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朱振鑫
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预测中国经济更难,那就是预测中国的政策。昨天还在说定向调控,今天就有可能降准降息。今天还在大胆汇改一次暴贬,明天就可能突然入场大举干预。风向变化之快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市场的心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
归根到底,是我们对中国的决策体系缺少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从逻辑的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如今,可能预测到触发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因素只有一个:失业。不管GDP是7还是6.5,也不管是谁在决策,只要就业出了大问题,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也会倒逼政府做出选择。这样一来,判断未来是否会重搞大刺激就简化成一个问题:中国到底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
失业面前的五道防火墙
当外国的企业纷纷发号施令裁员时,中国的就业情况为何还坚挺得起?说到底,就业是一个劳动力交易的市场,和其他任何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的秘密也逃不开供给和需求:从供给端来看,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迎来拐点,导致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从需求端来看,制造业、服务业吸纳就业增多,再加上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的存在阻挡了需求端的快速下滑,导致劳动力供需在经济下行期依然趋于平衡,甚至供不应求。
人口老龄化
当需求下滑的时候,如果供给下滑得更快,市场自然不会失衡,劳动力市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劳动适龄人口,国际上通常以15~64岁为限。中国15~64岁人口在2013年达到10.06亿人的峰值,2014年首次出现净减少104万人的情况。如果就业参与率不变,则意味着就业市场减少了104万人的供给,大幅减轻了失业的压力。而如果按照15~59岁的口径来看,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出现净减少,近三年累计净减少1074万人,这与此前三年净增加2863万人形成强烈反差。
从2012年开始往后看,未来5年劳动力净减少的压力将骤然加大,尤其是从2017年开始。10~59岁人口就是5年之后的劳动力适龄人口,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也已经从2012年开始进入净减少(近三年已经累计减少1345万人)。
劳动力适龄人口减少的主因是计划生育的影响开始显现,导致新形成的年轻劳动力减少。中国在90年代之后新生人口大幅下降,20年之后,自然造成了20多岁的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
过去,我们总在担心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这些都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迎刃而解。虽然2015年大学毕业人数依然达到创纪录的749万人,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大学毕业生的下降。我们可以根据高中生的变化来预测。高中招生人数从2010年首次出现下降,这导致高中毕业生从2013年首次出现下降,这意味着2017年的大学毕业生可能开始出现下降。而从高中招生人数2010~2014年骤降288万人的趋势来看,2017年之后的大学毕业生下滑趋势将非常剧烈,到时候不仅不用担心大学生就业难,说不定要开始担心“大学生荒”了。
刘易斯拐点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农村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新的劳动力供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年龄成长带来的青年劳动力,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农民工。近年来不仅青年劳动力增长趋于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迎来刘易斯拐点。有几个迹象可以证明:
第一,农村人口总量明显减少,而且呈现“上有老、下有小”的空心化结构。
与1995年的最高点相比,农村人口已减少28%,占总人口比重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82%下降到2014年的45%,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已由1978年的84%下降到2013年的64%。农村和城市人口中间大的结构不同,农村人口现在呈现明显的“上有老、下有小”结构。农村人口中20~30岁人口占比不到8%,远低于城市的11%,而老人和儿童的占比却远高于城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和15岁以下儿童的占比分别在8%和10.4%左右,远高于城市6%和6.6%左右的水平。
第二,自2010年以来,全国农民工人数增速持续回落。
截至2014年末,农民工总量增速、外出农民工增速和本地农民工增速分别比2010年回落3.5%、4.2%和2.4%。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也和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速度缓慢、生活成本上升有关。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结束。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和6.8%。
产业结构变化:服务业成为就业蓄水池
产业结构方面,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也是就业的一道重要防火墙。
