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

要闻

***：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7日就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行集体学习。***总书记强调，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是普遍共识、大势所趋。我们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全面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指出，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旗帜鲜明主张自由贸易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细化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中国方案。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强调，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进一步激发进口潜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同时，要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短短20余年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11倍，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同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主动接轨者，逐步成长为重要参与者。

环球

IMF总裁质疑美国推出的“抗衡中国”新计划

针对近日美国牵头发起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该计划应秉持世界经济一体化精神，不应具有排他性。“如果我们希望贸易成为增长的引擎，那么我们就必须建立走廊，创造机遇。要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去排斥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鼓励所有国家秉持经济一体化精神互相合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后，人们越发认识到供应链多样化以及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对基础设施联通的投资越多，国家间的贸易平台就越多，对相关国家就越有利，世界经济也将获得更多好处。”根据报道，IMEC将由东部和北部的两条路线组成，一条将横跨阿拉伯海，从印度延伸至阿联酋，另一条则将穿越沙特、约旦和以色列，将这些中东国家连接至欧洲。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欧盟、阿联酋、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已共同就此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备忘录并未列出该项目的资金来源。此外，沙特和约旦都是这条走廊所规划的途径国家，但它们都没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IMEC路线上重要的节点伊朗、巴基斯坦也没有参与。

美国智库：十七项措施“放慢”中国发展

时间站在中国一边，因为它比美国进步得更快，也因为创新产业的性质——竞争优势的增强可能导致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放缓中国发展方面，美国政府及其盟友采取的项措施包括：

阻止中企在美国股市上市；限制华尔街和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国的投资；对产品倾销征收选择性关税（如稀土矿），确保以市场为基础的美国企业得以生存；通过增加商业间谍调查、起诉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惩罚力度，限制其获得美国的研究能力；停止与中国的大部分科技合作；对于为中国企业提供经济发展资金的美国有关州和地方政府，扣留其联邦资金；当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公司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时，可以不受《外国贿赂法》的约束；扩大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能力，帮助美国公司在第三国市场与中国公司竞争时，赢得交易；为美国企业提供反垄断豁免，允许它们合作，而不是与中企分享技术；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企的商品和服务；扩大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针对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实行互惠原则（如果中国市场不对美国同行业的公司开放，美国市场也不开放）；要求美国的大学披露其获得的任何中方资助；要求美国公司披露与中企共享的技术；建立从强制性知识产权转让中受益的中国企业名单；通过《捍卫美国法院法案》，惩罚任何试图利用外国禁诉令干扰美国法院主权的一方；与美国盟友建立一个联合项目，使企业更难向中方转让先进技术。（摘编自美国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报告）

澳大利亚无法摆脱对中国供应链依赖

2015年和2020年，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联合财政部门进行了两项研究，两项研究都认为，中国作为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出口的市场无法取代。更早的一项研究在前总理托尼·阿博特任内就开始了——当时阿博特的政府决定对美国在2012年发出的所谓“警告”（日益增长的经济和贸易依赖将使澳大利亚很容易受到中国的施压——编者注）采取行动。澳大利亚政府过去8年里所进行的这三项独立的内部研究，横跨三位總理（阿博特、特恩布尔以及莫里森）共计四届政府（澳大利亚的第69至72届联邦内阁），结论均是澳大利亚想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870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28%。同时，澳大利亚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之一，2022年中国购买的11亿吨铁矿石中，65%来自澳大利亚。进入2023年，澳大利亚政府有意识地想改善对华关系，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唐·法瑞尔等先后访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公开表示将在今年年底前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日本经济终于等到“转折点”了吗

日本内阁府2023年度经济财政报告宣称“日本经济正迎来转折点”：主要得益于外国资本涌入，日经平均股价指数今年7月突破33750点，刷新1990年以来的高点；第二季度日本经济按年率实际增长6.0%，这是日本连续3个季度GDP正增长。在日元大幅贬值的带动下，外需成为经济主要推力，上半年日本出口同比增长3.1%，对美欧出口增幅分别为11%和12.5%。然而，日本经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未解决：日本企业出现严重分化的现象。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比去年同期大增三成，人手短缺和物价快速上涨，是本轮中小企业淘汰潮的两大原因；日本正处于社会分化的过程中，2021年日本相对贫困率已经攀升至15.4%。股市上涨只能惠及部分持有股票的富裕家庭，而股票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仅为14%；少子老龄化仍是困扰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症结；等等。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超宽松金融政策让日本政府无视财政均衡的规律，财政重建目标一推再推，每年发行新债规模不断攀升，如今债务总额已经突破1270万亿日元，达到GDP的 260%。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也不断膨胀，当前已达743万亿日元，约为GDP的132%，是欧洲央行（58%）和美联储（32%）的2到3倍。可见，现在断言日本经济已到“转折点”为时尚早。

