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就灵”？生产外包如何影响农业多维产出——来自福建龙岩烟叶种植户的证据

钟 真 赵雪娇 于亢亢 薛仁杰

一 引 言

从关系契约理论的视角来看，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产业组织模式本质上都是外包形式不同的契约体现。不同契约具有不同的交易费用，因而外包形式的选择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重要影响(聂辉华，2013)[1]。“外包”一词最初出现于企业经营活动中，是企业把先前由内部实现的活动，签约给外部承接者来完成的一种市场组织形式(Domberger，1998)[2]。已有文献基于不同行业的研究，提出企业的组织结构一定程度上可以定义为一体化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外包模式(曹冰雪和郑风田，2017[3]；胡君和郭平，2018[4])。目前，采用外包模式组织生产与经营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将自身非核心生产工序外包给国内甚至国外的其他企业，深刻改变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提升生产效率(蒋为和陈轩瑾，2015[5]；Amiti和Wei，2009[6])。但是，外包程度与产出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已有文献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产业组织模式的产出效应是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已有研究基本上肯定了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经营主体产出的显著影响(侯晶等，2018[7]；张康之，2020[8])。但从外包角度看依然有两方面的问题有待探讨：一方面，如果农业生产主体是农户，供给端的组织模式是农户选择的结果，但多数研究是从合作社等组织层面解读外包的作用，少有研究从农户行为视角来探讨他们的选择及其对产出的影响，抑或仅着眼于农户外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而往往忽略农户生产外包决策自选择造成的估计偏差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产出维度的多元化，已有研究对不同外包程度的产出效应的测度视角也存在很大差异，有从生产效率(含技术效率等)的角度(Mosheim，2014[9]；Boubacar et al.，2016[10])，有从产业经济效益的角度(Sturgeon，2002)[11]，有从生产者增收效果的角度(李霖等，2019)[12]，也有从产品品质与安全或农业生产者质量控制行为的角度等(周洁红，2006[13]；常倩等，2016[14])。可见，基于外包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与产出效应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会因观察视角与衡量方式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答案。

为此，有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涉农产业，并以农户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农户不同外包选择所形成的组织模式在若干维度上的产出效应，更好地在微观上揭示外包程度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龙岩市烟叶行业作为考察对象，原因在于烟叶产业组织模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映射到整个农业生产当中，我国的烟叶生产长期依赖于小规模烟农种植、采收和烤制。与其他农作物品种相比，烟叶产业具有其特殊性，比如产业链相对封闭、兼具经济与社会属性等(程郁和张小林，2004)[15]，但其仍然具备农业生产的典型特征，并且因政府干预程度深而使得其产业组织模式变迁问题更加凸显，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具体来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烟农是农民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生产决策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进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面对生产外包决策时，烟农会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征做出最优选择，其行为符合理性人的假设。本文主要关注的烟农决策为是否参加烟农互助组以及是否聘请专业服务队，前者意味着劳动和技术的共享，烟农自身的生产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后者意味着某些生产环节完全外包，烟农自身参与程度降低。与其他类型种植户面临的外包决策情景类似，本质上来看，农户会考虑外包的质量和时间的不确定风险而对自身参与农业生产的程度做出选择(魏素豪和唐忠，2022)[16]。

二是烟叶种植本身就是农业生产过程。烟叶种植过程与其他经济作物一样存在季节性、周期性等生物特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事实上，烟叶种植环节更多，包含育苗、大田栽培管理、采收、烘烤、分级、装卸、运输等，且生产过程中多为劳动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因此，烟叶种植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其对外包服务的需求及对烟叶产出的影响机制与“大农业”无异，因而研究结果也同样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三是烟叶行业同样面临“未来谁来种烟”的生产外包问题。与我国农业生产特征相似，传统烟叶生产种植模式具有 “小农生产、分散种植、粗放经营、人工作业”的特点。类比“谁来种田”的难题，烟叶生产也正面临着“无人种烟”的局面，为此很多烟区正在积极推动烟叶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型，其中专业化的外包服务成为常用措施之一。早在200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的《关于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指导意见》就曾提出要创新烟叶生产组织模式，以烟农为主体提高烟草农业组织化程度。2020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的《关于推动烟农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提升的指导意见》(国烟办综〔2020〕85号)，为推动“种植在户、服务在社”的生产外包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福建省龙岩市烟草局响应政策号召积极进行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 2019年以来，龙岩市烟草局开始推行“种采烤分一体化”生产组织模式，依托合作社和信息技术，以烤师为核心，烟农为主体，专业化生产服务为纽带，推动实现烟叶生产减工降本和提质增效。这与近年来“大农业”中社会化服务发展对农业节本增效的影响是类似逻辑。

