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科技面临转型

“第九次科技会议”提出科技转型

2012年12月17日，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一连两日，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所谓“第九次全国科学技术会议”，由江宜桦主持开幕仪式，参加人员包括“国科会”主任委员朱敬一、中央研究院翁启惠院长、行政主管部门相关部会正副官员、岛内各大专院校校长、专家学者与产业界重要人士等约400余人参加。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参加了本次会议并致词，表示在台当局与民间持续努力下，2011年台湾研发经费占岛内GDP为3.02%，提前一年达到他所承诺的政策目标，但不能以此自满，希望台湾科技管理团队继续在有限资源下，整合产官学研各界的研发能量并引导民间扩张研发投入。马英九进一步强调，在目前岛内经济衰退、产业发展模式改变、国际人才竞逐以及地球环境变迁等大背景下，科技发展的角色尤其显得重要，他期许本次会议要汇集岛内外各界科技专家与社会精英的智慧，对未来台湾在科技、产业与社会转型上提出策略性规划。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江宜桦也在会上指出，尽管台湾科技发展成果备受国际肯定，但仍然无可避免地面临转型的时刻，并列举台湾当前亟待克服的挑战，包括人才资源的国际竞争、学研能量与产业需求的链结不够、缺乏知识产权（台湾称“智慧财产”）策略布局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对于本次会议中，台湾“国科会”提出的7项关键议题，江宜桦也表示肯定，要求台当局各部门以认真、热忱的态度，诚实地面对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带动台湾的产业与社会共同度过景气低谷，透过科技、创新、人才的结合，带动台湾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新世代，促进台湾整体发展。

按照以往台湾科技政策制定的“固定流程”，所谓“全国科学技术会议”通常每4年举行一次，特殊情况例外，目的是针对岛内科技发展的现况、挑战与愿景提出具体建议并进行研讨，达成政策议题共识，再经“行政院科技顾问会议”、“产业科技策略会议”及“科技会报”的中短期科技政策研拟成具体政策后，交由科技行政组织和执行机构去推动落实，并定期对科技政策的执行绩效进行评估与考核。

但这次会议不同于以往的是，不再由台湾“国科会”组合各部会的施政计划，擘划未来4年科学技术发展计画的蓝图，而是以由台湾中研院7位院士（翁启惠、、胡正明、朱敬一、王佑曾、陈建仁、刘兆汉和管中闵），结合“国研院”（全称“国家实验研究院”）、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工研院、台湾清华大学和台湾大学等研究团队，预先检视岛内科技发展现况，提出台湾科技转型的7项关键议题，包括：如何维系台湾的学研地位？如何解决台湾资讯科技产业的困境？如何思考台湾知识产权布局？如何衔接上游学研与下游产业？如何推动由上而下的目标导向型科技计划？如何维系台湾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如何面对台湾的科技人才危机？通过产官学界参与讨论，提出解决七大困境的行动方案。

其中，由“国科会”副主委牟中原所做的《台湾科学技术发展现况与检讨》议题报告中指出：目前国际评比显示台湾仍保有长期发展的优秀竞争体质，但也存在科技发展的数项隐忧，包括学术研究成果评鉴过度重视论文发表、产学合作缺乏诱因、智财布局不足、政府科研投入与产业需求有落差、创投环境不够活络、人才供需失衡、永续发展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应用等。牟中原因此提出以人文关怀为本的科技发展新思维，希望台湾科技发展在追求知识探索之外，还能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做出贡献；同时强调时机稍纵即逝，台湾应该急起直追。

台湾中研院院长翁启惠在所做的《如何提升台湾的学研地位》议题报告时表示：过往的学术评鉴过于狭隘及单一化、补助政策与机制缺乏整体规划策略、产学合作忽略利益冲突配套的措施。翁启惠建议，建立政府层级的绩效评估指导原则，整体规划不同层级的学术研究成果评鉴体系。他同时强调，台当局对学术研究地位提升的构思是以提升台湾全民福祉为依归，重视引导科研计划提升的指标，但不可忽略对社会贡献的最终目标，期许学术界将成果转为对当地经济的帮助。

