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第一次见商子雍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作为文学青年,跟随叶广芩先生去《西安晚报》开座谈会。那时觉得他话极少,给人的不是文人的气质,倒像一介欠他入吊的武夫,大框子眼镜总是冲着桌面,专注地转动着圆珠笔。时隔20多年,忽然就常常在各种场合不期而遇地碰到他,并渐渐发现先生很能侃,而且侃的有趣,侃的认真、侃的活脱智慧。与20多年前相比,商先生胖了一圈,头发也白了多半,但印象中却似平比那时年轻了。人因爽朗,所以年轻。最近一次见先生,是在去年8月奥运期间,在宏业宾馆的大堂与刚刚游完泳的先生邂逅,畅谈得口干舌燥。
子雍先生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先后担任《西安晚报》文艺部副主任,理论评论组负责人周末专刊部主任,总编辑助理。他主攻杂文,偶有散文见诸报端,洋洋180多万言(四卷)的《商子雍文集》,谁看了都会刮目相看。多年前,因拜读先生的《求是斋杂品》和《因为只有一把椅子》,笔者开始真正喜欢上了他。杂文大家柏杨曾认为:杂文乃过激之文字。而商先生以为,天下文章,杂文最难,因为它是人格的反映;一篇好的杂文,首先出自于悲悯的情怀,要有前瞻性,批判性,如是才能掷地有声,它不是技艺的问题,而是来自于正义的良知。
目前杂文界充斥着诸多伪文化,而年过花甲的子雍先生却绝少人云亦云,他的杂文仍旧投射出独立思考的光亮,让人读后深感敬佩。在他前几年的《申酉杂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个坚持原则,不“失语”,不“媚俗”的真文人品格。在先生看来:知识分子如若不说话是为失职,而胡说八道则是渎职。自2003年退休之后,先生“过着读书、写作,锻炼的生活”。倘若论人品,笔者以为,商先生对自己的反思已然中肯:“回顾我过去几十年所写的文章……总体而言,不曾从文化这么一个层面堕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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