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逝世5727年：关于国家应实施“黄帝纪元”的建议

时间：2024-04-24

当年孙中山先生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自信，曾以国家法令形式，宣布中国实施黄帝纪元，并认定公元1912年1月1日为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目前，既然考古和文献“二重证据”确认黄帝逝世距今为5727年，那么，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建议国家通过立法，实施黄帝纪元。

辛亥革命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为突现中国历史悠久和文化自信，宣布采用“黄帝纪元”，并给陕北黄帝陵题写了“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世界文明，唯我有先”碑文。但后来由于黄帝事迹尚无考古证据，以及“疑古”思潮对黄帝真实性的怀疑，黄帝纪元难行。

近百年后，在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之际，时任共和国副总理的宋健先生曾公开说，“辛亥革命时期倡议的黄帝纪元是否能肯定？轩辕黄帝的年代是否能确定？炎黄子孙们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做出科学结论。”[1]这一发问又过去了几十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已结项，其外的民间发现研究也较多，现在看，对宋副总理之问形成初步答案的条件已较成熟。本文就是一种尝试性答案。

本文立论的两个前提

一、西安泾渭两河交会处北岸的史前庙底沟时期的杨官寨遗址（简称“杨址”）即首个“黄帝都邑”。它总面积约百万平方米，不仅有面积为24万平方米的环壕，且在环壕东北方向发现了2000余座平民墓葬，曾于2008年和2017年两次被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认为它即首个“黄帝都邑”，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加以证明，[2]并获得了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的认同，[3]陕西省相关领导的支持。具体内容此不再赘。

杨址出土“‘十二支陶盘”也证明，《史记·历书》关于“黄帝考定星历”的记载属实，[4]黄帝族群当时已经掌握较准确的纪年方法。

二、前不久，杨址考古主持者公布了杨址C14测年数据，指其墓地距今5655-4936年，环壕数据相近。[5]当然，C14测年数据，会和样品种类、埋藏过程、采集、保存以及实验室处理、制备、测量、资料处理等环节有关，往往有误差。据调查，即使在我国水平颇高的北京大学C14测定实验室，这种误差有时也会在百年左右。实践中，即使加上“树轮校正”，C14测定数据也不能达到高精度，尚须引入考古资讯以力求精准，有时还需多采样和重复实验。[6]因此，对于杨址测年数据，不能绝对化。相关历史年代数据，只要与之相差百年以内，即可视为相符。

黃帝具体年数再思

一、迄今，我国研究者提出的或文献记载的黄帝具体年代，主要有如下数据：

1、在2011年出版且以我为第一主编的《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一书中，我提出“据《汉书·律历志》记载，西汉昭帝元凤三年的中国人，已讲‘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由此推算，黄帝距今应为57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现在考古界所讲的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或其庙底沟类型的年代范围”。[7]查元凤三年为公元前78年，故可细化为黄帝逝世距今（公元2019年。下同不再注）为5727年。比较重视《汉书·律历志》此数据者，尚有台湾王仲孚先生[8]和大陆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9]

2、1903年出版的《黄帝魂》一书，谓降生11年后“黄帝即位”，350年“唐尧即位”，4611年“联军入北京”。台湾学者王仲孚先生解读说“黄帝即位之年”，“依该书著者之意，应为公元前3711年”，[10]即距今5730年。《黄帝魂》未言其数据所自，但我看也应源自《汉书·律历志》，只是加进了黄帝即位等内容，且加进历史环节多，具体算法与我略存差异，故比我多算了3年。

3、王仲孚先生还有另一数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说）‘尧元年甲辰，据卢景贵高等天文学考定，相当于公元前1357年;又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尧以上共五帝三百四十一年，计黄帝一百年，少昊金天氏八十四年，颛顼高阳氏七十八年，帝喾高辛氏七十年，帝挚九年。则黄帝元年相当公元前2698年”，即“黄帝元年”距今4717年。王还说，“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大事年表多作公元前2698年。1982年春节，美国总统里根向全世界的中国人贺第4680个新年，便是依据了这个年代”。[11]

4、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先生著《中国上古史年代》提出，“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74年，[12]即黄帝元年距今4693年。