中国飞速发展的五座城市

合肥，创新之都。合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也有京东方、长鑫存储等知名企业。合肥还拥有中国大科学装置之一的“夸父”，是为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研究关键技术的综合研究平台。合肥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产业结构也日趋多元化，涵盖了汽车、家电、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合肥的成功秘诀之一是对关键行业的战略投资，与大公司合作打造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

扬州，协调之城。扬州是江苏省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扬州不断创新发展，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结合，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并注重保护环境和提高民生。扬州对老城区进行了改造和修复，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深圳，奇迹之城。40年前深圳还是广东省的一个渔村，如今却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高科技、金融和文化中心。深圳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它制定了旨在培育“独角兽”企业的战略计划，涉及生物技术、半导体、量子技术等多个战略领域，还将加强与香港、澳门等城市的合作，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

成都，平衡之城。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拥有中国最大的软件园区之一天府软件园。成都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

南通，转型之城。南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节点，曾以盐业和丝绸而闻名，如今则以纺织服装、石化化工等产业而著称。南通近年来经济转型成功，形成了以纺织服装为主导、机械电子为支撑、石化化工为基础、新能源新材料为突破口的产业体系，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注重开放合作。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与上海、苏州等城市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摘编自美国AZ Animals网站）

中美成立三大工作组以应对经济分歧

近日，中美双方宣布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加上此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宣布成立的中美“商业问题工作组”，中美两国当前在经贸领域共有3个工作组作为高级别交流和沟通机制。三大工作组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具有清晰的部门归口。二是具有明确的议题针对性。经济工作组主要讨论两国财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等重大宏观经济议题，商业问题工作组主要讨论贸易、投资和出口管制等问题，金融工作组主要讨论货币和汇率等相关问题。三是有较为透明的时间安排。以商业问题工作组为例，中美同意该工作组每年举行两次会议，预计2024年年初美国将主办首次会议。三大工作组的成立，有助于在机制层面推动解决共同的经贸问题，符合两国利益。

韩国需要拓展中国消费市场

“中国经济奇迹已结束”的论调，是典型的无视中国经济规模、戴有色眼镜的错误解读。在GDP相当于美国10%以上的国家中，除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速超过2%。即使中国维持4%至5%的年增长率，也足以在两年内新增一个韩国规模的GDP。如果说中国的这种增速是“经济增长结束”，那么对美韩日等国1%至2%的增速又该作何评价？全球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半导体等最大市场仍是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几乎都在华开展业务。如今，因为中国国货性价比更高，中国消费者更青睐“中国制造”，性价比无优势的韩国产品已无法出现在中国消费者购物单上。对中国过低评价会让韩国自满，评价过高則会产生恐惧，但不管如何评价，若韩国不能准确看待中国，一定会犯下错误。韩国迫切需要拓展中国消费市场的“挺进中国”战略，面对中国人均GDP将超1.3万美元的现状，韩国必须要推出与此相适应的商品才有胜算机会。（摘编自韩国《财经新闻》）

中国超过美国成拥有最多领先科技集群国家

全球创新指数（GII）通过分析专利申请活动和科学论文发表来关注世界各地的科技集群状况。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7日正式公布《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简要报告，东京-横滨是其中表现最好的科技集群，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深圳-香港-广州、首尔、北京和上海-苏州。在该排行榜中名次提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的3个科技集群，即镇江（前进15位）、合肥（前进13位）和无锡（前进13位）。2023年，中国首次成为拥有跻身前100名的科技集群数量最多（24个）的经济体，超过该数量与去年持平的美国（21个）。然后是德国，拥有9个跻身前100名的科技集群。英国剑桥和美国加州圣何塞-旧金山是两个密集程度最高的科技集群，然后分别是牛津（英国）、埃因霍温（荷兰）和波士顿-剑桥（美国）。

