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深海所模式

梅永红

2023年9月28日，我搭乘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的“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第一次进入中国南海海域1380米深的海底，参加科学考察和生物样本取样。这是“奋斗者”号投入运行2年多来的第214次载人深潜，包括此前曾经下潜到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那是11000米的深渊，迄今只有极少人可以到达的第四极地，仅是1000多个大气压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这是实实在在的跨学科、跨部门组织体系的科考，是中国科技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

我与深海所所长丁抗老师有20多年的交往，当年我还在科技部担任调研室主任时，他是科技部海外战略顾问成员，因此有了许多面对面的沟通与对话。这次科考上岸后，我又与丁老师以深海所发展模式为参照，对中国科技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也可以说是我对他的问答式访谈。我由衷地认为，在丁抗所长的率领下，正式成立8年的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创造了国立科研机构新的机制和模式，可以为中国科技改革提供宝贵的范例。

诚信为重

科研诚信是学术底线，是科技进步的基石。这一学术伦理不仅维系着学术自身的纯洁和健康，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不朽灯塔。古今中外许多杰出学人毕生投身学术，正是缘于追求真理、探究自然的价值观，缘于学术的纯粹和清净。布鲁诺、伽利略、孟德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耳熟能详的科学巨人，激励着一代代学人执着于科学，恪守科学精神，维护科研诚信。

许多国家对科研诚信问题极为重视。美国早在1989年就由NIH设立专门负责科学诚信的独立机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美国卫生部颁布首个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管理法规，之后又制订了《科研不端行为防范法》。韩国2009年对学术造假的黄禹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终结其作为职业科学家的历史。日本把科研信用作为对法人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之一，实行统一的电子平台共享信息，政府部门间建立了信用共享机制。没有诚信就没有科学未来，这是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共识。

我国科研诚信建设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规范，但对学术不端行为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力，学术失范行为屡禁不止。2006年，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事件，给芯片产业造成沉重打击，造假者却毫发无损。2015年，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等先后撤销其旗下的部分期刊论文，其中117篇为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2017年，《肿瘤生物学》宣布撤销2012-2016年间发表的107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认为，中国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如果连起码的诚信都守不住，枉论其他。

这些年来，我与丁抗老师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科研诚信。当年我曾兼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对国内外科研诚信问题十分關注。丁抗老师在美国大学多年，又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频繁往来，对此感受至深。那时我们对中国学术界在科研诚信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忧心忡忡，认为学术造假对于我国科研事业的伤害之大超乎想象，要尽快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改革学术评价等管理制度，建立科研诚信档案（黑名单），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等等。

这次科考中旧话重提。为了“建一个干干净净的研究所”，深海所从2015年筹备建设开始，就把科研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及行政资源，为获取自己的荣誉，如申报院士、杰出青年人才、评功评奖等，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关、游说活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背离正常程序，占有科研经费；不得凭借行政地位获取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署名；不得背离正常程序，干预招生/招聘、职务/职称晋升工作。2020年深海所又设立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并且成立独立的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人负责，坚决守住学术诚信底线。

经过短短8年的发展，深海所已经成为中国深海科研的中坚力量、国家力量。***总书记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海试并顺利返航时的贺信中说：“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我相信这一优异成就的取得，与追求卓越、求真务实、诚信为本的良好学风密不可分。深海所用心播下的科研诚信种子，已经和必将继续结出丰硕之果。

耻为身谋

最近公布的2023年度诺贝尔奖，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在近40年研究mRNA技术过程中，不仅被长期忽视和质疑，“抽屉里装满了被拒绝的拨款提议”，而且三次被解雇和降职，从她的出生地匈牙利到美国，再到德国，职业生涯中充满了动荡不安，可以说是坐穿了学术“冷板凳”。二是中国学界又一次充当集体旁观者，特别是与近邻日本已获28个诺奖、进入21世纪后几乎每年一个获奖者的情形相比，中国学术界似乎只能沉默以对。

我国现有4200多万名全时研发人员，2022年投入3万亿元研发经费，2700多名两院院士，科研人员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而学术界拿到千万元甚至亿元级项目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在前沿科学领域仍然只能充当外围的看客？有的人说中国近代科技历史不长，积累不够；还有的人说中国教育理念落后，出不了创新人才。我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是缺乏良性健康的学术生态，为声名所累，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扰。

