出现如下状况：好吃懒做的如上天堂坐享其成，勤劳致富的如下地狱，生产生活靠自己去努力。越是勤劳苦奔，“起早三日当一工”，吃穿不愁、孩子也比较争气的村民，从未得过政府的有关补贴，他们有“骨气”，从来不会向谁伸手。而那些从来不知道什么“耕读为本，诗书传家”“越穷越不要教育，越不要教育越穷”的村中无赖反而有人去包保脱贫，一切等着政府“送温暖”，让勤劳致富者心里始终不平衡。

我老家那个镇有一个寨子，那里有我的亲戚，我到那里走访，得到的情况是：一生靠勤劳致富的至今政府的什么钱物他们都没有得到过，而那些长期以来靠救济过日子，一年到头到处赶场赌博的，反而吃上了低保，不但不知廉耻，反而趾高气扬，孩子上学政府全包了还有意见，自己不管不问，成绩不好怪学校没管好。我遇上一个我熟悉的懒汉，他主动告诉我：“現在的政策很好，不像你当镇长的那个时候，要点救济都不是个个月得，现在我有工资领了，按时打到卡上。”我问他在哪找到事情做了？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兄弟，我吃低保了。”我走访那些勤劳致富的熟人，他们都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现在的政策是不是鼓励当贫困户？”我说：“想当贫困户，那是没有骨（志）气没有出息的人才这样。”他们说：“我们是有骨（志）气的，也不稀罕那点只够吃饱肚皮的钱，但那些从解放以来（1949年后）祖祖辈辈就吃国家救济过日子，至今儿子、孙子依然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反而扶贫干部还要‘一对一地帮助他们，给他们吃低保、修新房子，甚至逢年过节还要送米送油，你说这是啥政策？”对此诘问，作者一时语塞。

春节前，作者回了老家一趟，到村子里走了一圈，晚上到发小家吃饭，发小约了几个平时都要好回家过年的同龄人聚在一起，作者顺便了解情况。大家都说：在外打工是赚了点钱，修了栋房子;为了孩子读书，回来养鸡的养鸡、喂猪的喂猪，日子勉强过得去，孩子都一個个供到城里读书，有的考取了大学，在外成家立业，考不起大学的当二代农民工，也多是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月工资也有七八千。他们很多都有孙子了，知天命的他们对这样的日子非常满足。毕竟这是作者的衣胞之地，很多情况比较了解。他们把酒喝到兴奋处，说：“你是知道的，某某、某某某，你看，他们家把共产党分给的地主的房子，算是他们在这里一夜暴富得到的第一份产业吧！你看全都败完了，年年种田‘卖票梢——栽秧上田就去找放水（放高利贷）的人借钱大吃大喝，秋收还不起，就让放水的人找人到田里把收成（成熟的稻谷）收去抵账。从不养一只鸡、喂一头猪，每天吃的青蓝白菜基本靠要（讨）;现在好了，国家还要给他们砌新房子住，还是‘扫地坐房，不花一分钱，不操一份心，整天背着手东游西逛，像检查工作一样，他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虽然不得哪个瞧得起他们，但他们比那些稍微差的人家从不伸手向政府要补助的过得滋润啊！”这些发小们从心底瞧不起那些人，他们说：“这些‘稀泥巴一辈子扶不上墙，就那鬼样子，一旦不得扶贫，一夜之间比我们还无二（日子难过），但我们总觉得吃亏了嘛！”这种场合作者的确找不到恰当的词安慰他们。那些勤拔苦奔、勤劳致富的人每个寨子都不在少数，但好吃懒做，一天想着等政府“送温暖”的人同样也不在少数。

第二、扶贫的措施在落实上较为急功近利，重物质扶贫，轻文化和智力扶贫。

在走访中作者了解到，为了“不让一户贫困户落下”，整体实现脱贫，因此，无论哪一种扶贫路径，在实施过程中，基本上多以物质扶贫为主。

乡村公共设施改变巨大，通村、通组公路的修建，连户路和院落的硬化，村落房屋外立面的整体“穿衣戴帽”，加上改水、改厕、改灶等工程的实施，的确让农村整体面貌大为改观。除了政府兜底之外，很多贫困户脱贫的收入靠什么呢？比如“特惠贷”，给每户5万元的指标，不是认真地引导他们拿来发展产业，而是让这些贫困户去贷出来借给那些办公司的，每年享受3000-5000元的利息（好听的说法叫分红），这样下来，这些贫困户就快速达到脱贫的标准了。调查中作者曾问很多村干部，2020年没有“特惠贷”这个政策之后怎么办？这些脱贫户不就又返贫了吗？回答十分无奈：走一步看一步吧！