经济

市场监管总局：22条措施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举措》聚焦五个方面，回应了民营经济各类关切：

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强化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修复机制。

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健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评级和评价体系。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

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监管执法体系，杜绝选择性执法，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

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计量服务中小企业。依法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及时推广经验做法，加大宣传。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22条举措的发布将极大提升民营企业谋发展、谋改革、谋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民营经济这支生力军更有力量，使民营经济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和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湖南模式”凸显中非合作转型升级

中非关系目前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投资非洲更多放在工业生产、创造就业、对非洲出口行业的投资，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农业技术和数字技术方面。这一模式被称为“湖南模式”——湖南省率先推行这一做法。湖南省成为中非关系的新前沿，部分原因是这里有中国许多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包括大型农业科技公司、领先的电动汽车公司，以及设备制造公司和建筑公司。许多公司在非洲市场有业务，而且制定了针对非洲市场的长期战略。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的大型会议、会展中心举办了许多重要活动和专题研讨会，这使得新的商业合作可以快速方便地建立起来。

“湖南模式”的具体着力点是农业、重工业装备，以及电动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对中国来说，这一模式可能带来新的粮食安全来源、新的技术产品市场以及制定技术标准的机会。因此，这一模式将非洲置于一个重要位置，它可以借此把握新的机遇并在本土与中国以及全球打造相关的合作领域。“湖南模式”还寻求支持更高效的贸易，通过铁路、河流、天空和海洋建立新的贸易通道，以更好地把湖南与非洲国家尤其是贸易枢纽连接起来。

对不同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的“湖南模式”将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除了提高非洲国家粮食安全和生产能力的潜力之外，它还将产生其他重要影响。它可能为中非贸易提供数字和通信物流便利，并促进技术、工业、贸易标准以及贸易流通和趋势方面的研究。（摘编自澳大利亚“对话”网站，作者是该网站经贸栏目资深编辑布赖恩·基奥）

中国加速发展国家级数据交易所

近日，上海市公布了《立足数字经济新赛道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根据规划，上海数据交易所到2025年将成为一个能够覆盖全国交易的大型国家级数据交易所，挂牌5000个可交易数据产品，数据产业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重点行业包括金融、物流、技术与制造等，服务10万家数据供需主体。上海市这项总体规划意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据要素配置枢纽节点和数据要素产业创新高地，引育1000家数商企业，打造1000个品牌数据产品，选树20个国家级大数据产业示范标杆。

扩建上海数据交易所突显了中国加速发展数据交易的行动。中国正努力采用商业规则打造被政府视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市场，与土地、资本、人力和技术同属一个类别。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鼓励“各类实体”通过上海数据交易所购买数据产品，对符合特定条件实体的研发费用进行税收减免。

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万亿元

近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达到30782.9亿元，同比增长10.1%，延续较快增长势头。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为近10年来第二高。

我国R&D经费从1万亿元提高到2万亿元用时8年，从2万亿元提高到3万亿元仅用时4年，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2022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3位，介于欧盟（2.2%）和经合组织国家（2.7%）平均水平之间，与经合组织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公报》显示，在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方面，2022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1128.4亿元，比上年增加361.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3803.4亿元，占全国财政科技支出的比重为34.2%。此外，财政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还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行业的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

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添利器：两艘风电运维母船下水

9月16日，亚洲首制海上风电运维母船（SOV）吉水仪式在江苏启东举行。两艘海上风电SOV运维母船由挪威乌斯坦公司基本设计，上海振华海工设计研究院详细设计，集高效运维、绿色运维、智能运维于一体。项目的投运将填补国内海上风电运维领域专用运维船的空白，为中国海上风电開发走向深海再添利器。

“十四五”期間，我国规划了五大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并出台各项措施以推动近海规模化开发和深远海示范化开发。拥有更优质风能资源的深远海，将是未来海上风电的主战场。两艘运维母船投产后，将专门应用于离岸40公里以外的大型风场，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中国主流海上交通船窗口期短、无法接续作业、恶劣海况适用性差等痛点，为深远海项目运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国产薄煤层采煤机打破1.3米煤层开采世界纪录

由中国煤科上海研究院研制的适应最小采高1.3米薄煤层采煤机，近日在神东煤炭公司成功应用，创造了最低1.3米煤层年产260万吨的世界纪录。该系列采煤机在同等工作面条件下产能可达国际上类似采煤机的3倍。