一个年产值100万元的工厂可能只需要四五个人操作机器,而一个年产值100万元的餐厅可能四五十个人都忙不过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强于工业,且还在继续增强。据官方测算,2008年到2012年期间,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就业70万人,而同期第二产业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61万人。到了201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近两年数据测算得出,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人左右。导致的结果就是,前些年我们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城镇新增就业是100万人左右,而近几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是150万人左右。
往后看,我国服务业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十年可能吸纳超过5000万人就业。我国第三产业51.4%的占比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这些国家2000年时的水平,未来提升空间巨大。假设第三产业和GDP的增速差保持在近年来的水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有望提升到60%,新吸纳的就业将超过5000万人。
隐性失业:劳动力无法退出市场
假如一个工厂有两个10万元年薪的工人,现在工厂要缩减10万元的人工开支,一种方法是裁掉一名工人,另一种方法是把每个工人的年薪降到5万元。前者是显性失业,而后者则是隐性失业。隐性失业是指员工被减少薪水、无薪休假、缩减工时、削减福利等弹性工作安排。
中国以国企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导致地方政府有动力遏制显性失业。例如,广西出台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20年底,上年度末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都可申请稳岗补贴。照此规定,广西贵港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经领到75万元的稳岗补贴。柳州市2015年度享受稳定就业岗位补贴政策的第一批93家企业,也已公示完毕,申请享受稳岗补贴的企业中规模最小的仅有2人,最大的上万人。
不管是调研还是公开的新闻报道来看,隐性失业的现象已经大量存在。很多传统工业企业虽然库存高企、产销下降、开工率不足,但是并未裁员,而是将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常见的手段有降薪、缓发工资、停薪留职、内部休假、推迟入职等。
1. 降薪。比如煤炭龙头神华集团于今年按全员工资总额的10%下调员工薪酬总额,中石油也传闻降薪15%。这还只是公开的基本薪酬,国企员工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奖金和各种福利津贴,而这块收入的下降最为严重,很多煤炭、钢铁、石化企业的员工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半。
2. 缓发工资。今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调研了85家煤企,发现有40家存在缓发和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3. 停薪留职+内部休假。比如山西五大煤企之一的潞安集团特别规定,在集团工作年限满5年,符合有关考核条件的员工可申请停薪留职,停薪留职起步期限不少于5年,到期可继续申请。工作年限须满1年,满足条件的就可申请内部休假。
4. 推迟新员工入职。比如上海神开石化装备公司向部分已签约毕业生发出通知称,受国内外油价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效益受到巨大冲击,公司方面提出延迟一年入职或者解约的方案,近五成学生接受延迟入职。
隐性就业:很多领域没有进入GDP统计
中国的GDP总量是被明显低估的,很多没有计入GDP的领域也吸纳了大量就业,这部分就业自然也没有统计,我们可以称之为隐性就业。隐性就业的出现,一是因为目前我们的税收体系仍然以流转税为主,企业的相对税负比较重,二是相关的监管审批过于繁琐,对于一般小企业来讲成本太高。
隐性就业随处可见,比如城市街头摆摊的小商贩,未登记的微商、微店以及家政服务等。以北京的家政服务为例。据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测算,北京家政服务员缺口达150万人。而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8月20日,北京市家政服务市场主体共4775户,每万人拥有家政服务主体为2.31人,且2011~2013年,每年退出数量多于新设数量。
一方面,旺盛的市场需求显然与官方数据揭示的市场供给相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家政服务人员通过微信联系客户、上门服务,并通过微信支付获取报酬,属于典型的隐性就业。甚至一些挂靠中介的阿姨也会设法积累自己的熟人客户,绕开中介以免去中介费,一旦时机成熟,也会脱离中介,成为隐性就业者。
水位攀升,但还不会漫过水池
如果把就业市场比作一个蓄水池,这几年之所以水位(失业率)一直稳稳地保持在警戒线之下,究其原因:一是池子越建越大(服务业吸纳就业增多);二是悄悄新开了不少泄洪口(隐性失业+隐性就业);三是流入池子的水越来越少(新增劳动力放缓)。往后看三五年,虽然就业可能出现一定压力,但因为失业而触发大规模刺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开二胎,但从单独二胎的情况看,生育率可能低于预期。而且即便奏效,要形成劳动力至少要等到15年以后,到时经济早已过了几个周期。
第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将继续放缓。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转移速度会自然放缓,甚至出现农村劳动力回流。
第三,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型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传统工业的产能过剩和新兴服务业的供给不足并存,必然导致服务业的占比不断上升。如果达到发达国家60%以上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单服务业就有望吸纳超过5000万人就业。
第四,经济体制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隐性失业和隐性就业将继续存在。传统工业的国企现在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不太可能大破大立,而会想办法通过产能输出等方式创造新需求,比如一些钢铁企业已经开始到“一带一路”国家设新厂,又可以消化一部分就业压力。
[编辑 周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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