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创新研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余淼杰 佘可欣

一 引 言

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之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不稳定程度明显上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持续提高。在多边合作面临困境的背景下，开放水平更高、灵活程度更大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快速降低了区域范围内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关注和探索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据 WTO 统计，截至2022年1月，全球已正式签署并实施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简称FTA)有317个(1)数据来源于WTO官网(http：//rtais.wto.org/UI/publicsummarytable.aspx)。；中国政府对外正式实施的区域自由贸易区也高达21个(2)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www.fta.mofcom.gov.cn)。，其中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 CAFTA)是由中国主导并对外建立的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立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已经逐渐成为确保中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一块重要基石。

企业是贸易产品和贸易经济主体的承载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外部风险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比如创新研发等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关注企业的创新问题。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确定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到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技术创新视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在我国战略全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CAFTA成立在区域范围内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能否提升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

对此，本文将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设立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目的地市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简称TPU)，能够促进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提高企业的创新质量。这可能是因为在商业化之前，创新需要大量沉没成本进行投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预期进而阻碍企业在创新活动上的投入，但自贸区的成立可以通过减少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出口，同时使市场状况更加透明和可预测，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混合贸易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向东盟出口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扩大出口市场规模和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是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渠道。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拓展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领域的研究。现有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对企业出口、价格、质量等的影响，并且在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影响时大多基于中国加入WTO的背景。本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出发，探究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第二，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影响的研究。本文弥补了贸易与创新关系研究的不足，为在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

后文内容安排是：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现实背景、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主要与以下两类文献相关。

第一类文献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选择、产品价格、质量和生产率等的影响。Handley et al.(2014)［1］指出，加入WTO带来的外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均会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出口市场。Pierce和Schott(2016)［2］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和美国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促进更多的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也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加入中美贸易。Handley和Limão(2017)［3］证明了市场进入成本的存在，发现2000—2005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使大量中国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Feng et al.(2017)［4］则将企业分为持续出口的企业、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和退出市场的企业，发现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下降后，新进入者的比例上升了67%，退出者的比例降低了76%。

在产品价格方面，Handley和Limão(2017)［3］发现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使出口产品价格显著下滑。Feng et al.(2017)［4］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后，新进入的企业提供低价和高质量的产品。但苏理梅等(2016)［5］的研究结果却显示，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更多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能够出口，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6］、Liu和Ma(2020)［7］以中国入世作为背景，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毛其淋(2020)［8］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谢杰等(2021)［9］考虑关税约束承诺以及企业对关税削减的延迟反应，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存在U型影响。而孙林和周科选(2020)［10］以中国-东盟自贸区2002年签订的框架协议为背景，发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能够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另一类文献聚焦于国际贸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大量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通过竞争或扩大企业出口市场来促进创新。Bloom et al.(2016)［11］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激励了欧洲企业的创新活动，因为企业为了能在竞争水平更加激烈的全球市场上生存下来，需要提升自己的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从而生产差异化产品、扩大企业利润空间。Iacavone et al.(2013)［12］研究了中国入世带来的出口竞争对墨西哥企业造成的冲击，发现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创新投入更多。在扩大企业出口市场方面，Lileeva和Trefler(2010)［13］基于美国和加拿大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证明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力和产品创新有正向效应。Bustos(2011)［14］研究了南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南方共同市场》对阿根廷企业的影响，发现来自出口贸易的收入促进企业增加技术投资。Aghion et al.(2019)［15］进一步提出，正向的市场需求冲击促进企业创新，但同时增加的市场竞争会使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减少创新。但也有文献发现行业最终品关税下降对企业研发创新没有稳健的正向或负向影响(Liu和Qiu，2016)［16］。

