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文/张琼 刘岩松 张晗 戈珊珊
心系土地一片丹
——采访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推广研究员赵永志
○文/张琼 刘岩松 张晗 戈珊珊
我国从2004年至2015年连续12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宏观议题的讨论和关注是对社会和民生关切重点的一种体现和反映。农业和土地问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基本的问题。
如何让整个社会正视这片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有关土地的科学规则和决策?如何提高科学管理土地的能力和技术,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如何直面应对随之而来的土地问题,都将是未来全社会尤其是那些“土地人”必须面临的考验。
“土地人”就是那些在土地、农业领域第一线深耕多年的工作者们。未来对土地的要求无疑更高,而要让土地适应这种高要求、高标准,必须是这些有着深厚土地管理经验、技术的人来当操盘手。他们经年累月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思考,是前行征程上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农民需求、土地的了解,正是“官”与“民”互动和对接合适的桥梁之一——聆听他们的见解,让全社会都参与到保护土地、善待土地、科学地利用土地中来。
脚下这片坚实的土地,无时无刻不在提供给我们生存的各种给养。我们是否真正地了解过它呢?比如说“田”这个字,长久以来人们就引申为好日子,因为不管怎么看,“田”字上下左右拆分来看都是“日”。
五大世界性问题 土地是核心
本刊记者:目前,人类面临哪些问题?对于土地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做客华人会话厅
赵永志:现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已有共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五大问题:一是人口,二是资源,三是能源问题,四是环境问题,五是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并不仅仅在中国,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是经济一体化,如果大的地区像中国、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粮食出了问题,全世界都会有问题。中国这么大的人口量,靠别的国家供给确实很难。粮食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是关乎到稳定的重要问题。
其实,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跟土地有关系的。土地和人历来都是一个矛盾体,人口要增加,方方面面的发展都需要土地,可土地就那么多,不可再生。
日连日 圆满成了一个“田”
本刊记者:在您的眼中,田地是什么样的?
赵永志:从古至今,土地对于整个民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从历史来看,土地、吃饭问题就暗含着一个朴素的思想,比如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与其说他们是缘起被迫修长城,但根本问题、根本矛盾还是土地问题、吃饭问题。所以,历朝历代对土地都特别重视,往往一些有名的改革文献都涉及到土地问题,比如井田制、均田制、天朝田亩制度等。
再从造字来看,比如说“田”这个字,长久以来人们就引申为好日子,因为不管怎么看,“田”字上下左右拆分来看都是“日”。这就代表了普通老百姓心中那个朴素的思想,日连日,圆满成了一个“田”字;从时间的纬度看,日复一日,就连成了一年的365天,这就是岁月。所以,不管缺了哪一个“日”,就不是“田”了。“岁月”与“田”相互之间暗含了如此精妙的联系,可以看出这个田的重要,所谓家家有其田,太重要了。
再说另一个字“男”,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力”。为什么要这么组字,就是说男人的力量,一定要用在田上;你有田,男人的力量才能有用武之地,田地是男人用武的一个舞台。这是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田”一定要把“力”压住,就是说要把男人给固定住。过去我们的社会不讲究流动,社会形态就是要守一方土地。用什么来守,也是田,田是男人的舞台,只有你守住了田,才能守候在家,把这个力量发作在田这儿,固定在田这儿,社会才稳定。
本刊记者:原来一个普通的字还有这么有趣的解读,看来我们造字都暗含了很多的社会意味。
赵永志:没错。我们再看土壤的“壤”字。地是怎么写的?土也,但不是所有的地都可以种食物,一定得是“壤”,只有土地上面那层“壤”,才能种植。从“壤”的构字来解释就清楚了,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把“壤”写成一个不规范的简体字,我们土壤方面的老师就解释,说你们一点不懂土壤,这个字不能随便改。为什么?右边这部分是有讲究的,一横是表示一个大地,大地上有了一点,就是说土壤其实很少,就那么一点土才可以种植食物的,所以这种土是很宝贵的。再看一点一横的下面,为什么这么组字呢,就是想表明土壤和土地是有结构的、分层次的,而且包含了多层含义。农业上我们管土壤叫团粒结构,团粒结构越好,保水、保肥性就越好,供肥供水性就越好。下边你看相当复杂,但也很讲究,道理更深刻,就是说土壤是水、热、气、生物组成的一个有生命力的生物体,它知冷知热,需要有包裹,是一个完整的生物系统。每一个组成部分其实都有它独特的含义。