基于此，本文以烟叶生产为例，以烟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9年福建省龙岩市烟叶主产区调研数据，考察烟农的生产外包选择及其对烟叶产出的影响，深入分析农户生产外包程度与农业产出之间的综合关系，为促进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生产外包与产量的关系

现有关于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产品产量影响的文献大多以不同组织模式间的产量比较作为主要研究内容(Mosheim，2014[9]；王亚飞和唐爽，2013[17])。由于传统的“公司+农户”的产业组织模式可能因“委托—代理”问题而造成企业最终产量的损失，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合作社+农户”模式产量优势较为明显，相比其他产业组织模式来说更适宜涉农产业的发展(赵云平等，2006[18]；陈超等，2018[19])。于是，部分研究倡导对合作型组织模式进行引导与政策支持，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刘森挥等，2019)[20]。当然，也有研究发现将整个生产环节串联起来的专业化生产一体模式比“农户+市场”“合作社+农户”等传统模式更能提高生产效率(崔言民和王骞，2012)[21]。可见，“合作社+农户”模式也并非是提升产量最有优势的产业组织模式，其在部分行业中的生产效率与一些私营部门仍然存在着差距(Piesse et al.，1996)[22]。例如，王常伟和顾海英(2013)[23]的研究显示，选择加入合作社很可能导致下游企业种植监管的作用不能完全发挥，甚至形成对超量农药施用的正向激励，导致最终产量的损失。因此，以往研究对农户选择加入合作组织、外包生产环节并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业产量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

有关烟叶生产的文献中，外包与产量的关系同样并不确定(黎志成和赵传良，2003)[24]。从种植上来讲，烟叶生产具有不同于一般农业的特点：烟叶生产是一个集育苗、移栽、中耕、封顶打杈、烘烤等于一体，生产环节多，劳动强度大的产业，任何生产环节的变动都会导致最终产量的差异，所以烟农的外包选择对烟叶产出的影响也更加复杂。从外包环节的数量差异来看，烟叶生产中存在全环节生产外包和部分环节生产外包两种模式。有研究者认为，为烟叶生产提供全方位外包服务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但是当前的农户生产外包环节多由合作社完成，在合作社快速提升外包程度的过程中，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反而会降低烟叶的产量(李光雷等，2019)[25]。

(二)生产外包与质量的关系

生产外包不仅能提高产量，还能保证产品的质量。不少研究发现，提高外包程度能够优化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结构，促进生产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农产品质量的改进(Braun et al.，2011[26]；郑旭媛等，2022[27])。但由于外包程度越高越容易导致监督的困难(何玉梅和孙艳青，2011)[28]，在外包合同履行阶段，相应质量评估、测量等机制的缺乏也会给外包企业的产品质量带来较大风险(D.C. Chou和A.Y. Chou，2011)[29]。因此，将外包比例控制在一定区间内才能够带来更高的产品质量(Park，2015)[30]。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烟叶生产组织形式中，烟叶生产的种采烤分环节基本由烟农自己实施，而烟农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于技术难度较大的环节难以把握。将部分环节外包有助于烟农降低生产强度，促进烟叶生产的标准化，提高烟叶质量。但在过高的外包程度下，由于农业生产环节的差异，一些环节标准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大部分工序都由人力或畜力完成，机械化程度较低，因此作业质量监督难度会逐渐加大，影响最终的产品质量(孙顶强等，2019)[31]。