还比如，很多包保干部为了让包保的贫困户尽快脱贫，出钱购买鸡苗、小猪儿给这些贫困户去养，结果大多数都没有成器。问贫困户为什么不好好地养呢？回答：“他们那些鸡（或者猪）喂养的要求太高，难招呼（饲养）。”似乎怪包保干部指导不具体。给贫困户举办农业新技术培训班，一些人没有误工补助不参加，以至于为了完成培训任务，凡来参加培训的有关部门都每人发100块钱的补助，培训的效果可想而知！作者的一位同学包保了一户，教他做产业不做，给他找项目实施不干，说那太辛苦。天天闹着要这位同学拿钱拿米帮他脱贫，甚至还要求在人事部门任职的同学必须给他找份轻松的工作，甚至威胁要到同学的上级领导那里反映没有帮他脱贫。同学问怎么办，作者开玩笑说：“先把电话拉黑。不要怕得罪他，到村走访其他贫困户，而且到村里就到处宣传这个人最不要脸。”没想到这样做很有效，大概是被“不要脸”触动担心以后儿子找不到媳妇、姑娘嫁不出去，停止了撒泼。我们一味要求让贫困户在短时间内富起来，而不是做工作让他们“我要富起来”。政府扶持的不是“嗟来之食”，就要让这部分人树立起感恩意识，不能泯灭了良心。否则，继续如此推进，不让一些贫困户成为“刁民”都不行。一部分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贫困户把自己的贫困归咎于政府，从来不找自身的原因。有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我，他的车子一进村，不少人就围了上来。这些村民说的第一句话是：“书记，你来给我们发钱了？”这位书记气愤地说：“这些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啊，总认为是你欠他们的！”作者走访了一个县某镇的几个村寨，只要家中供有“天地君（国、宗）亲师位”的农户都不是贫困户，都对教育很重视，孩子、甚至孙子都是读书的，而且都送到了乡镇或者县城的学校就读。而贫困户呢？堂屋里面找不到祖宗牌位，对孩子、或者孙子的教育从来就没有当一回事，能混个初中毕业都算是比较进步的，很多读完小学就“浪”起。走进绝大多数贫困户家里，找不到一本书，看不到一张旧报纸。国家出钱建的“农家书屋”对他们而言大多也是摆设。

反思我们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很多包办代替的事情做得太多，做得也过。比如，有几个子女的父母，子女们为了让老人争当贫困户，分家过日子，让父母住进破旧的房子，对父母不尽孝道（赡养义务）的比比皆是，有的外出打工几年都不回家看看，有些人甚至从不给父母邮寄一分钱过日子，而推给政府去管。一些扶贫项目拿去给贫困户实施，因为都是政府投钱，又是各级干部“求”他们干，没有责任和风险，所以实施效果很差。而那些勤劳致富者花钱做的产业项目，为何管理好、效果佳、效益高？因为都是花自己的钱，风险得自己担。调查中，作者了解到很多非贫困户经营的产业不愿意聘用当地的劳动力（特别是贫困户），其原因：“一是干事情不踏实，磨洋工的多;二是讨嫌，工价高高的要;三是脸皮厚不感恩。”

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村寨这一级，可以说非常薄弱。比如在推进农业合作社等过程中，为什么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会那样困难？每一个农业合作社或者农业公司要在那里把事情搞成，搞出成效，形成规模，如果没有政府强力出面协调，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很难搞定的。究其原因，一是对国家出台的政策，如“三权分置”、“田园综合体”等没有去认真宣传，农民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二是村民喜欢“敲竹杠”的人较多;三是自土地承包经营以来，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加重;四是对文化知识的宣传培训，留守在农村的人大多不感兴趣。

第三、“路边花”式的点、上级抓的点，重物质塑造外在形象，轻精神投入铸造灵魂，可持续发展则不够

比如“四寨农家 美丽乡村”建设。各级的点没有一个不安排在公路沿线。从省到县，再到乡镇，越是乡镇的点，投入越少，建设也很差，越是市级以上的点，投入越大，建设越好;凡是县级以上领导抓的点，资源整合都很好，建设标准也很高。而效果如何呢？并非像宣传的那樣光鲜，老百姓最知道实情。

又比如各类园区或者乡村旅游点。凡是各级领导抓的项目，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资源整合都很到位，物质建设都是高标准。