以院士制度为例，各国院士制度本质上都是一项学术性、荣誉性称号，不但代表着学者曾经达到的学术水平，更是维护学术声誉的符号。我在科技界多年，结识过不少学贯中西、具有高尚人格的院士，周光召、袁隆平、王选、孙家栋、李振声……他们都十分珍视院士荣誉，堪称“远方的那座高山”。我的大学老师付廷栋院士是著名油菜专家，已经80多岁了，仍然坚持在田间地头做科研和推广。他们是中国学术的良心，是真正的国之脊梁。

但是，我国目前的院士制度已经严重异化。在一年一度的两院院士评选中，人们看到的早已不是学术界应有的淡泊与宁静，而是几乎搅动全国科技界、牵动无数学术机构和学者神经的巨大喧嚣。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称号，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许多改革基本上都是限于形式，包括人数限制、推荐方式以及对院士个人行为的规范等，名利主导仍然甚于学术本身。

正是因为如此，丁抗老师回国担任深海所所长之初，就要求自己：为防止职务利益冲突，避免在本所的科研成果上署名，也不参与本所申报的成果奖项；遵循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不申报不参与涉及本人的院士评选。有人也曾提出推荐其当院士，他一次次婉拒了。他深知中国这一领域与先进国家还有巨大差距，只能埋头苦干才有可能赶上去。“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不让自己陷入各种争名逐利的内卷内耗之中，全力以赴成就中国深海工程的伟大事业，这也许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

在三亚这个并不繁华的城市一角，一群年轻学者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甘于寂寞，执着于枯燥、艰苦的深海科技工程，真是难能可贵。是什么感召了他们？是什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承受着海上的颠簸与风吹日晒？是什么让他们一次次冒着风险进入变幻莫测的大洋深处？在物欲主义盛行的当下，他们的内心依然是宁静、丰富和高贵的。在深海所，我看到安静、低调、务实已成为其内在的文化元素。在深海所这个国家级平台上，所学得以所用，做学问与国家富强、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奖赏。

术业专攻

深海所坚持不办企业，也不在任何企业持股分红。他们的技术和专利主要通过一次性技术转让方式，在三亚逐步形成了一个围绕深潜工程的高端产业集群，包括深海照明、电视抓斗、特种缆索等等，可以理解为是技术外溢。这与社会上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机构大量兴办企业或在企业参股，大批科技人员集科研、商业于一身，形成了明显对比，孰是孰非？

科研单位兴办商业机构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是“星期日工程师”，科研人员利用节假日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个人获取报酬。此后便是直接进入市场，将公立机构的部分资产、技术和人员转入企业，称为“三产”。当时的背景主要有三个：一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技术能力，基本上只是工厂，亟待技术指导和科技成果转化；二是科研单位经费普遍严重不足，迫切需要通过参与经营获得生存；三是市场经济刚刚萌芽，竞争逻辑和规则尚未形成。

如果说当年公共机构兴办企业有其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那么现在各方面情况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允许大学、科研院所办企业就成了大问题。明显的悖论是：第一，校办、院办企业利用了大量公共資源，与社会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第二，许多学者既是公职人员，又是企业老板或高管，很难避免利益冲突；第三，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单元将很难形成分工协作的局面，恶性竞争现象非常普遍。

我曾经结识过不少中关村的科技型企业家，他们在鼓励创业的政策引导下投身商海，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把科技成果转化寄托于科研人员创办企业，那么企业家的价值何在？市场的意义是什么？商业模式有没有意义？资本与技术的结合点在哪里？事实证明，如果脱离了公共平台的持续输血，绝大多数院校办企业都活不长、活不好。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几十年来都难以解决不，主要症结不是科技没有做好，而是市场和企业缺位。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公共机构的天职，否则就没有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合法性。丁抗所长认为，深海所是国立科研机构，由国家财政预算支持，有责任向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深海所的主要功能是深海科技工程，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商业中，不仅难以做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而且极有可能对科研事业造成干扰。术业有专攻，深海所集中精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好的交待。

厚积薄发

在大多数人看来，有了科研成果，不就表明有能力吗？事实上科研成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一个技术、一项专利、一个新品种，也包括一篇文章、一个奖项，甚至一个技术进展。这些成果与能力有关系，但决不是能力本身。一方面，技术能力要有持续发展进步的能力，特别是对科学研究而言；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市场竞争力。

多年前，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新材料领域的某个研究团队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做出了很好的技术成果。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文章发表了，主要人员获奖、评职称了，皆大欢喜。但几年过后，这个队伍解散了，大多数骨干人员都去了国外。这种科研活动既未能持续实现学术积累，又不能形成价值闭环，纯粹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类似情况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相当普遍，这不是真正有能力。