(三)生产外包与成本收益的关系

多数研究显示，外包的动因主要是成本。当组织的生产成本较高且难以控制时，生产环节外包的需求就容易产生，此时外包程度将成为经营者成本收益率的重要函数(Williamson，1985)[32]。在传统制造业中，外包程度较高的产业组织模式能大大减少企业的成本，通过外包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弹性使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是提高其绩效的主要途径(Espino-Rodriguez和Padron-Robaina，2004)[33]；在技术性较强的IT行业，提高业务外包程度同样会降低企业成本(Barthelemy，2001)[34]。在涉农领域，农业生产外包程度对成本收益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有学者基于水稻种植的研究发现，生产环节外包，尤其是病虫害防治等环节外包能显著提高农户水稻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Sun et al.，2018)[35]。张忠军和易中懿(2015)[36]同样以水稻生产为考察对象，研究结果却表明病虫害防治等环节外包尽管能提高水稻生产效率，但生产成本却有所上升。因此，农业生产中，外包程度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结论也并不一致。进一步地，收益是产量、质量、成本等因素的综合反映，结合外包程度与产量、质量和成本的关系并不确定的文献梳理结果，可以判断外包程度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四)烟农生产外包对烟叶产出的作用机制推断

技术进步条件下，专业化发展使个别生产环节得以分离出来，从而达到个别生产环节的最优生产规模(罗必良，2017)[37]。农户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劳动密集或技术密集环节分离出去，外包给专业化组织，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增加产出、提高产量。然而，根据“斯密猜想”，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存在“天然的内生性障碍”(陈哲等，2022)[38]。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与周期性要求生产者具备相机抉择的能力，精耕细作的种植模式更能发挥土地潜能，因此一些核心生产环节更需要土地所有者亲力亲为，比如烟叶生产过程中的植保、烘烤等。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不同地块的土地状况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再加上我国固有的土地分散化国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将长期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部分机械作业无法发挥规模优势。农户将适合外包的环节全部外包出去以后，如果继续外包其余的生产环节，减少自身投入，会导致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程度降低，造成产量、质量的下降。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发展能有效解决由烟农劳动力不足和分工专业化不够带来的问题，在一定的外包程度内可以有效提高产量和质量，并降低劳动投入成本，从而提高总体收益率。但由于烟叶生产涉及环节较多，随着外包程度的提高(即外包环节的增加)，烟农需要支付的外包服务费用会进一步增大，也会导致协调、监督等组织管理成本的升高(王丰等，2013)[39]，而此时自身的生产资料投入并没有明显减少。比如加入互助组主要减少了烟农自有劳动的投入，因此在外包程度提高的开始阶段，成本会随之升高。后期随着生产外包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农户自有生产资料的投入减少，加上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使得生产过程中的总成本开始降低。

综上，本文提出能够使产量和质量最大化的产业组织模式是服务与自有劳动的适当结合，此时能够更好地发挥分工效益，既可以有效地利用先进技术，又能结合自身的精细劳动投入，降低监督成本，达到最佳效益。成本随外包程度的变动也是先增加后减少的，且本文认为成本收益的拐点可能会比产量或质量的拐点更早到来，原因是烟农投入的成本一定程度上能作用于产量和质量，成本的升高往往会带来效益的提升，从而生产外包对产量和质量存在间接的影响。生产外包与产出的变动趋势大致如图1所示。

图1 产出水平随外包程度的变化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和H2。

H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烟农选择的外包程度高低会造成烟叶产出的差异。

H2：烟农外包程度与各维度的烟叶产出呈倒U型关系，但产量、质量、成本、利润等维度出现拐点的区间存在差异。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烟草种采烤分一体化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研究”课题组于2019年11月进行的调查。该调查选择福建省龙岩市烟叶主产区的连城县、上杭县、长汀县、武平县、漳平县、永定区共6个县(区)作为调查的主要区域，利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6个县的不同烟站选取烟农进行调查。烟叶产业是龙岩市重点产业之一，生产规模较大，对全市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据福建省烟草专卖局统计，2018年龙岩市共收购烟叶46.83万担，占福建省总计划收购量的27.9%。2018年起，龙岩市烟草专卖局创新实施采烤一体化的单元化生产组织模式。2019年，延伸生产环节，推进种采烤分一体化工作模式。随着烟叶生产外包程度的提升，龙岩市烟叶行业演化出了多种产业组织模式。为考察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和外包程度下农业产出的差异，本文选取福建龙岩作为研究区域。