知识产权无法与产业衔接

在“第九次科技会议”召开期间，“国科会”主委朱敬一高调指出：台湾每年花费超过3000亿新台币资金投入研发领域，人均专利数量在世界位居第一，总量在全球位居第五；然而政府、学校和企业大举烧钱搞研发的结果，却换来每年必须再付出1000多亿元新台币的专利金，向外国购买专利，超过了一整年的政府科研预算。

以2011年为例，台湾扣掉专利收入后，净付给国外专利权、商标的使用费高达58亿美元，相当1700亿台币。“国科会”一年科技预算才1000亿新台币，政府加企业的科技总支出不过3000亿新台币，付给国外的专利费已超过总支出的一半。有这么多专利，每年还必须付专利费，并被别人追着打专利诉讼官司，不少厂商在“专利大战”中陷入困境，有业者遭跨国公司告侵权，还有一些企业的主管因专利官司到外国去坐牢，这表示台湾的专利布局非常差，知识产权无法与产业衔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是台湾投入科研的经费不及国际水准？还是资源配置出了问题？

连岛内投入研发经费最多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也认为，每年50多亿美金的知识产权逆差还会继续扩大，因为国外大企业早已经布好专利“地雷阵”，足够来阻碍我们的创业和创新，是台湾产业毛利低的重要原因，而台湾还看不到采取了什么措施；台积电做LED已经一年多了，现在还在想办法熟悉海外公司布的“地雷”。他建议台湾产业应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发展；台湾科技产业发展已到关键时刻，该怎么找到一条安全走出去的路，攸关转型成败。

“国科会”副主委牟中原指出，台湾厂商不仅碰到知识产权困难，还面临国外（如韩国）厂商在半导体、显示器、智慧型手持装置的威胁，说明台湾必须通过策略性的知识产权布局，才能确保产业竞争力。牟中原认为，目前当局投入的科技研究和产业需求有落差，创新、基础人才都不足，中段人力却过剩；创业投资的环境也不够活络。他提到，许多人怀念李国鼎主导台湾科技的时代，其实现在台湾的科技实力和人力素质都比那时好。科技投资有最恒久效果，要有远见与策略，才能打造“创新希望之岛”。

事实上，台湾科技业早年以代工为主，在外销市场闯出一片天，写下台湾经济奇迹，但过去依赖客户市场、订单的结果，所谓的研发多数只是制造技术的改善，对于原创性、创新式的专利明显不足，导致知识产权逆差越扩越大，样样得付专利使用费的结果，形成台湾高科技产业毛利低的重要原因。

面对焦急的厂商，台湾“智慧财产局”局长王美花表示：未来将推动培育产业专利技术人才，因为光有产业知识还不够，还必须整合专利概念、专利检索或外语能力，“如何把创新技术化为文字，写成专利权，也是一门大学问”。

但现实是，“智慧财产局”两年前才开始着手进行“专利诉讼趋势分析”，每年针对一项台湾关键产业或技术，挑出个案分析、技术产生争议原因、海外诉讼制度介绍，提供业界实务参考价值。

台湾产业界长年面对竞争对手不时祭出专利纠纷，传统的代工模式已经步入困境，除了要支付大笔的授权金，面对国外大企业长年累月布下的专利“地雷”，一方面要给专利费，又怕遇到拦路虎，岛内企业想要走出去，已经举步维艰。台当局此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要急起直追，恐怕为时已晚。

朱敬一在会议中，针对知识产权布局提出几大措施，包括“防守性地雷布阵”，以知识产权专利建立“防火墙”，让国外大企业非得踏进来、付给台湾专利使用费，并培训专利工程师，设立知识产权公司，协助台湾厂商对侵权者提起诉讼。

另一大措施是在产业层面策略布局，推动技术研发、策略性集资购买知识产权；还有高风险早期投资、偶发性创意投资、全民知识产权环境等策略。朱敬一认为：要建立全民知识产权环境，加强知识产权教育，产业应创造自己的模式去对抗别人的模式。

清大材料工程系教授彭宗平就此评论说，目前台湾真正有用的专利恐怕不到百分之一，但却没有看到“盘点”这个关键字。他建议由管理顾问公司帮忙，整理各单位的专利。台湾政治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吴丰祥表示，台湾很早就想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但碰到各部会本位主义，“工业局”、“经济部技术处”、“教育部”甚至“国科会”权责不清，可能须更高层级的“行政院”来整合各部会。