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论文导向”，这使得学术界“脱实向虚”的现象更加突出。从前些年追求SCI论文，到近些年追求CNNS论文，学术界和科研领域几乎到了无论文就无所谓学术水平的地步。把发表论文作为全部科技活动的“金标准”，其实完全偏离了学术规律，必然导致学术领域的学风日下，出现不少急功近利、学术造假、把一篇文章拆分成多篇等不良取向，很难引导学者做“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更谈不上倡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深海所偏居三亚一隅，坚持研究真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导向，走出一条国立科研院所的新路。深海所的模式给我们深刻启发。

第一，注重平台的能力。当代科技竞争已经走出纯粹的象牙塔，越来越体现为大工具、大数据、大合作以及学科融合、技术集成的能力，通过平台长期积累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科学家个人的灵感和智慧。

近10多年来，深海所能够不断优化深潜工程技术体系，就是在大量深潜实践中获得的。第一款深潜器“深海勇士”号6年间深潜600多次，第二款深潜器“奋斗者”号不到3年深潜226次，由此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经验。站到这个平台上，就是站到了前人的肩膀上，站到了深海工程技术之巅、世界之巅。

第二，注重动手的能力。在这次深潜科考中，有一部深海照明灯在出水过程中不慎被撞，需要尽快修复。深海所的几个年轻科学家迅速动手，熟练地完成拆解、修复和重新装配。在深潜科考过程中，他们不但能操作深潜器及机械臂进行各种高难度的工作程序，而且在设备检测、人员培训、物料准备、辅助作业等具体事务中分工协作，精益求精，规范有序。这些科技人员大多毕业于中外名校，却毫无坐而论道的书卷气，而是专注于每个工程细节，每个人都是一身汗水一身油污，每个人又都是深潜科技工程的行家里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融合，这正是现代科技的主流方向，也是真正的问题导向。也许这些年轻人不会成为学术大咖，但自由畅游在大洋深处的他们代表着中国能力、中国实力。

第三，注重集成的能力。深海所正式编制人员约160人，与那些数百甚至千人级的大院大所不可相比，如何实现深潜这一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秘诀就在于开放和集成，广泛寻求与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丁抗所长把深海所的这种科研模式归纳为小核心、大网络。一方面是自己做好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组织集成；另一方面是与外部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深海所的科研经费中，有60%用于合作研究或委托研究，这在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并不多见。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科技并不缺亮点，而是缺乏把这些亮点规划设计集成为具有竞争力产品的系统集成组合。深海科技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门类，仅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做到最好结果。于是，在大开放的研究范式下，钛合金是沈阳金属所做的，浮力材料是理化所做的，压力装置是川西机器做的……，一曲雄浑的深海科技工程大合唱成就了中国第一、世界前列。

环境造人

科技不同于其他领域，数量再多也不等于质量。国家间比拼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有没有顶尖人才、领军人才，有没有能够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机会和平台。比如钱学森先生，美国人当年说，钱学森的能量不亚于5个整装师，因为他可以把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水平带到世界前列。还有钱三强、邓稼先、赵忠尧、陈开甲、李四光、袁隆平、孙家栋……，都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栋梁。我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世界级水平、战略性思维、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缺一不可。

我国目前已拥有世界最多的科技人才、全时研发人员，每年还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但是，尖端人才的匮乏仍然困扰着中国科技的突破，多年前的“钱学森之问”仍然未解。当我们看到有90%中国留美工科博士选择留在美国，硅谷有2万多名清华学子，特斯拉的7000名研发人员中有1000名来自中国，这都说明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让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第一，学术科层制问题。科学精神的内核是质疑和批判，是人人平等，无所谓世俗的高低之分。在科学殿堂里，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初来乍到的新锐，服从的只有科学和真理。尤其是创新与突破，本质上就是对前人的超越，这也是为什么诺奖获得者的成就大多是在35岁左右取得的原因。因循守旧、亦步亦趋，永远与科学发现无缘。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正在日益表现出学术科层制趋向，学阀之风盛行。各领域造就了一批学术大佬，一言九鼎、呼风唤雨。当学术研究变成一言堂、家天下的时候，必然是万马齐喑、万户萧瑟，哪里还有年轻学子创新与成长的环境氛围。