调查共发放问卷340份，得到有效问卷317份，有效回收率93%。调查员均参与了调查问卷的讨论、设计、修改、填写工作，保证了问卷数据的质量与完整。在剔除有效数据缺失的样本后，进入计量分析的样本包括307个观测值。

(二)指标选择

1.主要变量：首先是烟农外包决策，即烟农选择多大程度的外包。为了更好地回应前述所提推断，本文重点将外包程度进行分组，而不是针对是否外包进行分组。从当地的具体发展情况来看，主要有以自种自烤为主、以互助组为主、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混合、以专业服务队为主四种产业组织模式。其中，互助组是指烟农在劳动力较为密集的种植、采摘等环节采用互相“换工”的办法所形成的协作小组，一般不需要支付现金；专业服务队是指按照市场化原则将生产作业作为服务型商品出售的专业队伍，一般需要为购买服务支付劳务费用。前两类组织模式中，烟农主要依靠自身发展烟叶种植，外包程度较低；后两类组织模式中，专业服务队逐渐参与多环节烟叶生产，外包程度较高。因此，本文将前两类烟农划分为低外包程度组，后两类烟农划分为高外包程度组。样本数据显示，80%的烟农采取了高外包模式。

其次是烟叶生产，其产出主要指标包括烟叶产量、质量、烟农收益。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到外包程度对烟农收益的影响，本文将收益细化为成本与净利润两个指标。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2019年龙岩地区烟农的亩均产量、烟叶平均价格、每亩成本、每亩净利润。其中，选用烟叶平均价格衡量质量的原因在于：烟叶的收购分级制度极为严格，由烟草局和物价部门根据等级制定价格，烟叶的质量越高，其所在等级的价格也越高，两者几乎存在等价关系。

2.其他变量：结合相关理论及实地调查(Cai，2016)[40]，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研究。(1)烟农个人特征，包括被访烟农的年龄、烟叶种植年限、受教育水平；(2)居住特征，包括住处到烟站的距离、住处到烤房的距离；(3)生产经营特征，包括土地质量、经营烟田面积、是否有流转土地、种植其他作物情况、自有农用场所和农机具数量；(4)生产意愿，包括经营规模意愿、是否考虑退出烟叶种植、种植前景评价；(5)外部环境特征，包括当前雇人难度、接受烟草公司基础服务数量。限于篇幅，相关指标选择的文献支撑这里不做详述。具体变量情况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前述假说，本文先基于“两分法”对高外包程度与低外包程度的产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再进一步增加外包程度的梯度差异，对外包程度与若干产出指标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进行验证。鉴于增加外包程度梯度后的估计模型较为常见，本文重点对按外包程度高低“两分法”处理时所用到的内生转换模型进行简要介绍。

外包决策常常是烟农自己选择的过程，受到烟农特征、认知意愿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因而不是一个随机过程。同时，除了可观测因素外，还有诸多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选择性偏差问题。为此，本文采用能够同时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的内生转换模型(ESR)对烟农外包决策及其产出效应进行分析。ESR模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烟农选择高外包程度或低外包程度的决策方程，第二阶段的分析主要是针对烟叶最终产出的估计。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1)

(2)

高外包程度烟农和低外包程度烟农的烟叶产出模型分别如式(3)和式(4)所示：

Yia=X′iaβa+σμaλia+eia，ifOSi=1

(3)

Yin=X′inβn+σμnλin+ein，ifOSi=0

(4)

为解决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本文引入逆米尔斯比率λia、λin及其协方差σμa=cov(μi,eia)、σμn=cov(μi,ein)，并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对式(2)—式(4)进行联立估计。

进一步地，可以通过比较真实情境和反事实情境下高外包程度和低外包程度烟农的条件期望产出值来估计外包程度高低的平均处理效应。

高外包程度烟农的期望产出：

E(Yia|OSi=1)=X′iaβa+σμaλia

(5)

低外包程度烟农的期望产出：

E(Yin|OSi=0)=X′inβn+σμnλin

(6)

在反事实情境下，高外包程度烟农如果采取低外包程度的期望产出：

E(Yin|OSi=1)=X′iaβn+σμnλia

(7)

在反事实情境下，低外包程度烟农如果采取高外包程度的期望产出：

E(Yia|OSi=0)=X′inβa+σμaλin

(8)