作者调查走访这些点得到的结论是：一是无法复制和学习借鉴。比如一个县的某自然村，40多户，因领导指定，整合各类资源约1亿元投入到那里;建成之后，基本营运管理要全靠政府专款投入来维持。而与这个自然村所属的村相邻的其他村落则没有这样幸运，什么投入也没有，形成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鲜明对比，造成很大负面效应。二是村民对这样的建设缺乏主动意愿。用当地的土话说是“皇恩浩荡”，天上掉下馅饼。所以，建成后，似乎与村民无关，连卫生保洁都要政府出钱，村民一点义务都不愿意承担，某景区一个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就是这种情形。比如，在一个县的某农业园区中一个自然村，政府无偿投入数千万元整治了河道，修建了自行车道、广场、公园以及村寨给排水设施，对各家各户进行住房修缮和改造，无偿帮助有能力的农户开农家乐等，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使得同一个行政村的其他自然村非常嫉妒。但在建成后的运行中，为保证让经常去参观学习的人看到这个村寨村容整洁，一开始就由政府包办了卫生保洁，如今迟一天卫生费不到位村民就会骂政府。作者大约每两个月的周末都要去那里搞摄影创作，曾经批评说：你们也太不感恩政府了，打扫卫生本来就是你们的事情，是你们享受，为何不发动大家来管理呢？管理好了游客来的多，农家乐生意也好，对你们也有好处嘛！那些开农家乐的主人、被征用部分土地的农户和村民小组长竟回答说：“是政府逼着我们建的，他们不来管谁管？”还有一个村寨，因靠近政府所在地被列入美丽乡村示范点。政府花了数千万元“打造”，在该村征用了很多土地进行道路等设施建设，相当一部分农户一夜之间收入了几十上百万元征地补偿款。由于没有在“铸就村民灵魂”上下功夫、引导村民把征地补偿款用到产业发展上，且整合到该村的项目也没有很好落实，结果两三年下来，那些一夜暴富的村民因大吃大喝、赌博等把征地补偿款花光用光，有二十多户的妻子感觉日子不好过就出去打工，从此杳无音信、跟人私奔，在家的丈夫变成了寡公、孩子没有了母亲。

第四、农村良好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农村乡贤文化基本消亡

1、好的家风家教的传承与弘扬，基本上是以独立的家庭为主自主传承弘扬，纳入村规民约传承弘扬的基本是空白，即使写入，执行也很差。作者走访的家风家教传承好的家庭，都是村中讲规矩、有头脑、重视教育、子女争气、产业发展、家庭富裕甚至比较殷实的人家，这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研究和反思的问题。相反，除那些因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因素，因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家庭负担过重等因素造成的贫困外，贫困户中大多数都没有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他们的堂屋都没有“天地君（国、宗）亲师位”， 不讲仁义诚敬孝礼廉耻;既不勤俭节约，又不发展产业，更不重视子女教育培养，等、靠、要思想严重，吃救济成为一些贫困户生存的依靠。

2、乡贤文化在村落中影响越来越小。凡是从村寨走出去工作，或者功成名就、打工赚了钱的村民，除了留有主业老屋、修建新的住宅、部分承包土地在老家之外，都选择购买商品房到了退休的城市和乡镇所在地居住，与现在的村落基本没有关系，只有村中亲戚有红白喜事，才匆匆回村一趟。而这些人，就是村中的精英（乡贤）。过去，乡贤是看得见记得住的本土精英;作为乡贤的本身，是具有人情味、亲和力，受乡亲们崇拜、爱戴和拥护的文化和精神偶像，最容易引领当地年轻人见贤思齐、励志成才。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唯成分论”的推行，传统乡绅被打倒、遭唾弃，加上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的构建，在乡村社会治理、管理中，忽视了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乡贤文化逐渐销声匿迹。事实上，乡贤作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及时化解各种民间的矛盾纠纷，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崇文兴学、教化乡民，热心公益、大做善事，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秩序，引领风气、移风易俗，经济回馈、反哺家乡等乡村自治作用，但这一点长期没有得到应有认识和重视。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作者与很多村寨走出去的精英（乡贤）座谈，也同时与不少村干部交流这个话题，把大家的真实想法作了梳理，可以看到出现今天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离不开这样几条：