第二，急功近利问题。科技发展历史表明，重大的科技突破无一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杰出科技人才的成长，都是在远离喧嚣的专心与低调中成就的，没有“帽子”的青年人最具创造力。目前我国科技界可谓“帽子”满天飞，国家级的院士、杰出青年人才、长江学者、千人計划，地方级以名山大川为称号的各类人才计划（如泰山人才计划、珠江人才计划等），还有学界的教授、博导、硕导，以及各个层级的政府奖、社会奖，层层叠叠，伴随着学者几乎全部的研究生涯。这是典型的拔苗助长，其结果多半是“伤仲永”。深海所坚持不以“帽子”论短长，严禁学术公关，何尝不是对青年人的真心爱护。

第三，“山头主义”问题。当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彼此融合，国家间的广泛学术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科技进步的主旋律。任何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山大王”学术思维，不仅出不了科学大家，而且将必然被大势边缘化和摒弃。目前中国学界“近亲繁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国际学界的主流方向明显相悖。深海所对此做了两个尝试：一是从深海所毕业的博士原则上不留在本所，避免把学术异化为人情关系；二是学术研究活动充分开放，在博采众长的交流合作中学学相长。物理学上有一个熵增定律，即封闭系统必须由有序走向无序，中国科技如何才能避免熵增。

第四，“看后视镜开车”问题。这是我对目前科技人才评价机制的形象描述。许多早已退出一线科研活动，甚至长期脱离国际学术前沿的学术大佬们，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学术方向指点江山，甚至盖棺论定。许多重大科技项目的确定，往往不是以学术价值为标准，而是有没有院士领衔。以身份、资历甚至人情世故衡量学术，常常令青年学者晕头转向、苦不堪言。现实与理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应对各种填表、评审、答辩，甚至曲意迎合各种权势。笼中的鸟儿如何才能一飞冲天。

海权为大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是从海洋开始的，南海的鸦片战争、黄海的甲午战争让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的七子（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几乎全部都是海战失败留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疮疤。重陆轻海，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这段辛酸国耻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直到今天，中国470万平方公里海疆仍然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两岸分治70多年，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美国阻隔中国进入太平洋、印度洋的第一岛链成为C型合围之势，还有渤海之于韩国，钓鱼岛之于日本，东沙、西沙之于越南，南沙之于菲律宾，在中国领海和周边难有一块安澜祥和的海域。近年来，历史上曾经结伙瓜分中国利益版图的老牌殖民者也纷纷到中国周边亮胳膊秀肌肉，“架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春秋幻梦似乎仍未散尽。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一员，每年多达6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近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额，1.5亿出境人数，以及5亿吨进口石油、1.5亿吨进口粮食、11亿吨进口铁矿石、1亿吨进口铝矿石等，都表明中国对于国际市场和战略资源分配的深度融入。切實维护海权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参与配置和利用资源，这是中国走向强国之路必须回答的世纪命题。

近30年来，中国走向大洋的进程可谓步履艰难。1993年，当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被美军武力围堵，最终不得不任其上船搜查的时候；1996年，当台海发生危机，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逼近和威慑中国的时候；2001年，当中国战机被美军侦察机恶意撞击坠海，飞行员王伟壮烈殉国的时候；2016年，当菲律宾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结果裁定中国对南海主权要求无效的时候……，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国人都会感到悲怆，更会激起进一步走向深海的意志。

我在深海所了解到，近年来深潜平台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比如，2021年印尼潜艇失事，深海所奉命前往救援，圆满完成高难度搜救任务，受到了印尼政府和军方的高度赞誉；“奋斗者”号深潜器多次进入马里亚纳海沟等万米深渊，获取大量生物样本，极大丰富了全球生物信息资源库，为海洋生物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与新西兰科学家展开合作，对万米深的克马德克海沟进行科考，共同探索无尽的深海奥秘。在南海科考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艘500年前的中国沉船，满载各种珍贵的明代瓷器，为研究古代航海及贸易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可以预见，日趋完备成熟的深潜平台将成为真正的大国重器，服务于科技、经济，服务于国家海洋安全。

历史经验证明，海权不是单靠打嘴仗可以得到的，妥协不可能换来真正的体面和尊严。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大洋，无一不是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在8天深海科考过程中，每天都会特别凝望200多次进入深海的“奋斗者”号深潜器，感慨不已，思绪万千。真心期望中国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深潜器，期望深潜平台能够让国人更多地步入深海、了解深海、利用深海。期待那一天，祖国海疆曾经蒙受的硝烟和屈辱彻底散尽，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尽情地与和平鸽共舞。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