此时，外包程度较高的烟农作为处理组，其平均处理效应(ATT)可表示为式(5)与式(7)之差：

ATT=E[Yia|OSi=1]-E[Yin|OSi=1]=X′ia(βa-βn)+(σμa-σμn)λia

(9)

而外包程度较低的烟农作为未被处理的控制组，其平均处理效应(ATU)可表示为式(8)与式(6)之差：

ATU=E[Yia|OSi=0]-E[Yin|OSi=0]=X′in(βa-βn)+(σμa-σμn)λin

(10)

利用ATT和ATU可以有效评判外包程度高与低之间产出效应的差异。需要强调的是，为了保证内生转换模型可识别，需要在选择方程中加入识别变量(陈超和唐若迪，2020)[41]，也就是说，要设置一个会影响烟农外包意愿，而对最终烟叶产出没有明显偏效应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刘同山和苑鹏(2020)[42]的做法，选取本地区相邻烟站管辖范围烟农的外包程度作为工具变量。主要原因在于，从农村熟人社区的角度来讲，相邻地区烟农外包程度越高，该烟农提高外包程度的可能性一般也越大，但相邻烟站的烟农外包情况一般不会直接影响该烟农的烟叶产出情况。

四 实证分析

烟叶生产外包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但随着外包程度进一步提升，协调和监督成本上升，反而会对烟农的烟叶产出造成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在产量、质量、成本、收益四个方面的反映区间和程度可能会存在差异。本部分首先对不同外包程度的产出差异进行实证分析，之后检验外包程度和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一)按外包程度高低“两分法”的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ESR内生转换模型对外包决策方程和烟叶产量、质量、成本、利润四个维度上的产出方程进行联立分析。四个联立估计的结果显示，农户外包决策方程同相应产出方程的联合似然比通过检验，表明决策方程并不独立于产量、质量、成本、利润方程，存在相应的选择偏误，因此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进行纠正是较为合理的(姜维军等，2021)[43]。

1.烟农外包决策与烟叶产量的联立估计。针对烟叶产量的ESR估计结果见表2。种植年限、烟田经营面积、土地流转情况和前景评价对烟农外包决策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烟农种植年限越长、烟叶种植规模越大，提升外包程度的概率越高。这主要是由于种植年限越长，农户往往有着更为丰富的种植经验，会更善于优化劳动配置和专业化生产，将“不划算”或“不擅长”的环节外包出去。烟叶种植规模越大，烟农可能会面对家庭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而购买更多的外包服务。对于有流转土地行为的烟农，如果是转入土地，情况和面积扩大的逻辑相似；如果是转出土地，则往往因种植面积减少而更易于将烟叶生产(半)托管给他人。而对前景评价越高的烟农而言，他们对外包服务市场的评价更为积极，更易于通过外包完成烟叶生产。烟农接受过的服务种类对烟农外包选择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来自以烟草公司为主的支持服务，能够让烟农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技术指导等带来的直接效益，从而增强对烟草公司的信任，更可能选择将生产环节进行专业化的外包。与之相关的是，住处离烟站距离对外包决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烟农住处与烟站越近，就越可能获得烟站提供的支持服务，进而更可能有较高的外包程度。此外，相邻烟站烟农的外包程度与本地烟站管辖范围内烟农的外包程度选择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外包存在区域溢出效应，而这也是外包服务市场的发展使然。

表2 烟叶产量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从烟叶产量方程来看，显著影响高外包程度组和低外包程度组烟叶产量的因素总体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年龄和种植年限对高外包程度组的产量有明显影响，而受教育程度、住处到烟站的距离、扩大规模意愿等因素则对低外包程度组的产量有明显作用；其中，年龄对高外包程度组有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低外包程度组有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为，高外包程度的烟农年龄较大，对外包服务质量的监督控制等精力有限；而低外包程度的烟农对烟站的指导和帮助依赖性更大，所以住处离烟站越近烟叶产量可能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土地质量在两组烟农中均呈现出了与产量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相对而言，土地质量对高外包程度组烟叶产量的提升程度要大于低外包程度组。这可能是因为高外包程度组的烟农将生产环节交由专业化的服务主体管理，这些主体一般对烟叶的种植方式及管理过程更为了解，有着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能够最大化利用土地价值，提升烟叶产量。