土本身包含的东西也很博大。外行抓起一把土,它就是一个土,但像我们这样研究土的人要抓起一把土,就不能简单说这只是一个土,我一定告诉这个土壤的质地、性状、肥沃程度,乃至物理、化学、生物性状等,我还要告诉你,它是个活体。现在很多人不认识土壤是个活体,土壤是有生命的。为什么有生命?土壤里有很多微生物、真菌、细菌,这个太重要,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地说这个“壤”,其实我下边还有其他的含义。只有你理解土壤这个含义了,你才能知道怎么来科学地建设、管理、利用土壤以及科学地保护土壤。
对土地的认识,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其社会基础和渊源,更是为了在当下和将来,更好地呵护、善待土地……我们的专业部门,尤其是涉农部门,无论政府,还是科研、推广机构,还是全社会都应该有一个共识,我们现在耕地质量是个什么状态——哪些是“亚健康状态”?哪些有“三高”?
农业先行 早已是国家发展的共识
赵永志: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跟人类各种活动都息息相关,可以说土地就是基石,它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所说的中国梦就是和平发展、和谐共赢。那么只有首先解决好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打好实现中国梦最根本的基础。为此要特别保护好耕地、利用好耕地,因为耕地是农业的基础,没有耕地,整个农业包括其它的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它不仅是基础,而且是关键,它必须得走在最前沿。
当然,国家需要科技的竞争力,一个国家需要有“卫星上天、蛟龙下海”,因为在国际竞争当中,如果没有这些科技力量,一竞争就会垮;对于农业而言,如果农业不稳定,不竞争也会自垮。如今大形势比较好,对农业高度重视,对土地也高度重视。
与英国华威大学、洛桑研究院签署合作研究协议
其实历朝以来,对土地的态度、制度与管理都有很多重要、重大的经验教训。从历史上的均田制来说,它改变了土地和人的一种关系,土地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实到现在还是要重视土地,因为现代社会土地依然重要,甚至比过去还重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民生”里头其中就有一个“平均地权”,这体现了一种最基础、最朴实的观念。当年咱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搞的经济改革的第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重大改革,就是农业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久前十八大所确立的思想和发展思路,其中有些内容强调的特别好,要实现中国梦,或者说要实现“中国美”,中国的农村就得必须美;要实现中国的国家强,农业必须强;要奔小康,要国家富,首先农民得富。
农业先行,早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共识,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的共识。尤其对我国来说,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还不是农业强国,农业就更显得重要。更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现代化就是之一,所以说这种共识早已有之。从国家每个阶段的发展来看,农业、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本刊记者:国家的重视是基于哪些迫切问题?
赵永志:土地为什么这么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土地为什么这么重要?先说一个现实问题,首先是耕地,耕地数量上我们提出要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这个数字是基于粮食安全提出来的。但要守住这条红线,客观现实告诉我们还相当艰巨。因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不断推进,沙漠化日趋严重,既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又要防止自然、人为污染诸多因素的存在,使得保住这个红线的确艰难。
数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质量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早在2012年就发表文章,提出耕地质量也要确定红线。数量和质量同等重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因为数量减少的趋势不可避免,怎么办?我们只能用提高质量来弥补,提高质量促进它的生产能力,而且质量也是保证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就农业而言,我的理解一是保证耕地数量,第二是要给这个农业一个恢复的空间、修复的空间,就是说已经有污染了,或者说利用强度太大了,它太“累”了,你得让它稍微歇一歇。土地也跟人是一个道理,长期加班超负荷工作肯定不行。
摸清家底 掌握土地病灶
本刊记者:您上面提到的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所面临的问题,具体的情形是怎样?
