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与城市出口规模——基于中国2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郑小碧 钱家悦 张友丰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近年来双边贸易摩擦等的多重冲击下，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压力明显，加上以往的低端劳动力比较优势基础已经面临枯竭(郭周明和张晓磊，2019)［1］，中国需要谋求适应当今国际形势的新优势。党中央依据中国现实发展条件与国际客观形势，做出了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认为传统外贸公司、跨境电子商务公司等贸易中介的发展将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推动力。Defever et al.(2020)［2］的研究证实了贸易中介机构在跨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发现贸易中介通过为出口企业提供销售渠道，推动更多企业进行尝试性出口。另外，贸易中介通过范围经济实现固定成本分摊(铁瑛和刘逸群，2021)［3］，可以减少贸易产品的目标市场进入障碍，降低企业出口生产率门槛(Ellis，2009)［4］，进而促进出口企业数量与贸易规模的增加。

在诸多企业开始选择委托贸易中介等间接出口模式开展国际贸易之际，贸易中介也逐渐在特定经济空间形成集聚现象(杜群阳和郑小碧，2015)［5］。这些贸易中介不再是零星分散的存在，他们依托专业化市场、产业集聚、政策扶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条件形成空间集聚趋势，并借助商业网络创造出口渠道成本优势，进一步增加贸易活动开展的广度与深度。学术界早在2010年就开始探索研究贸易中介，但直到如今仍大多局限于贸易中介与经济问题的平面关系探讨，仅有少数文献关注贸易中介在特定经济空间的集聚现象。郑小碧(2019)［6］在以往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尝试从数据层面实证分析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现象，认为其沟通外溢性是推动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加的重要路径；刘晴和张盼盼(2022)［7］则从贸易中介集聚的视角解释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升级的影响。除此以外，几乎不存在另外关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立体化现象研究，因此，这一领域仍存在广阔的探索空间。本文试图探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期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建议。可能的贡献为：(1)从空间集聚视角切入，探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我国城市出口规模的非线性影响，丰富贸易中介与开放型经济的相关研究；(2)以往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企业、产品等微观层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与城市层级面板数据，从中观、微观层面细化研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出口规模的差异化影响；(3)探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影响城市出口的成本降低、市场创造及沟通外溢作用机理。

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方面，贸易中介一般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等多种形式与企业高频高效地沟通(Koenig et al.，2010［8］；郑小碧，2019［6］)，有效整合多方资源，产生规模经济以获取针对国际市场的议价优势，产生范围经济以实现固定成本分摊(郑小碧，2016［9］；铁瑛和刘逸群，2021［3］)，进而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有利于当地出口规模与企业实际利润的增长；另一方面，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有利于信息外溢，彼此间的交流使得优质的销售渠道信息更为透明，因此，资本的趋利性使得出口商品过度流入的饱和市场出现，进而倒逼贸易中介为企业生产开拓新市场，释放国内大量生产潜能(Ellis，2009)［4］。随后，Schroder et al.(2015)［10］发现贸易中介的出口规模大小与目标市场的准入难易程度存在相关性。除此之外，贸易中介机构的集聚型嵌入还有利于当地企业获得国际前沿技术与市场需求信息，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推动企业相互模仿和生产技术创新，形成产业内的良性竞争，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进而跨过出口企业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以实现产品出口，促进出口企业数量和出口二元边际增长(郑小碧，2019)［6］。

但是由于集聚成本的存在，空间集聚的正向效应不一定能够持续(李晓萍等，2015)［11］。随着贸易中介空间集聚规模效应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该行业，使得贸易中介市场趋于饱和，隐含过度集聚危机，过度竞争的负面效应随之产生，造成资源的无序配置。贸易中介服务供给的相对过剩会使得其可获得出口产品的种类规模减少，对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被迫削弱，规模报酬效应降低，同时，集聚引起的企业租金上涨、交通成本增加等拥挤效应也会逐渐显现(李晓萍等，2015)［11］。当负向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的进一步增加反倒会限制城市出口规模的增长，甚至引发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倒退。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与一国城市出口规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增加，其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的主导地位发生变化，出口规模可能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般假定企业进行直接出口，即与国际市场的最终消费者直接对接交付贸易品，忽略了贸易中介的作用。但在现实中，企业出口会受到国际市场进入、贸易运输渠道等条件限制，基于减少贸易成本等方面的考量，众多企业会选择贸易中介进行间接出口。根据Melitz提出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在研究开放型经济和企业出口规模问题时可以进一步考察企业出口模式选择上存在的异质性，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可能会对选择不同出口模式的企业产生不同影响。