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间品贸易的影响，Schor(2004)［17］测算巴西企业生产率时增加对进口中间品关税的计算，Bøler et al.(2015)［18］指出，进口中间产品可以补充研发投资，因此进口投入的改善促进了创新和技术变革。田巍和余淼杰(2014)［19］基于中国入世这一政策冲击，研究发现中间品关税的降低会减少企业进口中间品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研发水平，促进企业改进已有技术。而Liu和Qiu(2016)［16］则指出，中间品关税降低后，企业能够以低价从海外市场购买更高质量的中间品，抑制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综上，虽然目前有不少文献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聚焦于 WTO 这一多边贸易机制，很少关注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尚无学者关注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WTO所设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约束性关税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起到遏制作用，但其制度本身也有较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在于其约束性关税(Bound Tariffs，简称BT)与最惠国关税(Most Favored Nation Rate of Duty，简称MFN)的差异(Osnago et al.，2015)［20］。而且伴随着当前多边开放屡屡受阻的情况和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全球经贸合作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越来越多国家加快双边和区域性多边贸易安排的谈判步伐，通过区域经贸合作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由于WTO和FTA存在较大的区别，现有基于WTO背景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用于FTA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设立为背景，重点关注其带来的出口目的地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以及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力图为当前我国“稳外贸”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研究假说

企业在生产投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性，比如政策、经济、市场价格等方面信息的不确定(龚联梅和钱学锋，2018)［21］。Knight(1921)［22］和Hart(1942)［23］提出与企业投资相关的信息中存在一类信息，是企业当前未知、但是观察一段时间后可以得到的信息。它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企业可以通过延迟投资来避免。Bernanke(1983)［24］构建了不确定性投资模型，指出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导致公司中具有不可逆转性的投资被延迟。延期投资的代价可能是产出遭遇损失或者更高的成本，而如果进行即期投资，投资后获得的信息可能会否定现在的投资决定。

贸易政策变化较为频繁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预期。企业无法对内部财务状况、外部机会与风险等因素形成相对稳定的一致性预测，进而给企业投资决策带来负面影响(李凤羽和史永东，2016)［25］。Limao和Maggi(2015)［26］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延迟投资，进而影响贸易活动。企业创新是长期投资项目，需要持续稳定的研发资金投入(毛其淋，2019)［27］，一旦中断就会导致失败，因此，研发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转换成本的特性。在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意在创新活动上投入过多资金，导致其创新水平下降。

随着区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成立，一方面较低的关税会推动企业出口和进入国外市场，实现规模经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激励企业提高自身创新能力(Aw et al.，2008［28］，2011［29］)。另一方面，国家间在关税等方面签订相应的政策协议，有利于减少出口目的地的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企业的风险预期，企业会更愿意进行创新投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会促进出口企业创新。

三 现实背景、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现实背景

1.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

(1)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中国与东盟10国组建的自贸区，于2002年11月启动建设，并在2010年1月正式生效实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CAFTA成员国人口规模约为20亿，经济规模达18.9万亿美元，贸易额占全球贸易份额14%—15%，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自2002年启动建设以来，中国-东盟自贸区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10年)是双方根据自贸协定内容，大幅下调各类贸易货物关税。第二阶段(2011—2015年)是全面推进自贸区的建设。部分之前没有大幅削减贸易关税的东盟国家与中国贸易时也开始实行零关税，主要是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四国。中国与东盟各缔约国也按照协定内容，更广泛开放市场，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吸引跨境投资。第三阶段(2016—2018年)是巩固和完善自贸区建设。双方的贸易数额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双向投资逐步扩大。第四阶段(2019年至今)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升级版CAFTA框架下，原产地规则更加灵活，增加了微小含量和可互换材料等从宽规则，有利于含有进口成分的货物获得原产资格。

(2)成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联系变得更加频繁，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余淼杰和高恺琳，2018)［30］，推动了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图1展示了2000—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商品贸易情况。2000—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货物出口额增长超过20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7.4%，从东盟进口的商品额增长约13.6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5.0%。此外，在多数年份，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商品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使得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差额从2012年起由逆差转为顺差，之后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余淼杰和蒋海威，2021)［31］。

图1 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品贸易情况

图2显示了中国与东盟商品贸易占中国商品贸易份额的变化趋势。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占中国出口的份额快速上升，从2000年的7.0%增长到2020年的14.5%；进口占比在2000—2013年持续在10%的水平波动，2014年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为14.6%。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到2020年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图2 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品贸易占比