2.烟农外包决策与烟叶质量的联立估计(1)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此处开始不再对表3—表5的结果进行详细分析，而对主要指标结果进行说明。。针对烟叶质量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种植年限对两组烟农的烟叶质量都产生了正向影响，但种植年限对高外包程度组烟叶质量的提升程度略大于低外包程度组，表明烟叶生产过程中，外包服务能与烟农种植经验相结合，提升烟叶的最终质量。

表3 烟叶质量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此外，对于高外包程度组的烟农而言，住处到烤房距离越远，烟叶质量越高，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烟农的烟叶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生产生活相对分离。对于低外包程度组的烟农来讲，种植其他作物和雇人难度对其烟叶质量具有正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低外包程度组的烟农以自有劳动投入为主，如果同时种植其他作物或雇人难度较大时，自身生产经营的程度就更高，自然因监督不力等而出现的质量问题就会减少。

3.烟农外包决策与烟叶亩均成本的联立估计。针对烟叶亩均成本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经营烟田面积在两组烟农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低外包程度组的亩均成本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高外包程度的烟农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或更好的烟田经营管理方式，进而能减少单位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低外包程度的烟农而言，烤房等农用场所往往存在规模不经济，即数量越多单位成本越高。同时，对烟叶生产经营的前景评价与两组烟农的亩均成本也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烟农预期越乐观，改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越高，就越有可能降低单位成本。

表4 烟叶亩均成本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4.烟农外包决策与烟叶亩均利润的联立估计。针对烟叶亩均净利润的分析结果见表5。在净利润回归结果中，自有农用场所数量、农机具数量与高外包程度组烟农的净利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这部分烟农的亩均净利润受到农用资产的负向影响，农用资产越多，这部分烟农的净利润越低。对于低外包程度组的烟农来讲，种植年限、经营烟田面积是影响其净利润的重要因素，种植年限越长的烟农，获取净利润的能力越强；而种植烟田面积越大，这部分烟农所获取的亩均净利润就会越低，这可以用规模不经济理论解释。

表5 烟叶亩均净利润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5.烟农外包决策对烟叶产出各维度的平均处理效应。由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外包程度对烟农产出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四大产出维度的估计分析后，进一步计算两组烟农的平均处理效应，汇总结果见表6。第一，从外包程度对烟叶产量与质量的提升作用看：在反事实情境下，高外包程度组烟农若未提升外包程度，其亩均产量将要降低2.55%，用以衡量质量的烟叶出售均价将要降低4.11%；低外包程度组烟农若提升了外包程度，其亩均产量将上升3.88%，指代质量的烟叶出售均价将上升1.77%。可见，提高外包程度对提升烟叶产量和质量的作用是明显的，并且低外包程度组烟农在提升产量上有着更大潜力，而高外包程度组烟农在提升质量上更为明显。第二，从烟叶亩均成本和净利润两个指标的平均处理效应看：提升外包程度增加了烟农的亩均成本，但是对亩均净利润的影响会因外包程度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在反事实情境下，高外包程度组烟农若未提升外包程度，其亩均成本将要降低3.56%，净利润将要降低21.03%；低外包程度组烟农若提升外包程度，其亩均成本将上升16.8%，净利润将下降21.95%。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对于高外包程度组烟农来讲，较高的外包程度提升了其产量与质量，虽然亩均成本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并不大，最终的净利润却有着较为显著的提升，可以作为促进烟农增收的一个可选手段。但对于低外包程度组烟农来讲，提升外包程度在提升其烟叶产量与质量的同时，亩均成本也呈现了比高外包程度组更突出的上升趋势，相应的亩均净利润不仅未增加，反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外包程度对烟叶产出四个维度的影响并不都是线性的。