相对于直接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的企业将直接受到贸易中介的影响。一方面，贸易中介会引起生产销售产业链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其在经济空间上的集聚会促进贸易中间商之间良性的业务竞争，以更低的贸易成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渠道和国际市场信息(Feenstra和Hanson，2004)［12］，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创造效应降低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生产率门槛，使更多原本无法出口的企业有机会进行国际贸易，通过贸易中介进行间接出口的企业数量和规模都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贸易中介受行业壁垒和距离的限制较少，其空间集聚能够发挥沟通外溢效应，通过知识、技术的溢出，辐射带动贸易中介集聚区周边各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共同促进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增长(郑小碧，2019)［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贸易中介在特定经济空间上的集聚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规模存在异质性影响，其能够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市场创造效应与沟通外溢效应等促进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增长。

图1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的影响机制

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一直在调整变化，中心城市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规模层级较大的中心城市的交易网络规模较大，国际贸易市场和出口体系较为发达；同时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完备，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快(柯善咨和赵曜，2014)［13］。而且由于大城市往往是政策的先行试验田，优先享受国家针对国际贸易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政府运行机制相对更透明、运行效率更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政策落实更到位(陈瑾等，2019)［14］。因此，中心城市是我国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增长极和试验田，其对生产型产业和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能力都非常强，能够通过交易网络规模、完整的关联产业链、高效的政府运行机制等更好地发挥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的正向效应。而规模较小城市的产业空间布局往往呈现较为初级和简单的状态，对贸易中介的集聚吸引力相对较弱，虽然不排除个别中小城市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市场优势实现高水平贸易中介集聚，但大多数中小城市在没有资源禀赋与生产企业集群的加成下，其贸易中介产业集聚的形成存在一定难度(柯善咨和赵曜，2014)［13］，而相应地，城市出口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在城市规模较小、产业集群基数较小的条件下也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层级的限制，城市规模越大，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一)模型构建

构建如下模型检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与城市出口规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假定：

lnEXit=β0+β1lnAGGit+β2lnAGGit2+σXit+γi+εt+μit

(1)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时期；EXit为i城市t时期的出口规模水平；AGGit表示i城市t时期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水平，并通过引入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的二次项来识别其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袁冬梅和李恒辉，2021)［15］；Xit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体量、金融发展水平、利用外资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交通通达度；γ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ε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μit是随机扰动项。

构建如下模型进一步考察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

lnEXit=β0+β1lnAGGit+β2lnAGGit2+β3lnAGG*Mit+σXit+γi+εt+μit

(2)

其中，lnAGG*Mit表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与成本降低、市场创造和沟通外溢等效应的交互项，其他变量与前述一致。

(二)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将城市出口规模(EX)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每年直接出口企业与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总额来衡量。考虑到选择不同出口模式企业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还采用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额(JEX)与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额(ZEX)分别进行回归。

2.核心解释变量。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程度(AGG)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Holmes和Stevens(2002)［16］的研究方法，采用区位熵指数来测度，公式如下：

(3)