2.中国企业的创新

本文使用专利来衡量企业创新。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专利国际申请量是衡量创新活动广泛使用的一项指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2021年，中国仍然是PCT的最大用户，共提交69540件申请，连续三年申请量排名第一。图3 绘制了根据中国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的2001—2013年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总数和三类专利数量，可以看到，2010年后中国企业的专利拥有数量有更明显的提升。

图3 2001—2013年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总数和三类专利数量

进一步基于CAFTA正式成立之前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均值，将样本企业分成高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组(treat组)和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组(control组)，图4展示了两组企业专利申请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在2010年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动趋势没有显著差异；从2010年CAFTA正式成立以来，高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组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幅减少，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与对照组的差距逐渐变大，初步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满足DID平行趋势假定。

图4 2001—2013年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专利申请量变动趋势

(二)计量模型

在CAFTA正式成立之前，东盟各国大多按照WTO的相关规定给与中国相应的关税待遇(3)WTO成员国之间既可以施行MFN税率，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征BT税率。。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由于WTO本身的制度规则，中国各行业出口面临着巨大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CAFTA使得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严格按照设定的优惠关税(Preferential Tariffs，简称PT)来进行，PT税率要远低于MFN税率。此外，CAFTA也严格控制PT税率的波动幅度，基本保证PT税率的可预见性。这也表明CAFTA的正式成立消除了中国之前出口东盟时面临的BT税率与PT税率的巨大差异，中国各行业面临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由此大幅降低。

因此，本文基于CAFTA正式成立前后不同行业面临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存在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法(DID)(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度量的是当前关税逆转为关税上限的可能性(龚联梅和钱学锋，2018)［21］。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基本逻辑是，CAFTA正式成立之前中国不同行业的TPU指数存在较大差异性。在CAFTA正式成立之后，先前TPU指数(也即关税差额)较高的行业会经历较大幅度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进行研究，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innovationit=β0+β1TPUj*Post2010+Xit+γt+γi+γsγt+εit

(1)

其中，i为企业，j为中国工业行业分类(CIC)四分位行业，s为二分位行业，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innovationit为企业i在第t年的创新活动，具体采用企业i在第t年“专利申请量+1”的对数来衡量。TPUj是2010年四分位行业层面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用各行业对应产品层面的约束性关税和实际关税的差额来表示，在后文进行详细阐述。Post2010是政策冲击虚拟变量，因为2010年CAFTA正式成立，所以2010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为1，其他年份为0。交互项TPUj*Post2010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估计系数β1刻画了高关税差额行业与低关税差额行业中企业创新活动在CAFTA正式成立前后的平均差异。如果β1大于0，说明相较于低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高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创新水平有更大提升，也即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推动了企业创新。Xit是控制变量集合。γt为年份固定效应，γi为企业固定效应，γsγt为二位数行业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乘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回归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聚类。

本文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PU按照东盟各国关税来计算。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向东盟出口，但考虑到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集，东盟市场不确定性的变化会对中国企业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随着TPU的降低，一些原本没有出口到东盟的企业也会进行创新投资，以期获得潜在的市场增长。而那些已经出口到东盟的企业，会对未出口到东盟的企业产生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当然，本文推测TPU的降低对出口东盟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更加显著的影响。

(三)变量说明

1.企业创新

现有实证研究中衡量创新活动的指标有很多。本文采用专利数据衡量创新活动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专利数据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创新活动的产出(周煊等，2012)［32］，而不是创新活动的投入。这一点契合本文考察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水平影响的主题。二是利用专利数据不仅可以衡量创新活动的数量，还能刻画创新活动的质量。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根据专利的IPC分类号，在IPC大组层面识别和计算专利质量，进一步讨论对专利质量的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最高，申请条件和授权过程更为严格，更能反映企业创新水平，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更多是在现有技术上进行简单改进(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33］；余明桂等，2016［34］)，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总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考虑到部分企业专利申请量为0，参照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对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加1再取自然对数。