5、柏杨先生《中国人史纲》说，“纪元前二十六世纪的二五九八年，姬轩辕一百五十二岁”，“这一年他”在桥山（陕西黄陵）“铸了一个大鼎”，“大鼎铸成的时候，天突然开了，降下一条黄龙迎接他”，于是，姬轩辕昇天了。[13]照此，黄帝逝世距今4769年。在这里，柏阳先生至少把埋葬黄帝的“桥山”，和《史记·封禅书》所说“黄帝铸鼎荆山成功飞昇”神话中的“荆山”弄混了。

6、张广志先生2007年根据南宋《轩辕黄帝传》，推算出“黄帝居位当在公元前2987年或公元前2980年。黄帝居位时已是成人，若以其生年计，则刚好已满5000年”。[14]

7、2015年，王大有先生《炎黄源流》据文献记载且从禹距今4070年上推，认“黄帝距今6513年”。[15]

8、1999年，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认为黄帝纪年“唯一可供参考的是《纬书集成·春秋命历序》”，从它可推知黄帝“距今6420年左右”。[16]

二、黄帝具体年数再思。

在对上述8个数据作出基本判断前，应思考其资料源自的可信度。从杨址即黄帝首个都邑看，第3条数据所凭《帝王世纪》和《皇极经世》，可信度并不很高，不足以为据。董作宾先生做学问认真，但他在世时杨址未出土，故仅凭当时考古成果加文献记载立论，难免出现错判。许顺湛先生力主庙底沟文化对应黄帝族群，[17]对我确认杨址为首个黄帝都邑启示良多，但他无视下述的邹衍数据而唯信纬书，而纬书不能像邹衍学派数据那样比较能证明自身可信，加之其数据与杨址测年数据相差颇远，故也难立。至于第5-7条各数据，或明显地出于想象，或所凭资料更无法证明其可信，不计可矣。本文仍认为，《汉书·律历志》数据应当可信。

邹衍《终始》所记黄帝年份为何可信？

《汉书·律历志》相关原文是：西汉昭帝时，“寿王及侍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杯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这段话说明，西汉元凤三年上距黄帝3629年之数，最早出自《终始》。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终始》一书是战国时齐燕学者邹衍所著;他是齐国“诸邹子”（包括邹奭等人）的思想领袖;他们不仅“序今以上至黄帝”，即把当时距黄帝的时间都算出来了，而且还提出了“大九州”概念，说中国只是世界上九州之一中的九州之一，即仅占世界八十一分之一，故其论“闳大不经”。再查《汉书·艺文志》，列有“公梼生《终始》十四篇，传邹奭《终始》书。邹子四十九篇”。据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说，邹衍《终始》一书原名《黄帝终始》。[18]显然，邹子《黄帝终始》一书相关黄帝年份的数据，传给了其徒邹奭，邹奭又传给了公梼生等。而《汉书》所载“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杯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3629年，其数据的源头，应来自邹衍《黄帝终始》。

说起邹衍，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实际堪与孔孟并肩。如果说，中国儒道两家均源自远古巫教，那么，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后，以周公礼乐为源头的儒家，成为远古巫教礼制化的体现者，并逐渐成为给社会上层服务的知识阶层，[19]而以原始巫教和周公巫术为源头的道家，受儒家挤压，逐渐沦为社会下层，并以民间形式保存传承了一批原始数术，含各科知识、醫术和历史年份记忆资料、神话等。[20]传统所谓中国道教诞生于汉末的说法，并不精准，道教应是从黄帝时期即已存在的原始巫教一直延续下来且在周公“制礼作乐”后下沉于民间的中国固有宗教，[21]而邹衍学派则应是它彻底下沉于民间之前，在战国秦汉间尚能以学派形式即“方士”群体身份残存于社会上层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虽名义上记孟荀，实际主要记载的就是邹衍学派故事，可见其份量之重。太史公所谓“邹衍以阴阳主道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说的应即该学派后来彻底沦落民间的过程，以及《史记》对邹衍学派的不屑。对黄帝真实性持疑的顾颉刚先生评价邹衍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宇宙问题的思想家，一手组织了历史和地理的两个大系统（指邹衍的“五德相胜”及“大九州”学说——引者），奠定了后世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22]其学术权重确实很大。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录的‘阴阳学家书籍，不下21种之多，但是都已亡佚。其中有上文曾经提到过的邹衍的那两部书（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的邹衍著《终始》和《大圣》两书——引者），又有邹奭及张苍所著各一部。此外有两位姓公孙氏的作者”。[23]这“两位姓公孙氏的作者”，使我不禁想起《史记》的《孝武本纪》和《封禅书》都记载着的汉武时期齐地方士公孙卿，他自称持有来自齐地方士申功的《札书》（或称《鼎书》），其书不仅记录了黄帝创建星历且以闰月校正纪年之事，而且记载了“黄帝荆山铸鼎成功飞升”神话，以及“黄帝郊雍上帝”史实。显然，齐地方士公孙卿和申功，实际也应是邹衍学派成员或其后裔，其《札书》或《鼎书》应即源自邹衍。