与技术人员讨论草莓高效立体栽培
赵永志:我对农业、对土地可谓是情有独钟,因为这么多年就一直跟土地打交道。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后这些年也一直扎根于基层土地事业,还是农业部耕地专家组成员。可以说对土地有深切的感悟和感情,所以说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呼吁方方面面,提高我们的耕地质量,建设好我们的耕地,保护好我们的耕地。
首先,土地的质量问题亟须科学评价,我们现在耕地质量是个什么状态——哪些是“亚健康状态”?哪些有“三高”?首先,我们农业专业部门要摸清家底,统一认识,达成共识。像水土流失、耕层变薄就是土地的一个病症,东北的黑土地过去非常肥沃,腐殖酸非常多,耕层可达五、六十公分。但现在很多都在减少,减薄一、二十公分甚至更多,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污染也是土地主要的病症之一。现在已经公布了有5000万亩耕地被工矿、生活垃圾严重污染,不少也受到化肥、农药、农膜等投入品的污染。受污染严重的土地几乎不适合耕种了,当然还有不少耕地虽然受到的污染不太严重,但已处于“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是说什么?好比人的“三高”,突出为酸化、盐渍化、沙化、板结化、生物弱化等等。现在我国土地酸化比较严重,尤其在南方。酸化或碱化就意味着土壤生物环境遭到了破坏,很多有益菌被杀死了。再就是变酸后,那些适合酸性环境的有毒物质被激活释放出来,特别是重金属释放。有些重金属通常时候处在一个惰性状况,一旦遇到酸性环境就成活性了。而对于北方的土地盐渍化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使用了大量化肥,和土壤酸性发生反应,产生了大量有害性盐,特别是磷酸盐这类东西,从而造成了盐渍化。
再一个就是荒漠化。这就好比人,如果营养不良、消化不良,人的皮肤就会非常干燥,皮肤干燥的结果就是掉皮。土地营养不良就造成了沙漠化。大家一定要理解土地同样是个生命体系,假如干燥了或者变成负营养了,就意味着土地结构被破坏了,里边的那些生物被杀死了。用人体打比喻来说,这些有益生物存在的时候,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生物有活性才能正常新陈代谢,如此土壤状况就会好。假如生物死了,土地就自然地板结了,这就形成了亚健康状态。土地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可能就容易得病,生产能力就会降低。
另外,还会引起其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土壤如果健康的话,它本身是有自净能力的,它会吸收消纳有害物质,比如现在我们提倡的低碳环保,土壤不健康后非但不能吸收消纳污染物质,反而自身变成了释放污染的源头。
本刊记者: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赵永志:城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被认识和重视的问题。城镇化中一个关键的点仍是土地,我们要真正认识土地和人的关系。要知道人的生存发展是要靠土地的,人类要靠它来养活,所以我们不能只知道去摄取,而很少去保护它。
只知索取,不知付出,违背伦理,违背自然规律,应该深入地去反思。追求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应该打一个问号,好好地想想我们的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以及人类幸福指数等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文学、社会学和伦理学。
目前我们对土地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是客观存在的,尤其缺乏保护意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分清哪些是人为的,哪些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点上,北京做得还不错,这些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土地,从2009年到现在,相关部门拿出40多亿元进行现代农业基础建设,仅我们土肥方面就投入十多个亿,力度可谓是非常之大。即便如此,不少人质疑为什么土地质量还没上去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利用强度太大了,仍旧是入不敷出。
完善土地制度 制定农业自己的“宪法”
本刊记者:这些矛盾,这些现状,未来如何挑战应对
赵永志:上述提到的种种问题,与我们的制度和管理不健全有很大关联。在土地管理上,不能说管数量不管质量,也不能说管质量管不了数量,现实中这是一个脱节,是很严重的问题。