台积电前技术长、中研院院士胡正明则指出：在知识产权布局上，台湾的资源分配过分强调新兴产业，却忽略支持经济的资通讯、机械、化工材料等产业，等于是“为了抓天上的新兴产业，把手上的大鸟放掉”，呼吁重新思考资源分配。

研发预算变成人事费用和学者升级筹码

岛内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虽然总体上台湾科研相关投入经费已不算低，但就官方所付出的科研预算来看，从开始的资源配置到资金运用，其实已经为这样的结果埋下了伏笔。例如根据2012年的预算，台当局投入的科研经费约1000亿元新台币，加上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奖励顶尖大学所编列的5年500亿元新台币计划，官方每年投入科研的经费早已超过1000亿元新台币。

事实上，近几年台当局财政吃紧，但官方投入的科研预算的确呈现一路增长。根据统计，近10年来，“国科会”科研预算增长幅度平均达33%，不仅高于其他部会，也远高于台当局整体总预算的增长幅度（约20%）。

错误一：沦为预算替代品

表面上看来，台湾科研经费投入金额已不输给发达国家水平，但其成效与实质对产业贡献上的落差相当大。台湾大学国发所教授刘静怡直指关键原因：目前科研预算有很大比例是拿来“养人”的，这些常态性的人事费用根本不该放在科研经费里。

根据统计，2012年台湾科技发展计划经费编列约941亿元新台币，除了占大宗的“国科会”、“经济部”、中研院、“卫生署”、“农委会”、“教育部”外，“国史馆”、“原委会”（全称“原住民族委员会”）、“体委会”（2013年1月改为“教育部体育署”）、“客委会”（全称“台湾客家委员会”）、“陆委会”、“侨委会”、“劳委会”、“新闻局”、“人事行政总处”、“法务部”甚至故宫博物院、“研考会”（全称“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公共工程委员会”等也都编列金额不等的科研预算。

其中，包括“原委会”、“体委会”、“客委会”、“陆委会”、“侨委会”、“人事行政总处”等六部会都是近年科研预算开始增加后才陆续加入分食大饼。而在2012年，连“保训会”（全称“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也加入分钱行列。

相对于上述各单位近年陆续增列科研预算，与产业关联度最高的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分配到的科研预算却一年比一年少，2009年时还有293亿元新台币预算，到2012年则已降至271亿元新台币。与产业关联度低的单位越编越多，核心的经济主管部门却越编越少，凸显台当局科研预算资源错置的根本问题，即科研经费早已沦为其他部会预算不足时的“救火队”。

台湾经济研究院三所所长林欣吾也提出批评：科研预算不是补贴，科研经费是要投资在对产业及生产力有贡献的事情上，不是救急救穷的费用！

错误二：沦为学者升级筹码

除了资源错置问题之外，科研经费的运用也必须检讨。以目前做法，取得大笔预算的“国科会”、“教育部”、中研院是把大多数经费投入在学术专题研究，换成一本本的论文，却无法成为产业实战当中的资源。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国科会”评估经费发放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流于表面。近年来，台湾学者或教授要向“国科会”申请科研经费，前提必须是在国际论文期刊上的曝光度够高，这样的KPI造成许多学者把写论文上国际期刊当作研究目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只要有足够的曝光度就能够申请到研究经费，而这些经费用来写论文维持曝光度，才能继续申请。

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现任“国研院”院长陈良基，用数据证明当科研经费沦为写论文上国际期刊的资源，造成的后果就是台湾科研成果和产业连结度太低。他指出：从近年岛内各大学育成中心知识产权收入及新创公司数量两个指标来看，就能清楚看见台湾科研预算虚掷的结果。

根据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大专院校产学合作绩效评估调查显示，2009年台当局资助公立大学的研发经费高达268亿元新台币，当年所创造的知识产权总收入才3亿元新台币，投报率仅为1.02%，远落后于美国的6.7%。至于新创公司数量部分，2009年进驻或末进驻各大学育成中心的含有技术转让的新创公司共39家，这与2008年美国各大学孕育有技术授权的新公司达595家相比，足以凸显台湾科研成果与产业链脱钩。

为改善现状，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已初步确定科研预算运用的调整方向，即未来提出申请的计划，若能够做完整的专利布局规划，将优先处理。林欣吾认为：这一调整方向是正确的，但就像台当局长期以来许多产业升级转型计划一样，最怕的就是空有口号，没有执行。为重建岛内知识产权布局，台湾科研经费究竟该怎么重新配置与运用，其实需要更宏观的全盘调整。