2.核心解释变量：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目前文献中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Handley(2014)［35］、Osnago et al.(2015)［20］、Handley和Limão(2017)［3］等采用的关税测量法，以及Baker et al.(2016)［36］使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法(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Handley(2014)［35］、Handley和Limão(2017)［3］的关税法多用于计算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Baker et al.(2016)［36］的指数法多用于计算东道国经济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较少涉及贸易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并且该指数是通过对新闻或报纸上的文本信息进行收集、挖掘和计算得到，取样具有主观性，还涉及新闻稿件一稿多发或转发的问题。相较而言，Osnago et al.(2015)［20］的方法更适用于计算FTA背景下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5)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也选用其他方法对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和回归分析，结果依然稳健。。因此，本文采用Osnago et al.(2015)［20］的关税法计算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首先计算HS6位码产品层面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tpuhs=τB-τP，2010

(2)

式中，τB代表东盟各国HS6位码产品层面的约束性关税，τP，2010代表2010年东盟给与中国的HS6位码产品层面的优惠性关税(PT)。由于WTO网站公布的东盟给与中国的PT税率存在较多缺失，所以采用东盟的实际关税来替代PT税率，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计算公式修订为：

tpuhs=τB-τA，2010

(3)

其中τA，2010表示2010年东盟给与中国的HS6位码产品层面的实际关税。再对东盟各国的tpuhs取平均值，得到东盟整体在不同产品上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根据Brandt et al.(2017)［37］的HS6位码与中国CIC四位码行业的对应转换码，得到CIC四位码行业层面的TPUj，以刻画在CAFTA正式成立之后不同行业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程度。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年龄，以当年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后加1再取对数衡量；(2)企业规模，用企业资产的对数值测度；(3)劳动规模，用企业从业人员数的对数值衡量；(4)资本劳动比，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从业人员数量之比表示；(5)企业生产率，用企业的劳均产出并取对数表示；(6)企业所有制，如果企业是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

(四)数据来源

企业方面的数据来自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关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和WTO关税数据库。

首先，对工业企业数据，借鉴 Brandt et al.(2012)［38］、Yu(2015)［39］的研究，剔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数据、极端值以及违反会计准则要求的样本，对不同年份的CIC四位码进行调整统一，对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相关变量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其次，对海关数据，剔除了数值严重缺失的样本，统一转换为 HS96 版，并对出口额进行平减。本文仅选取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考虑到贸易中介和制造业企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剔除公司名称中带有“进出口”“贸易”“代理”“外贸”“经贸”等词语的企业。对关税数据，先将东盟各国关税数据统一转换为HS96版，通过取平均得到东盟整体的HS6位码层面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再与CIC四位码行业对应，获得CIC四位码行业层面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最后，借鉴田巍和余淼杰(2013)［40］的研究，将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匹配，按照“企业名称-年份”合并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再合并CIC四位码行业层面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数据，得到最终数据。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为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企业总专利申请量和三种专利申请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仅控制了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和二位数行业交乘年份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TPU*Pos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加入控制变量，TPU*Post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这表明在CAFTA正式成立之后，相较于对照组(初始位于低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处理组(初始位于高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有更大程度的增长。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列(3)—列(5)结果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三类专利申请量均有促进作用，其中对实用新型专利的促进作用最强。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资产规模、员工人数、资本劳动比、劳动生产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资金状况较好的企业专利产出越高，生产率的提高能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而成立年限越长的企业，专利产出越少，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年轻企业，成熟期的企业容易满足于现状，缺乏创新动力，所以创新水平较低。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其他可能影响创新的因素

为有效识别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进一步考虑国内竞争、进口竞争和进口投入品等其他可能的替代性解释，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加入其他可能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1.国内竞争

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讨论：一种是基于Schumpeter(1943)［41］的研究，认为竞争会降低企业创新的潜在收益，从而抑制企业创新。另一种则是Geroski(1995)［42］、Nickell(1996)［43］和Blundell et al.(1999)［44］等认为在竞争加剧时，企业有动机增加在创新活动上的投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等方法来逃离激烈的竞争环境。Aghion et al.(2005)［45］则认为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竞争对创新的影响并不确定。为了衡量竞争，采用每个企业的国内销售额在CIC四位数行业水平上计算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该指数越高，则市场越集中，竞争越少。列(1)表明，控制了HHI后，TPU*Post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2.进口竞争

