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起中腾飞西部改革开放四十年

陈小玮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4.8%;而在四十年前，这一指标只有1.8%。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2017年底，人均GDP达到9280人民币，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区域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二十二年西部与东部差距拉大阶段;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后，西部经济开始增速，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部对外开放呈现出一种全新格局。

1978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四十年前的西部，虽然是全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但在全国经济形势整体严峻的背景下，并未上升为区域经济的范畴，更多的还属于一个地理概念。当时的西部也和全国一样，由农民自下而上发起了针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弊端而进行的经济承包制探索，引发了一场波及整个经济体制的大变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

又过了二十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开始进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

改革初期的探索

说起农村经济改革必会提起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小岗村成为了一个符号与标志，实际上中国西部不少地方（共同点是贫穷）也做着同样的探索，比如贵州安顺关岭的顶云，从试验时间看，他们搞包产到户即大包干比小岗村还要早四十二天，故有“北凤阳、南顶云”的说法。

1、农业改革探索

四川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轫地之一。

邓天元服从组织安排到四川一个有名的穷地方——蓬溪县群利镇（当时叫群利公社）任公社书记。不料想由此却拉开了四川土地改革的序幕。

1976年秋天，邓天元找几个生产大队干部讨论如何将农业生产搞上去，一晚的讨论结论是“不如把田地分给农民算了”。为谨慎起见，邓天元选了两个生产队先从分边角田试验起。

九龙坡村是一个边远山村，一个壮劳力一年只能分到160斤毛谷子，被人称做“叫花村”，九龙坡村是试验分地的两个村之一。为掩人耳目白天大家参加集体劳动，晚上才耕种分给自己的地。为应付检查（看是否集体劳动）甚至要派老人、孩子站岗放哨，发现有人检查时就发出信号令分散的村民迅速集中。分地效果是明显的，农民劳动收成增加了四倍，农民有了余糧。

1977年，群利公社将三类田分给农民自己耕种。1978年，“包产到户”就覆盖了整个公社。1979年，遇到大旱，时任县委书记的周裕德向参加县级会议的干部问计。邓天元邀请参会者到群利公社参观。他在群利的秘密试验得到县上肯定。

中央派工作组到群利发现搞承包后要求“立即收回土地”。他们口头答应，但就是不执行。工作组走进农民家，主人给他们端上醪糟鸡蛋，留饭吃时桌上有腊肉，嘴里一个劲地夸“包产到户”。务实的工作组离开前，在群利召开了省委、地委、县委三级领导现场会，群利“包产到户”试验浮出水面并在整个四川推广开来。

“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句话是吴晓波上世纪90年代在温州调研时听一个叫陈定模的人说的，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他撰写的《激荡三十年》里。各地对农业经营体制进行改革探索时，无一例外均是农民或地方政府对现有体制的一种“违法”突破，事后中央在文件、政策上给予“追认”。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问题，会议争执激烈。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75号文件）时，首先肯定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然后，笔锋一转道：“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一切听群众的，不强行规定，这是该文件的巧妙所在。

该文件一出，等于中央认可了“包产到户”，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在支持和保护全国各地出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80年底，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占14.9%;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快速上升至86.7%。

1982年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该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将民间改革的要求上升为党和政府的政策。这年年底，在全国506万个生产队中，实行“包干到户”的达到495万多个，占97.8%。这一年农业实现了丰收，全国小麦、棉花、油菜籽总产量分别增长14.8%、21.3%、39.2%。实践证明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

2、改制人民公社

1979年9月，四川省广汉县委选择在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政社分工”的改革试点。把向阳公社的干部分成行政、农副业、社队企业三个班子。行政、农副业、社队企业三个班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制度。

1980年5月，“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下、取而代之的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至此，向阳正式取消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全国第一个改制的人民公社。

“双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随之名存实亡。

1983年，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正式提出了政社分设。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人民公社中属于政权的那部分职权分离出去，建立乡政府作为农村基层政权;乡政府对各级经济组织仅进行行政领导;乡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行使原来大队的行政职能，取消大队的经济职能。

1983年底，全国就有12702个人民公社摘掉了牌子。1984年底，人民公社摘牌工作基本完成。

3、企业扩大自主权改革

相比而言，工业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虽也先从试点搞起，但均经过相关方面的批准。

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具有代表性的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丝绸厂等6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改革内容在核定企业利润指标基础上，规定了当年的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只是给了企业一些微不足道的权利，在超额完成计划中发挥了巨大潜能。

一年后，四川试点的工业企业扩大到100家，同时，在40家国营商业企业中也进行了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成为国营企业改革乃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一个标志。

西部在最初的改革过程中做了很多先人一步的探索。

1980年，广西罗城、宜山两地村民率先建立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委会组织，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批准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计划单列，赋予其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阶段由此开始。

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以及大连、秦皇岛等十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又相继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得以率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民营经济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巨大动力，西部与东部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

“九五”时期，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人口与西部地区大体相当，GDP却是西部的2.5倍以上。

实施西部大开发前，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的60%分布在西部地区。

1、西部大开发为了缩小区域差距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發战略。为推进实施这一重大战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等。

2000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出明确要求。

2004年3月推出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条分缕析，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继续加快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为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打好基础;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改善和农民增收;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积极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加快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大力加强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西部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拓宽资金渠道，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金保障;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加强对西部开发工作的组织领导。

2、西部大开发以基础设施建设起步

2000-2007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近15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安排西部地区7300多亿元。这些资金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655亿元增加到47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

西部开发第一个十年，基础设施建设的代表性重大工程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

（1）西气东输

我国是天然气大国，西部地区的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陕甘宁和四川盆地蕴藏着26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和丰富的石油资源，约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的87%。

1998年，即开始酝酿西气东输工程。2000年3月25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西气东输工程工作会议。会议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2000年8月23日，国务院召开第76次总理办公会，批准西气东输工程项目立项。2003年“西气东输”工程开工建设。

西气东输工程一线（简称西一线）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一线以新疆塔里木气田为主供气源，以长三角为主要目标市场，管道干线西起新疆塔里木轮南，东至上海白鹤镇，全长3826公里。通过实施增输工程，截至2012年10月，管道全线输气能力已达到170亿立方米/年。截至2012年10月中旬，西一线天然气管输商品量达1389亿立方米，可替代标煤18140万吨，相当于减少850万吨有害物质、61420万吨二氧化碳与二氧化硫排放。向沿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山东、河北64家用户，3000余家企业供气，覆盖人口达两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