现在看，《札书》或《鼎书》所记“黄帝荆山铸鼎成功飞升”神话，以及“黄帝郊雍上帝”史实，前者交代了黄帝在西安荆山“铸鼎”，后者更直接说出黄帝曾在西安（雍）举行祭天礼，暗示或显示黄帝都邑即在西安，如今已被西安杨址出土证实并非虚构;[24]至于《札书》或《鼎书》所记黄帝创建星历且以闰月校正纪年之事，也已被杨址出土的“‘十二支陶盘”证明属实。[25]至于《札书》或《鼎书》所记“黄帝荆山铸鼎成功飞升”神话，其关于黄帝乘龙飞昇的情节显系虚构，不可相信，但鉴于史前先民的思维只能是原始思维，他们对本民族历史的记忆，往往采用神话形式，往往人神不分，生死无界，因此，黄帝乘龙飞昇的情节表达的应是当时先民对黄帝不死的祈祝，“铸鼎”情节表达的则是后人对黄帝创建 “古国”制度的隐喻，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该神话对黄帝都邑在荆山（即今西安东北部高地）记载的真实性。这样，既然邹衍学派关于黄帝历史的上述三项记载均属真实，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关于黄帝具体年代数据记载的真实性。至于邹衍“大九州说”，当时被孔孟批判为“闳大不经”，但现在看，正如丁山先生评价张扬“大九州说”的淮南王时所说，“《禹贡》九州，不足以涵括世界之大，（故淮南王）不得不主邹衍大九州说，以扩大当时学士大夫之世界观念”，并认为邹衍大九州说可能来自天文测算，[26]因为，邹衍“在公元前三世纪顷，即运用其勾股学测知大地面积”，故其“大九州说亦必以天算为中心”。[27]另一方面，既然邹衍熟悉黄帝故事，想必他也熟知涿鹿大战中蚩尤被黄帝追赶而远遁美洲史实，[28]这种广阔的地理视野与其天算结果互补，进一步形成大九州说，也是显然之事。今天看，邹衍大九州说无大错，也是其黄帝纪年可信的有力旁证。

邹衍《黄帝终始》的黄帝纪年数据可信，并没有不可理解处。其一，西安半坡遗址早于杨址，其地已出土陶器刻符，有迹象显示它在一定地域内通用，被认为是中国文字的萌芽，与黄帝“史官”关中苍颉“造字”的神话暗合，这就为邹衍年数可靠提供了记录工具的前提。其二，全球史前先民，均具有口头强制记忆本民族历史的传统。加上上述中华初级文字的辅助记忆，当时庙底沟文化区可能已经存在“社会记忆机制”。[29]因此，不排除黄帝真实历史的主要环节（地点、人物、年数、主要事迹），会通过此“社会记忆机制”流传下来。其三，至于中华文字系统成熟后，黄帝的这些真实历史，又会被最初识字者转录成文字文献，而文明早期的这些转录者一般也不会故意造假，因为，当时中国巫教氛围仍然很浓，巫教严禁对先祖不敬，故作为巫教信奉者，这些文字转录者不会也不敢公然假造先祖历史，[30]因此，我们不能无条件地追随“疑古”思潮，离开史前巫教氛围，怀疑所有文献证据真实性。当然，前列学界8项黄帝年份大皆有文献证据，也说明文献证据并非全部可信，“疑古”并非完全无理，故也不能禁止怀疑邹衍的黄帝年份数据。但怀疑和否定，得拿出确凿的反证。如拿不出确凿的反证，那就只能相信它。其四，对杨址墓地C14测年表明，杨址最早的一批人存世大约距今5656年，他们应是与杨址首位黄帝同年令段者，与邹衍所记黄帝距今年数5727年相差仅71年，鉴于C14测年有误差，那么，我们就更应相信邹衍数据为真，且相信邹衍数据即记杨址首位黄帝。须知，邹衍数据是前列8种黄帝年份中唯一与杨址测年结果符合的数据，很难推翻。