竞争也可能源于外国厂商产品的进入。最终品的进口关税大幅下降会加剧国内企业面临的国外产品竞争，从而影响创新(Liu et al.，2021)［46］。因此，在列(2)控制了行业层面的最终品进口关税，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3.进口投入品

关税下降后，国内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国外中间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营利润，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Bøler et al.，2015)［18］。但技术创新和进口国外产品作为企业提高生产率的两种重要方式，二者可能存在替代关系。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会削弱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不利于企业创新(Liu 和Qiu，2016)［16］。为此，基于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间品进口关税，列(3)结果表明TPU*Post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最后在列(4)中纳入所有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TPU*Pos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并且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近。

(三)DID设定的有效性及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对于DID的平行趋势假设，也即在CAFTA正式成立之前，面对不同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企业的创新变化趋势基本类似。本文以样本初始年份2001年作为事件分析的基准年，设定如下计量方程进行检验：

(4)

其中，Dτ是年份虚拟变量，ατ是本文关心的系数，具体含义是对比2001年，在τ年不同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组别中企业创新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在CAFTA正式成立之前ατ不显著，则本文DID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其他字母含义与式(1)相同。

结果如图5所示。2010年之前的ατ不显著，2011年ατ在显著性边缘，2012年和2013年ατ均显著为正且高于2011年，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图5 平行趋势检验

2.预期效应

在CAFTA正式成立之前，中国和东盟已经进行了谈判磋商，可能导致企业对CAFTA的正式成立形成预期，并根据预期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为检验企业是否存在预期效应，构造CAFTA正式成立前一年的年份虚拟变量(Year2009)与TPU的交互项，加入到基准模型中进行估计。表4列(1)和列(4)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企业总专利和发明专利影响的回归结果中，新增交互项TPU*Year2009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企业在CAFTA正式成立之前并没有形成创新行为调整的预期。

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其他度量方法

表4 稳健性检验

(四)异质性分析

1.企业贸易方式

根据企业的贸易方式，将总样本分为纯一般贸易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进行回归。表5列(1)—列(6)结果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纯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产出没有明显影响，但是显著提升了混合贸易企业的创新产出。产生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单纯进行加工贸易的企业主要是加工和组装国外委托方提供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再出口，所以较少受到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的影响。而混合贸易企业的经营范围更广，经营方式更加灵活，可以较为快速地调整投入与生产，因此面对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其创新产出的提升幅度更大。

2.不同要素密集度

不同类型行业对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不同，企业所在行业的创新效应也不完全相同。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更加重视技术进步和研发投入，有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计算每个行业每年资本劳动比的中位数作为临界值，企业的资本劳动比高于行业的中位数则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反之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从表5列(7)—列(10)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型企业TPU*Post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TPU*Post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新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表5 不同贸易模式、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

(续上表)

3.企业所有制

根据企业的所有制，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外资和港澳台企业与民营企业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列(1)—列(6)。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总专利数量和发明专利数量，但没有给国有企业、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创新带来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在国内，国有企业具有政治优势，由于政府补贴等原因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影响较小。而大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生产活动，受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且外资企业对海外市场有较深的认识，能更好地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因此，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外资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较弱。相比上述两类企业，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风险规避意识，因此，出口目的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对这部分企业产生较大的刺激作用。

4.出口东盟与非出口东盟企业

鉴于那些向东盟市场出口的企业会更直接地受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和降低关税措施的影响，所以可以推测，降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对这部分企业产生更大程度的影响。对是否出口东盟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6列(7)—列(10)所示，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使出口东盟的企业有更显著的创新产出提高。

表6 不同所有制类型、是否出口东盟的企业的回归结果

(续上表)

此外，进一步考察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持续出口商和新出口商是否有异质性影响。因为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情况，为了使政策冲击2010年前后的期数相同，选取从2007年开始的数据。其中，持续出口商是从2007年起一直出口的企业，新出口商是从2010年开始出口的企业。表7的结果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持续出口商，尤其是持续出口东盟的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不仅仅是由于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表7 持续出口商与新出口商