其中，AGGit为t时期i城市贸易中介行业的区位熵指数，Qit为t时期i城市贸易中介行业的就业人数，∑Qit为t时期i城市所有行业的就业人数。Qt为t时期全部城市贸易中介行业的就业人数，∑Qt为t时期全部城市所有行业的就业人数。贸易中介行业的区位熵指数越大，说明该城市贸易中介的集聚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3.控制变量。借鉴袁冬梅和李恒辉(2021)［15］、刘慧和綦建红(2018)［17］等的研究，选择控制变量包括：(1)经济体量(GDP)，用城市生产总值GDP表示。城市对外贸易发展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良好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之上，因此，经济体量差别会导致城市出口规模差异。(2)金融发展水平(FD)，用城市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表示。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提升整座城市的资金融通效率，满足企业发展资金需求，优化出口部门间资金配置，从而增强城市整体贸易开放水平。(3)利用外资水平(FDI)，用城市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表示。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城市出口贸易发展水平与外资利用息息相关。FDI不仅可以增加城市资本存量，还可以通过品牌和技术溢出等效应影响城市出口规模。(4)政府干预程度(GOV)，以城市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政府干预会对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空间是影响城市出口规模与国际参与度的重要因素。(5)交通条件(ROAD)，用道路密度即城市道路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重表示。城市发达的交通系统可以促进物流等关联产业的发展，有效提升进出口效率，从而促进开放型经济增长。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公报。根据研究需要，利用匹配法筛选出各城市的贸易中介与出口企业。首先，按照一般的会计原则，删除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产值、出口交货值、职工数等变量为负以及企业注册号码缺失的样本观测值，并将不存在出口的纯内销企业剔除。其次，将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产品层级数据按照企业层级进行出口规模等变量的统计。最后，参考郑小碧(2019)［6］的处理方法，根据企业名称、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和法人代表等四方面信息对上述两个数据库数据进行匹配，匹配成功的出口企业为直接出口企业；仅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的出口企业为间接出口企业；而仅在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中存在的即为贸易中介。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包含所有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其统计口径小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本文在此匹配结果基础上，参考刘慧和綦建红(2018)［17］的方法，将贸易中介中规模较小且不含“贸易”“进出口”等字样的企业剔除，得到最终的贸易中介筛选结果。

为研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需要测算贸易中介在中国各城市的空间集聚程度和异质性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公报数据，为保持数据的统一，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拉萨、三沙等城市，选取2007—2013年中国2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估计样本，对个别城市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上述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并通过更改衡量指标、样本选择、进一步考虑内生性问题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对不同出口模式企业进行分组研究，探究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作用机理，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一)基准回归分析

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异方差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列(1)表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有利于企业出口规模的增长。列(2)则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二次项，二次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一次项系数仍为正，表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验证了假设1。列(3)—列(7)逐渐加入城市经济体量、金融发展水平、利用外资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交通条件等变量，结果显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一次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二次项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增加并不影响核心变量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再次说明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

表2 基于全部样本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续上表)

根据模型(1)，β1+2β2lnAGG=0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拐点公式，将列(7)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代入，可求得拐点值为1.98。该结果表明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初期，空间集聚程度的增加有助于城市出口规模的提高，而当其集聚程度高于临界点1.98之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对城市出口规模增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衡量指标

本文根据各城市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衡量城市出口规模重新回归，结果如表3列(1)所示。同时区别于根据贸易中介就业人数与全国各行业就业人数测算的区位熵，本文根据所在城市贸易中介数量表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程度重新回归，结果如表3列(2)所示。总体而言，在替换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的过程中，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都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2.调整样本

由于样本城市中有4个直辖市，其人口、经济规模、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都与其他城市存在较大差异，为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偏误，本文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的样本剔除重新回归，结果如表3列(3)所示。此外，由于使用的数据年份包括2008年，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数据会存在较大的异常波动，因此剔除2008年的样本后重新估计，结果如表3列(4)所示，各核心变量的系数符号保持不变，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3.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将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5)所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依然存在“倒U型”影响。另外，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3列(6)所示，工具变量F值大于10，模型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且AGG的一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续上表)

(三)基于出口企业异质性的检验

表4列(1)和列(3)分别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间接出口企业和直接出口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4)为控制年份、城市固定效应之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间接出口企业与直接出口企业出口规模差异化影响的回归结果。在考虑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异质性的基础上，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间接出口企业和直接出口企业出口规模均会产生“倒U型”影响。

表4 出口企业异质性讨论：不同出口模式企业的分样本回归

(续上表)

进一步观察列(2)和列(4)结果可以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间接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对直接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而在直接出口企业中，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二次项系数不再显著，再次说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不同出口模式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间接出口企业而言，贸易中介集聚推动生产销售链的专业化分工，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出口渠道，促进交易效率提升，有效降低企业贸易成本，使更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有利于企业出口规模的增加，进而促进城市开放型经济水平提升；而对直接出口企业而言，也会受到贸易中介集聚溢出效应的间接作用，其出口规模在间接辐射带动下稳步增长，但自然不如通过贸易中介产生的直接效应影响大。

(四)作用机制识别

上文理论分析指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可能通过成本降低、市场创造和沟通外溢等方式影响城市的出口。参考铁瑛和刘逸群(2021)［3］识别作用机制的方法，分别引入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与企业贸易成本、市场创造、信息溢出的交互项来考察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机制，而基于前述企业异质性可能的考虑，根据企业不同出口模式选择情况分类识别上述三种作用机制。