本文标题中的“黄帝逝世”四字，与前列《黄帝魂》所说“黄帝降生后十一年即位”情节不同。本文标明这四字的原因，一是史前庙底沟时期，不存在后世形成的“皇帝即位”制度。当时部族领袖是协商确定的，一般由成员中体健脑聪且有功绩者担任，不存在某人幼年即被确定为部族领袖之事，故也不存在幼年“即位”之况;二是这位黄帝被先民记忆，只能是因为他生前确实把杨址为中心的酉邦建立了起来，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故酉邦先民不仅把他“还葬”故里即今黄陵县，[31]而且对其逝世之年追记不忘。因此准确而言，邹衍数据只能是“黄帝逝世”迄今的年份，不会是从“黄帝元年”计年的数据。虽然有的古代文献载有黄帝具体年龄（如100岁，130岁等），但其中虚构成份明显，至少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杨址墓地葬者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推想黄帝也不会活到100岁，故所自文献的可靠性存疑。我们迄今无法确认首位黄帝年龄，因此，也难以推算出其诞辰迄今的年代数据，只能采用其逝世迄今的数据。这样，既区别于西方“圣诞”思路，也符合中国人祭祀黄帝传统。

关于实施黄帝纪元的建议

如本文开头所言，当年孙中山先生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自信，曾以国家法令形式，宣布中国实施黄帝纪元，并认公元1912年1月1日为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而现行“公元”计年是以基督教圣者耶稣诞生之年为开端的，但中华民族原不信基督教，理应有自己的纪元方式，故孙中山先生举措至今也是对的。现在看，当年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把黄帝纪元的具体时间缩短了一千余年。目前，既然考古和文献“二重证据”确认黄帝逝世距今为5727年，那么，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建议国家通过立法，实施黄帝纪元。

从前列8种黄帝纪年具体数据中第1、2两项计年所自相同但结果差3年的情况看，对《汉书·律历志》数据的利用，还存在一个计年如何精准化的问题。本文“黄帝逝世距今5727年”结论，只能提供一个考古-历史学框架，应再由中华计年专家（包括古天文学家）们“横挑鼻子竖挑眼”，仔细地再议再审，还应像孙中山先生当年那样，细化到月日，力求达到最精准。如这种再议再审基本认同拙文结论，那么，建议国家立法实施黄帝纪元时，同时确认2019年某月某日起为黄帝纪元5727年。这种纪元，至少比“公元”计年多出3708年。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页。

[2][24][29][31]主要参见胡义成《西安杨官寨遗址是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收入陕西省黄陵祭祀工作办公室编《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石兴邦《序言》，收于石兴邦名誉主编胡义成等主编《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

[4][25]胡义成《“‘十二支陶盘”：“黄帝考定‘星历”物证——“黄帝都邑”西安杨官寨遗址出土器物构筑试解之一》，《武陵学刊》2018年第6期。

[5]（杨址考古主持者）杨利平《试论杨官寨遗址墓地的年代》，《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4期。

[6]吴小红《14C年代资料的可靠性问题》，收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等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1）上册》，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7]胡义成《新探西安作为黄帝“铸铜（鼎）地”和“都邑”——兼依“郊雍”说西安古都史达5000年以上》，收于石兴邦名誉主编胡义成等主编《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

[8][10][11][12]见或转引自王仲孚《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注1，第141页注1，第170页（原文数据误为“第4690个新年”，应改为“第4680个新年”），第141页注1。

[9][16][17]许顺湛《许顺湛考古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第199页，第143-152页。

[13]柏杨《中国人史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0页。

[14]张广志《关于黄帝的两个时间性定位问题》，收于朱恪孝等主编《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