一是由于曾经出现过的对乡绅的打击、对知识阶层的冷落，农村对离乡后重回农村的精英（乡贤）所具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彻底忽视，看不到这些精英（乡贤）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并已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内驱动力，甚至害怕这些精英（乡贤）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从而形成了没有“出息”的人留守农村，而留守的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文化和缺乏素质的人，这些人如“传染病”一般带坏乡村社会风气，即所谓“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成为乡贤的人们，其父辈大多属于被打倒的文化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走出衣胞之地功成名就，多数选择把父母也迁移到工作之地落籍居住;而那些留守故土的人们，由于历史和原有制度影响所形成的排斥“乡贤”的思想根深蒂固，始终不愿意看到他们曾经“打倒”的人在改革开放之后日子比自己过得还好，更不愿意这些“乡贤”们回来指导和引导他们。因而，虽然走出去的乡贤们不计前嫌，但曾经打倒“乡贤”的那些人群，从骨子里始终与乡贤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且不愿推倒，使得乡贤们缺乏可以融入乡村治理和管理并能发挥作用的社会氛围。

三是官本位的思想意识滋长，民本位的思想意识被削弱。许多村民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很重，乡贤们虽然一腔热血，愿意回乡做些好事实事，但如果短期内不能争取项目资金给予实施，只是进行道德教化、文化引领等，那些长期吃“救济粮”过日子、今天仍然靠“低保”度日的人们，根本不认可乡贤们的作用;如果只能在村容治理、村风文明、矛盾冲突等等方面出面进行处理的，就不仅不被接受，反而会被认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一些地方的村干部担心乡贤的参与会影响他们在基层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对乡贤不冷不热，个别干部甚至认为这些人回来会挡了自己长期为所欲为的道，因而极力排斥。

四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吸”走了农村精英（乡贤）。蓬勃发展的城市充满机遇，对有能力、有理想的农村精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最终的结果是，离村的精英不回村，远离“乡贤”队伍，脱离“乡贤”行业;农村长期靠一些走不出去又没有文化和能力的人进行治理和管理;重物质的扶贫方式养出了很多没有志气的人，进而更加弱化了农村智力的开发。“不劳而获”者得道，乡村因此越来越失去乡风文明、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和承载者。

出现扶贫与扶智扶志关系断裂的原因，首先并非各级干部和村支两委、驻村“第一书记”不知道、不去做，乡镇及以上的领导们也很清楚，只要在现行的扶贫工作考评体系推行的现实情况下，谁都不愿意讲真情说实话，不希望被“一票否决”，因而尽可能用物质去解决问题，以满足考评需要。其次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尽可能满足一些贫困户的无理欲望以求其“配合工作”成了“时尚”的工作方式，这是最关键的原因。再次扶贫政策存在“嫌富爱贫”问题，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得到的扶持有着“天壤之别”;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得到的帮助也同样;在实际执行中严重挫伤了勤劳致富农户的积极性。最后是乡村的良好传统文化丢失。在一些地方，“我要富”的思想被“要我富”的落后观念和不良风气取代，对农民的正确思想引导和教育成了走过场。

对策建议

认真分析走访调查的材料，要真正解决扶贫与扶智扶志紧密结合的关系，作者以为应从以下路径入手。

（一）物质扶贫要把物质真正用到刀刃上

要让勤劳致富者不失望，使他们真正看到政府在扶持贫困户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支持他们发展生产、壮大适合当地发展的支柱产业，让他们更加富裕，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更要让被扶贫者有责任、有付出，打消“不劳而获”的念头，真正懂得幸福生活要靠努力实干得来，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一分收获必须付出一分努力。

1、将无条件的无偿扶持调整为有条件的有偿扶持。在对真正的贫困户给予扶持时，要明确告知扶持的资金物质不是无偿的，而是政府借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偿还本金，并与政府签订扶持合同、记账并签字认可。对做得好的贫困户，由政府补贴资金利息，偿还的本金由村支两委代政府统一收取;乡镇不作“一平二调”，留在各村并交由村支两委统筹，提出滚动使用方案，继续用于该村对贫困户的扶持。与此同时，制定扶持发展的奖惩激励措施，对主动创业脱贫致富，效果好且比较稳定的被扶贫户，政府借给的资金物资可以按一定比例减免应还本金的额度作为奖励;对于不认真实施扶贫项目，把扶贫资金物资拿去大吃大喝、“打了水漂”的贫困户，不仅要全额收回本金，待再次扶持时，一是减少投入数量，二是必须保证资金物资的使用效率。政府和被扶贫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让被扶持的贫困户有责任、有约束的机制，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在这一方面，安顺市普定县猴场乡探索的猴场扶贫模式可资借鉴。①

2、对勤劳致富者不能不闻不问。要在开展“三权”促“三变”、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引导勤劳致富者组建公司或者合作社，给予他们政策、项目和无息贷款等支持，让他们主动吸纳贫困户参与公司或者合作社的建设发展，充分调动贫困户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克服等、靠、要思想，主动按照“三变”原则带动贫困户一起共同致富。