表6 烟农外包决策对烟叶产出的平均处理效应

(二)扩展外包梯度后的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外包程度与烟叶产出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外包程度的梯度从高低“二分”拓展为四个级别的定序变量，即将自种自烤为主赋值为0，将互助组为主赋值为1，将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混合赋值为2，将专业服务队为主赋值为3，四种模式外包程度逐次提高。同时，引入外包程度的平方项以探究外包程度与产出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基于此，引入工具变量后进行2SLS估计，相关结果都通过了弱工具变量和可识别性检验(见表7)。从四个维度的产出方程看，提高外包程度在一定阶段内确实对烟叶产量、质量、亩均成本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随着外包程度提高到1.7左右(接近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混合模式)时，外包程度在这三个产出维度上的产出效应会出现负向作用，即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然而，在亩均净利润这一维度上，外包程度的二次项和一次项系数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利润受到收益和成本的共同作用，而影响成本与收益的大量市场因素并不能被生产函数有效模拟。

表7 2SLS估计结果

综合来看，假说H2被部分地验证了，即倒U型关系在产量、质量和亩均成本维度得到了明确验证。而出现拐点的外包程度在这三个产出维度上虽然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大，均接近于赋值为2的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混合模式。这说明，在当前烟叶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条件下，选择合理的外包程度区间是烟农实现产出最优化的重要决策。

本文进一步按照不同产业组织模式的分组，考察不同类型成本投入的变化，验证前文提出的作用机制。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外包程度的深化(横坐标由0到3)，烟农的生产资料(包含种子、肥料、农药以及农膜四类)投入成本先增后减，作业及加工运输成本(包含机械作业、排灌费、畜力费、运输费、仓储费以及加工费)也呈现出同样的先增后减趋势。

从节约的用工人数和交易成本变化(图3)可以看出，加入互助组或者购买外包服务能够显著减少烟农的用工人数，降低用工成本，且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用工人数，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模式下的资源配置方式最优。而从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混合的生产模式下交易成本最高。本文对交易成本的测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烟叶生产互助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因技术不平衡造成的纠纷，以及是否因对购买服务质量不满意而产生纠纷(是为1，否为0)；二是烟农认为的保证服务质量的困难程度(由1到5打分，1为很容易)。用两部分的和代表交易成本大小。

总的来看，除了用工成本，其他方面的成本投入随着外包程度的深化均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趋势，表明烟农的资源配置不断变化，最开始加入互助组缓解了劳动约束，同时使得农户能够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若将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服务队，则能够减少相应环节的各类投入，从而降低成本，但同时也降低了生产的精细化程度，造成生产效率的损失。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烟叶生产为例，实证分析农户生产外包程度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烟农在烟叶种植上的外包程度对产量、质量、成本与净利润四个烟叶产出维度均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如果将外包程度以高低“两分法”来处理，那么高外包程度的烟农总体上具有更高的烟叶产出水平，而低外包程度的烟农如果提高外包程度存在利润下降的可能；二是如果将外包程度以自种自烤、互助组为主、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混合、专业服务队为主逐次提高的“四分法”来处理，那么外包程度同烟农烟叶种植的产量、质量、成本三个产出维度呈现明显的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但这三个维度出现拐点时的外包程度差异不大，均较为接近“互助组和专业服务队混合”模式，而在净利润这一维度上，外包程度与之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见，改进小农户产出水平并不是简单的“一包就灵”。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外包能够缓解农户的技术和劳动约束，增加农户的生产资料投入，增加成本的同时也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但随着外包程度的深化，农户将不适合完全外包的环节外包出去，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生产效率的降低。

上述结论不仅可为烟叶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型优化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撑，特别是为福建龙岩烟区在推进烟叶生产种采烤分模式一体化背景下如何提高烟农的烟叶产出效率、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烟农收入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可以为解释当前广泛兴起的基于生产环节外包的各种类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产出效应及发挥其作用机制给出有价值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对于习惯于全流程自我解决的小农户而言，借助专业化分工和市场机制的力量提高农业生产外包程度，有助于农业产量、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相关要素市场不断完善的趋势下，外包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过高或不合理的外包程度会导致烟农的成本过高而造成利润下降，同时对农业产量和质量也可能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推动以小农户为基本面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生产外包的社会化服务很重要，政策上要予以多方面支持和鼓励；但从经济学逻辑看，应根据区域要素市场和相关产业特点因地制宜，为小农户营造能够有效发挥家庭经营优势、便于找到适宜外包程度的市场与制度环境，而不是过度利用社会化服务补贴等政策来提高其农业生产外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