建设主体也不明确,建设主体应该是谁?应该是农民。但建设是要有大投入,目前的现状是多头投入——国土有投入,有土地修复金;财政部门有投入,涉及到综合开发;农业部门也有投入,有高产田建设;还有环保部门等。所有这些政策并不聚焦,着力点太分散。由于各自标准不一致,很难充分协调,一方面造成公共资金的效果难以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弄得地方、农民也无所适从。政出多门、政策不统一,不仅效率低,而且成本高,还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与问题。
深入田间与农民交流如何科学施肥
监督主体方面也存在弊端。谁来监督谁?土地部门管数量,自己管自己,农业部门管质量,也是自己管自己,没有第三方监督。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种质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管自己能管得好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土地而言也是存在这样弊端的。
制度保障尤其涉及到政策的稳定性、投入的稳定性以及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的保障都十分必要和重要。我们说要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首先要从观念上、方式上、机制上转变,归结到一点,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艰巨的过程,制度保障与推进即制度化管理才更有效、更稳定,加之与其它有效管理办法措施相结合,才能保证不仅在一个项目、一个工程上从规划、投入、实施、监督等各个环节从始至终科学合理有效,而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农业现代化整个实现过程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稳定化、长期化、科学化。
本刊记者: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您刚才提到了制度化,您觉得土地、农业方面的法规建设和执行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赵永志:我特别希望实施依法治国首先从农业开始。农业是基础,法治化也应该走在最前头,如此才能使依法治国的目标更加真实丰满,如此才能够使国家真正长治久安,如此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更加踏实有力。十八大总结多年改革成果强调,我们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自信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多年经验积累和辉煌成就。如今我们有理论了、有模式了、有制度了,农业制度规划更应采取顶层设计,而且一定要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设计。国家有宪法,农业也应该有一个“农业宪法”,也就是说农业顶层设计应更具高起点、更具战略性、更具全局性、更具权威性,当然也要更具实践性。
现在农业上有《农业法》、《农业推广法》、《土地法》、《基本农田管理条例》、《环保法》、《食品法》等一系列的法规,但由于我们的体制问题,让这些法规在制定实施时容易出现条块分割的弊端。现实的利益博弈过程中,这些分散的法规没能上升到一个综合大法即我讲的“农业宪法”的高度。强调“农业宪法”,不仅要从农业发展出发,更应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出发,建立一部系统全面、高瞻远瞩、统筹全局的大法,就是要解决长期条块分割、制约发展弊端与瓶颈的大法。站在国家的角度,不仅立足于农业,更要立足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生态、文明的发展;不仅要解决当下,更要规划美好未来,这才是顶层设计。
只有这样,我认为才能够实现土地政策对农业的支撑,才能够全面、系统、长期、稳定、科学、规范地利用好、建设好、保护好土地。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农业工作者,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一部权威的农业大法,才能让政策更聚焦,资金更聚焦,作用更有效,管理更科学,农业发展才更快、更现代化、更可持续。
保护土地、呵护土地,除了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外,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而台湾地区人民是我们血浓于水的同胞,更需要加强合作和交流。海峡两岸虽然体制不同,但科技无界线,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对相互间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技无界限 开放交流才能纳新
本刊记者:您如何看待农业科技交流,特别是海峡两岸间农业技术的交流?