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考虑到贸易成本难以直接测度，分别将匹配后的直接出口企业与间接出口企业的营销等贸易相关费用进行加总，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列(1)和列(2)结果显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在促进企业出口过程中普遍会受到贸易成本的影响，且对通过贸易中介实现间接出口的企业而言作用相对更显著。其次，用出口目的国数量的增长来表示市场创造。列(3)和列(4)结果显示，对于间接出口企业而言，出口目的国数量越多，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张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由于直接出口企业对贸易中介的依赖度较小，可以发现该市场创造机制对直接出口企业的作用显著性也相对较小。而对信息溢出的衡量，本文用贸易双方的地理距离作为代理变量来反映不同地区贸易双方的沟通难度，一般而言，地理距离越大，贸易双方沟通的难度越大。列(5)和列(6)结果表明，在贸易双方沟通难度较大时，贸易中介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空间集聚通过沟通外溢效应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也就更为明显，但其对不同出口模式企业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综上，假设2得到验证。

(续上表)

五 基于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进一步研究

根据2014年国家颁布的城市规模分类标准，基于人口规模，将样本中2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分为小城市、中等城市、II型大城市、I型大城市四个类别。表6为中国不同规模层级城市在2007年、2010年和2013年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平均水平测算结果。结果显示：2007年I型大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平均水平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平均水平也越来越高。随着时间推移，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平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就增速而言，小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增长最慢。与此同时，由于中等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增速逐渐提高，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于2010年之后反超II型大城市。根据前文回归结果，我国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影响城市出口规模的拐点为1.98，结合表6我国各城市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程度可知，我国各规模层级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平均水平远低于拐点，尚处于倒U型中正向效应占主导地位的上升阶段，因此，我国仍应不遗余力地推进贸易中介产业集聚，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表6 中国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

在对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后，继续控制其他变量和年份、城市固定效应，根据不同规模层级城市来分类研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列(1)—列(4)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一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全为负且基本显著，这表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我国城市出口规模的确存在“倒U型”作用。进一步，计算出不同规模层级城市回归结果下的拐点，并与表6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相比较，发现当前各规模层级城市的贸易中介空间集聚水平都未达到拐点，再次证明我国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还处于上行发展阶段。列(1)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一次项系数远小于其它三列，且其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表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小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较其它三类规模层级的城市要小。从列(4)结果可以看出，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规模层级较大城市出口规模的促进效应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大城市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通达的交通与透明高效的政府运行使集聚的正向效应发挥更显著的作用(Akhter和Beno，2011)［18］，说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作用会受到城市规模层级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假设3得到验证。

表7 基于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分析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结合城市层级面板数据，考察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我国城市出口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城市层级与企业异质性视角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第一，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我国城市出口规模呈“倒U型”影响，而当前我国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程度仍处在较低水平，位于正向效应占主导地位的上行发展阶段，尚未达到倒U型拐点。第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不同出口模式企业的出口规模存在异质性影响。其能够通过沟通外溢效应的辐射带动，共同促进直接出口企业与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增长；而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创造效应实现的出口规模增长在间接出口企业更显著。第三，城市规模层级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影响城市出口规模中起到关键作用，相对而言，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大中型城市出口规模的正向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由上述结论得到的政策启示为：首先，政府应激励引进和培育贸易中介，依托于专业化市场，规划相关孵化园区吸引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更好地发挥其成本降低、市场创造与沟通外溢效应，以促进城市出口规模增长。其次，不同发展基础城市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与先决市场、产业等发展条件，有的放矢推进对外经贸相关产业链专业化分工与升级，以有效发挥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对开放型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对于关联产业链完整、交易网络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中心城市，应不断引导企业从生产销售多环节的“大包大揽”到分工细化后的“轻装上阵”，促进贸易中介集聚性发展，成为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示范试点与最活跃的增长极。对于关联产业链相对简单、交易网络规模较小的中小型城市，应在促进基础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强与大中型中心城市的对接，借助其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协调城市与区域发展，全面促进开放型经济增长。总而言之，各级政府在制定未来发展规划时，应结合城市产业分布和实际需求，有选择地配置与推动对口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通过降低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与成本，拓宽企业出口渠道，推动实现城市出口规模增长及进一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