(五)拓展：对专利质量的影响

既有文献普遍采用专利引用次数来表示企业专利质量(Hsu et al．，2014)［48］。然而，受数据可获取性影响，本文无法准确收集企业专利被引用次数的信息。因此，借鉴Aghion et al.(2005)［45］、Akcigit et al.(2016)［49］、张杰和郑文平(2018)［50］、陶锋等(2021)［51］的研究，使用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7)因为外观设计专利的IPC分类号体系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存在很大差异，并且外观设计专利的技术含量通常相对较低，无法展示专利研发过程中所运用的知识复杂程度，所以不考虑外观设计专利。文件中的IPC分类号计算专利的知识宽度，以此衡量创新活动的质量。

具体是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逻辑对IPC分类号的每个大组分类所占的比重进行加权(8)因为专利分类号在小组层面利用的知识信息基本一致，但在大组及以上层面有显著的差异。，得到专利质量的第一种计算方法为：

patentknowledgent，type=1-∑α2

(5)

其中，α是专利IPC分类号中各大组分类占比。patentknowledgent，type越大，说明不同大组层面的专利分类号有越大的差异，意味着企业研发该项专利涉及的知识范围越广，复杂性越高，质量也越高。再以企业所有专利知识宽度的均值或中位数作为企业层面的专利知识宽度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列(1)和列(2)。

同时参照李宏等(2021)［52］的研究，在大组层面上使用专利主分类号来计算企业专利知识宽度，得到专利质量的第二种衡量方法：

(6)

其中，Zimt是企业i第t年在m大组下的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Zit是企业i第t年在全部大组下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patentknowledgeit越大，说明企业专利的知识宽度越大，专利质量越高。回归结果见表8列(3)。

表8中核心解释变量TPU*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创新质量(9)对两种专利质量衡量方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8 专利质量的回归结果

五 机制分析

(一)市场扩张

一些文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会促进企业出口(Handley，2014［35］；Pierce和Schott，2016［2］；Handley和Limão，2017［3］)。出口促进国内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市场规模，有利于企业通过生产规模化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带来规模经济，提高企业创新的收益，从而促进企业创新(Aw et al.，2008［28］，2011［29］)。此外，随着出口增加，企业能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实现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因此会更愿意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提高产品质量。Dubois et al.(2015)［53］基于特定行业的研究表明，预期的市场规模对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因此，考虑企业向东盟的出口，对出口金额加1后取对数来衡量。表9列(1)结果表明，CAFTA正式成立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企业向东盟国家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

如果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仅仅是通过市场扩张效应影响创新，那么可以预期，当控制了企业的出口，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创新的促进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在表9列(2)和列(3)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专利影响的回归中，直接控制了企业向东盟的出口，以检验出口增长是否能够完全解释创新的提高。但TPU*Post的系数仍然显著，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并不仅仅反映了出口市场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还存在其他途径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

(二)创新要素的投入

创新是通过不同类型的投入来实现。基于数据可得性，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创新投入。

首先，资本密集度可以作为技术的替代衡量标准(Bernard et al.，2006)［54］。因此，在表9列(4)中考虑企业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10)采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结果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次，考虑企业进口的先进机器设备，采用进口的资本品(11)根据广义经济分类(BEC)标准，将企业进口的产品划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类。资本品主要包括机器设备(BEC 代码为41、521)，中间品包括投入生产的初级品(111、21、31)、半成品(121、22、322)和零部件(42、53)。本文对样本期内出口企业HS6 位码产品，使用相应年份的BEC-HS对应表，识别出企业进口中的资本品。来衡量。表9列(5)结果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使企业进口更多的资本品(机器设备)，支持了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出口企业的创新投入这一机制。

表9 机制分析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成立为例，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有利于出口企业创新，促进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质量。其中，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混合贸易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向东盟出口企业的创新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在机制分析方面，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规模，还促使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

本文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并且为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创新驱动增长的目标提供了一定参考。当前，贸易摩擦、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进程以及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非预期冲击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和建设自由贸易区有助于减少贸易伙伴国在贸易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并且有利于提升出口企业的创新水平和质量。因此，对我国而言，要巩固多年来对外开放的成果，应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合作相结合，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大力度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等谈判进程，积极参与CPTPP谈判，同时继续加快推进 CAFTA 等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版打造，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从而降低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