赵永志:农业本身是一个大系统,它需要很强的科技支撑。当今世界是竞争的时代,当然也是合作的时代,尤其是科技交流与合作尤为重要,占据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地位的农业当然也不例外。
科学无边界,只有开放才能纳新,开放了才有足够的胸怀吸引人家的先进技术与经验,才能拿来发扬光大,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创新,才能共赢发展。开放合作的大潮无时不刻地在推动你前行,否则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合作特别重要。特别是从习总书记说的“亚洲梦、世界梦”的核心价值来看,未来交流、合作将更加重要,更要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广度。
这是从大环境、从理论层面来说交流的重要性。再从整个农业的学习交流上来说,这些年国家精准农业的发展比较快。比如节水,我们北京土肥工作站就从国际上很多地方像以色列学到了节水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荷兰、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学习了水肥一体化高效栽培技术等。其实英国的人均耕地和我国差不多,但人家科技发展好,区域种植模式好,所以它就不需要用那么多化肥。荷兰地虽少,却是农业出口大国,它搞的就是高效栽培,他们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智能化调控技术、物联网技术就非常先进。比如我们现在的智能温室、物联网都是通过交流来跟人家学的。就我们自身而言,我们跟德国有不少合作,向德国学习植物快速营养诊断、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等技术与管理模式;我们还与英国合作,学习交流区域栽培管理,以及西班牙水肥一体化温室自动化控制等。当然还参加研讨会,不少时候我也会做报告展示我们的水平与成果,否则交流合作就没基础,就不可能长久。
从这些学习当中我有很深的体会:第一,科技首先要进步,自身要有基础,要自强不息;第二,不断创新,发达国家确实科技水平高,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自身必须要有创新意识,当然创新也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和投入。这些年我国在科技上投入比较大,但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投入可能还是不够,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国家尽可能地给予更多的投入,特别应鼓励基层一线科技创新。
本刊记者:和台湾地区的交流,您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基础和特点?
赵永志:台湾地区人民是我们血浓于水的同胞,更需要加强合作和交流。海峡两岸虽然体制不同,但科技无界限,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对相互间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从大环境而言,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实现中国梦当然是我们共同的事。其次就农业而言,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有极高的相似性,为什么这么说?看台湾的选举,不管是谁,都在努力争取南部的农民,争取到南部农民就争取到了大票仓,这个政治因素十分明显。他们也知道谁不重视农民、不重视农村、不重视农业,就会影响其执政。我们大陆这边为什么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因为我们的“三农”问题比台湾地区还重要。
另外,对于生态环境,台湾比大陆做得好,这些年不管是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土壤保护等都有先进的经验,大陆在这些方面应该和台湾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专业土壤的角度,台湾虽然土地不多,但土地类型几乎涵盖了整个大陆的土地类型。这些共同的特征,非常有助于两岸相互之间的交流。另外,台湾还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他们生产水平确实很高,特别在稻米、蔬菜、水果的培育上有独到之处。另外,他们非常注重绿色农业、有机产业的发展,也非常注重生态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对于土地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值得交流的东西。现如今我们要推进农业现代化,一定要扭转过去不合理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倡导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多发展大的集体农场、大的合作组织、大的家庭农场、大的种植业户。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否则在推进现代化过程当中,付出的成本就会过高。这方面台湾地区做得比较好,我们应更多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做法,“拿来主义”不失为一种快捷高效的方法,这当然需要跟台湾多多进行交流合作。
对此,政府应该多些支持和引导,比如相关部门应该多搞一些科技交流、文化交流、民间交流会,推动两岸共同发展。在这种交流互动过程中,两岸人民会积聚更多的共识与认知,而这种在实践中交流得到的共识,也必将惠及深远。
本刊记者: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您觉得我国农业有哪些优势?
赵永志:中国农业在国际上有不少方面都是响当当的。首先,有机农业有得天独厚的渊源和优势。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都是有机农业,土壤培肥主要靠有机培肥,化肥应用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其次,精耕细作这种良好的习惯一直都保持着,中国历来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和经验;再者,水肥结合方面我们做得也不错。传统农业尽管大肥大水,但也知道水肥的作用、水肥结合的效果,当下十分重视节水农业发展。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着很深的农耕文化与文明的。
不可否认,我们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正在逐渐向上赶,但还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我们最缺什么?最缺集合配套和广泛推广应用。其实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比如农业领域的推广部门,种子说种子的,植保说植保的,土肥说土肥的。为什么在农业改革当中我特别提倡多样化服务体系,因为农民的需要是全方位的,所以理论技术指导也要全方位。
再者,我们的标准化落实差距很大。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技术也很先进,只是真正的标准化实施不够。标准化实施为什么难?首先,农民的整体水平不高,在落实上他们对技术掌握实施不到位,尤其是农户分散经营,不是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给技术推广带来很大难处,应用成效也大打折扣。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治病虫害,不能你家地块打农药,我家地块不打,虫子是会动的,病也是会传染的。可见规模化、集约化的重要,改变土地经营管理方式的重要,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地学习、引进、推广和研发适合我国国情、农情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及管理经验与模式,更好更快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本刊记者:具体到北京农业的特点,您有哪些看法?