3、抓住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宣传，鼓励上进，促进后进，教育贫困户讲诚信、讲廉耻，激发进取心，做有骨（志）气的人，懂得感恩党和政府及社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二）促进村寨良好家风家教的挖掘整理、传承和弘扬与加强党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宣传教育相结合

要敢于给予那些勤劳致富者以实实在在的鼓励，对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起重大作用的勤劳致富者，主动给予政策和相关项目的支持和倾斜。同时，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引导社会风气，特别是把良好的家风家教写入村规民约，通过村规民约的自觉落实，教育贫困户以传承弘扬良好家风家教勤劳致富的村民为榜样，向他们学习、看齐，从心灵深处唤醒善良的本性，找回做人的尊严，改变“叫花子的脚以烂为烂”的思想，成为讲礼义、有廉耻的人，争做诚实守信、敬老爱幼、勤劳致富的典型;变扶不上墙的“稀泥巴”为真正有用的“好墙砖”。同时，加强党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宣传，加强对村民的法治教育，狠刹各种赌博、大办酒席等歪风邪气，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发动贫困群众因地制宜、抢抓政策机遇脱贫致富。在智力扶持方面，注重加强对贫困群众的种植、养殖等技术和新农村建设管理的培训，引导他们在抢抓扶贫政策机遇中掌握一门致富技术，争当讲礼守节的当代新型农民。

（三）要改变追求政绩和外在形象的传统扶持方式

一是对那些既占天时又占地利，但唯独缺乏积极性，仅仅只是方便参观视察的村寨，要勇于担当、果断停止无偿投入和扶持;对已经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求”村民和村支两委干事创业，而村民和村支两委不感恩政府和社会的关怀支持，反而认为扶贫是政府的事于己无关的，要敢于下猛药对其病症进行有效的治理。否则，这样只有“形”而无真正的“魂”的典型，不仅无法复制和学习借鉴，相反还有巨大的负面示范作用。

二是下决心调整搞“路边花”的惯性思维方式，主动到那些虽不占天时地利，但积极性很高，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很强，而且又是长期連乡镇干部都很难见到的村寨去做深入的调研，选择这些村寨来进行扶持，让这些村寨看到希望和机遇，感到“天高”但“皇帝不远”，对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扶持心存感恩。在扶持过程中，既要注重物质投入塑造“形象”，又要注重精神投入铸造“灵魂”。支持这些村寨做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榜样，成为可学习、可借鉴的典型。

（四）努力恢复乡贤文化的建设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彻底解决“贫”在没有产业支撑，“困”在没有产业推动的局面，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大变革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让乡贤文化在村落复活，发挥乡贤们在崇文兴学、教化乡民，热心公益、大做善事，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秩序、倡导良好风气、移风易俗，经济回馈、反哺家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乡贤们回到衣胞之地，从根本上引领父老乡亲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艰苦奋斗，崇德向善，增强志气，重视教育，促进良好村风民风的建立和巩固，使贫困户真正从物质上、精神上都摆脱贫困，让村寨走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大道。

注释

① 普定县猴场乡2.6万人，耕地面积仅1.5万亩，有1.3万人属贫困人口，是贵州省100个一类贫困乡之一。“1+1”资金滚动扶贫，是猴场乡在扶贫攻坚中探索的一种新型扶贫模式。最初以养殖基础较好的水落洞村、仙马村为试点，依托省总工会支持猴场乡发展农村产业的流动资金100万元，扶持农民养殖优质牛。方法是：农户根据自身情况向乡政府提出养殖申请，项目评估小组从农户的圈舍条件、养殖经济能力、劳动力等方面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农户自行购牛，再由评估小组核实，乡政府按照1∶1的资金比例，将购牛所需一半资金无息提供给申请户，资金一年一回收，次年重新评估发放。这种“1+1”资金滚动扶贫模式确保资金长期滚动使用，让想发展、能带富的农户得到扶持。他们在推进过程中，“1+1”模式由养殖业扩大到种植业，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总基调，以生态产品，绿色产品为特色，以扩大、提高传统种植特色产品的规模及品质为目标，又探索出了统一购买种子或种苗的“统购补贴”模式、“1+1资金滚动补贴”模式、“自购补贴”模式、“分级分时补贴”模式、“小额贷款”等方法，丰富了“1+1”资金滚动扶贫模式的内容。精准实施，让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创业，从而带动贫困户走上致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