我国薄煤层煤炭资源储量巨大，约占煤炭总储量的20%，高达3500亿吨。但由于薄煤层工作面条件差、开采难度大、经济效益差，目前薄煤层开采量仅占总产量的7%。随着易于开采的中厚煤层不断减少，推动薄煤层开采已成为煤炭行业的当务之急。中国煤科上海研究院首创的最小采高1.3米薄煤层采煤机，奠定了国产薄煤层采煤机的世界领先地位。目前，该系列采煤机被推广应用到国家能源集团、兖矿集团、陕煤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煤炭生产企业。

中信之声

中信网络加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联合体

2023年8月30日，国家超算互联网联合体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中信网络加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联合体，成为理事单位。超算互联网作为国家算力底座，通过网络连接全国众多超算中心，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统筹调度、精准匹配、普惠使用。目前联合体汇聚了国家超算中心、超算研制单位、网络运营商、知名企业、重点高校、科研机构等。根据计划，到2025年底，国家超算互联网将形成技术先进、模式创新、服务优质、生态完善的总体布局，有效支撑原始科学创新、重大工程突破、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等目标达成，成为支撑数字中国建设的“高速路”。中信网络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联合体理事单位，将发挥自身在通信领域的运营能力优势，为超算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传输资源和技术支持，推动超算互联网的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地，助力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观点

美国学者劳拉·阿尔法罗、达文·楚：中国仍嵌在美国供应链中，甚至有所加强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以及最近颁布的产业政策，似乎确实触发了供应链活动的“大迁徙”——美国从中国的直接采购减少了。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比例从2016年的21.6%降至2022年的16.5%。与此同时，以越南为代表的低成本地区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近岸外包地区的进口份额则在不断增加。但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下降，并不必然代表中美之间真正的“脱钩”。在越南和墨西哥对美出口增加的同时，中国也“加强”了与越南、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许多贸易额似乎只是被“再分配”到了第三国。1994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占越南进口的9%，2022年达到了40%。墨西哥直接从中国的进口比例从1994的1%增长到2022年的22%。经由对这些地区的出口，中国继续成为美国供应链上游的参与者。

美国试图“远离中国商品”的做法大部分是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的。美国政府政策限制致使寻找商品的形式改变，甚至鼓励转往国内生产，无形中增加了美国的工资及成本压力。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几乎全部由美国买家通过提升价格来承担，但这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明显抵消效益，例如改善美国制造业效率等。推行美国现行产业政策的代价可能比公众意识到的更广泛、更大。（摘编自美国哈佛商学院经济学者劳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副教授达文·楚的共同撰文）

罗思义：美国“寄生性资本主义”是全球发展的“绊脚石”

全球资本主义一侧的核心现状是，美国创造了一种“寄生性的资本积累模式”。今天的美国越来越依赖从他国攫取的资本，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寄生虫——而那些被攫取的资本本可用于这些被寄生的国家的自身发展。美国及其试图强加的国际体系业已成为制约国际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经济形势引发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世界政治动荡。与此对应的是，“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类似机制代表着另一个国际体系的兴起，而这个国际体系成为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在后一种体系中，社会主义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着最稳定和最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能在这个体系内发挥作用——和桎梏了生产力发展的美国体系相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另一个国际体系中也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罗思义，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易宪容：房地产市场的三个根本性转变

受到经济增长放缓、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出现三个根本性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预期的转变，此前20多年认为房价只涨不跌、居民抢购到住房就是赚钱的市场预期，逐渐转化为房价也会有涨有跌。二是房地产市场的性质出现转变，以往购买住房不少是以金融投资为主，如今以消费居住为主。当住房多是居住消费时，居民多购买的住房不仅面临贬值风险，还会增加持有住房的成本。这种住房市场性质的转变，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三是城市二手房市场挂牌量大增，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由新房占主导的市场逐步转为以二手房为主导的市场。在二手房占主导的市场，不仅通过这个市场可以真正体现住房供求关系，也可通过这种供求关系让房价基本由市场的个人分散化决策来确定。当住房成为消费品时，中国房地产市场基本处于供应过剩状态，只不过不同城市住房供应过剩的程度有所不同。（易宪容，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