赵永志:对于北京的农业特别是北京的土肥来说,走过了很多历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由传统农业到城乡农业,再到都市型农业,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现在的北京农业已经完全进入到都市型现代农业阶段了。
所谓都市型现代农业,就是多功能性、多样性、高端性。从功能上讲,不仅传承着生产功能,同时延伸拓展出更多的生态功能、生活功能与社会功能等。其实对于都市型现代农业而言,现在的生态功能更为突出和重要,而生产功能在下降。但它们的关系还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生产功能也体现不出它的生态和生活功能来。
另外我们强调多样性。北京农业尽管很小,发展空间不大,但还是要多样性一点,不能老种玉米、小麦,也不能只种萝卜、白菜。得有多种生物、多种农作物、多种模式,一定是五颜六色、多彩缤纷、形式多样的,而且还要兼顾传承更多社会、经济、历史、人文精神、文化与文明的历史使命。
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端性。北京农业一定要突出高端、特色、精品的发展思路,要打造品牌,成为社会的一张重要名片。北京农业资源很有限,但北京又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与禀赋——不仅有政治上的重视,更主要的是有科技的支持、政策的支持、投入的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氛围,更有良好的市场需求与拉动。所以,北京农业没有道理不走高端路线,因为北京市场需要高端,北京农民也需要高收入,只有高端才可高效,所以北京农业十分注重品牌和品牌效应。所谓品牌性就是要在全国做引领、做垂范,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竞争中有话语权、有竞争力;所谓品牌效应,就是品位,就是影响,就是效益。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当然也应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典范和品牌,应具有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品质、品位与影响。
总而言之,我认为北京农业的发展一定要走集约化、高端化、精品化、高效化、安全化的道路,在这个发展道路上,土肥不仅是基础,更是前沿;不仅是支撑,更应是引领。
专家简介:
赵永志,研究员,现任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品牌农业产业联盟专家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农民日报》三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土壤学会、北京农学会副理事长等。主持试验示范推广了利于农业产业提升、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等重点技术项目30多项。以葡萄等高效经济作物反季节栽培技术为例,创造了北方地区冬季生产葡萄的历史;其中“圣诞玫瑰”品种葡萄栽培技术,在圣诞期间采摘上市,延续到第二年1月份,2003年每亩增效就高达万元以上。
针对北京耕地资源紧缺的现状,赵永志提出提高耕地质量,弥补耕地资源不足,大力发展低碳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每年确定10多项具有先进性、实用性和高效性的土肥技术加以示范推广,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有效地提高了北京农业科技水平。一是破解了粮食增产与环境保护的两难课题,以测土配方施肥为例,2006~2013年累计推广应用3170.97万亩,农作物增产119.5亿公斤,增收节支27.58亿元,节肥8.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7.8万吨,专家称之为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技术之一;二是让农民从盲目施肥转向“精准施肥”;三是实现了农业技术服务方式的创新;四是探索出农业技术推广新机制;五是探索出在法律薄弱情况下的肥料管理方法;六是初步建立起“北京数字化土肥”;七是提升了基层科技推广能力。
2000年以来,赵永志主持部市级重点科技项目40多项,获部市级科技成果奖23项,其中一等奖7项,二等奖9项,实用发明专利5项,主持或参与多项农业标准制定,在国家级重点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技术专著和培训教材1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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