人才流失和断层相当严重

“国科会”主委朱敬一在会议上特别锁定台湾的人才流失和断层病症，邀请产官学界一起为人才把脉会诊。

最近台湾科研和学术人才频频被海外重金挖角，如政治大学这几年就至少有5名教授跳槽前往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巫和懋、朱家祥也早就到北大任职，中研院还曾经一口气有4名研究员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因为薪水是台湾的4倍。

不久前，台湾工研院也有一名年薪150万元新台币的部门经理被大陆企业以700万元新台币挖走。目前中国大陆有30多个省设立了类似台湾工研院的研究机构，将台湾工研院的所长挖去当院长、组长当经理，薪水数字直接从新台币变人民币。

原因一：薪资低，留不住高级人才

岛内人才流失问题严重，主要原因是薪资较低，特别是高等学校，教授的薪资最高仅10万元新台币，远低于日本的24万院、香港的26万元及韩国的44万元。大学教授一生薪资所得还不如小学老师。台湾小学老师以最高薪资加一次退休金，一生薪资达4600万元新台币；高中老师也有4300万元新台币；但在大学若从30岁开始当教授，一生最多赚4200万元新台币；如果35岁才入行，则只有3500万元新台币。

台湾的大学教授和政府支持的研发单位不仅薪水被绑得紧紧的，还老是被冠上“肥猫”的恶名。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海啸后，“肥猫论”开始在台湾盛行，金融机构主管薪酬很高，社会上于是将薪酬很高的人都看成是“肥猫”，形成一股平均主义的风气，导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不敢给优秀科学家发高薪，例如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休斯顿分校医学教授兼医学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及血管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等重要职位的台湾著名医学专家伍焜玉被聘任为“国卫院”（全称“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后，岛内便有人质疑他拿高薪，说他是“肥猫”，殊不知他在美国的收入是现在的上百倍。

过去台湾“行政院”有个法令，规定法人科研机构主管，例如工研院或“国卫院”的院长薪水不能超过“国科会”主委，副院长及其他主管薪水不能超过副主委，否则必须写签呈，报“行政院”核准特批。结果往往好不容易找到著名科学家愿意放弃海外工作返台服务，但一算能付给他的薪水仅相当于他原先的收入“打对折、打对折、再打对折”，回台愿望自然降低，这也让台湾许多科研机构找不到优秀人才但任高级主管。

再如前不久，台当局推动设立生技创投基金TMF，邀请国际知名医疗器材创投基金The Vertical Group唯一华裔执行合伙人张有德来领导，资金由台当局负担40%，民间筹措60%，预计募资50亿元新台币。但社会充斥不少名嘴和舆论却质疑张有德凭什么，怀疑他从中图利。

原因二：怕吃苦，年轻人不愿留学

种种原因，造成台湾若要从国际招揽人才很困难，因此必须培育自己的人才。然而近年台湾年轻人愿意到海外留学的越来越少了。例如台当局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蒋伟宁到美国加州时发现，当地8所世界知名大学中，几乎看不到台湾留学生，30至40岁的年轻教授中很少有来自台湾的学者，美国许多大学的系主任和院长少见台湾人，反倒是中国大陆出身的教授越来越多，显示台湾“海外人才库”面临断层。

目前台湾学术的“海外人才库”还有多少“存货”？根据朱敬一的统计，如今在美国前十大名校服务、出身台湾的中研院院士有37人，但这些人普遍年龄层都是在60多岁，占了14个，70多岁也有10个；而一般认为精力最充沛的40几岁的人只有一个，即刚当选中研院院士、现任职于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的谢长泰。这个结果连朱敬一自己都惊呆了。

早年从台湾赴美留学的人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中研院两任院长李远哲和翁启惠等，都是在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但这些人都已年龄渐大。朱敬一忧心，再过几年这些人退休后，台湾的海外人才库就真的空了。如果政府再没有作为，未来“死状甚惨”。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是台湾竞争力的生死存亡关键。

台湾科学园区和高科技产业都是靠着当年台湾在海外的人才返台服务而发展起来的。但矛盾的是，高科技产业的工作机会及相对较高的待遇，吸引台湾年轻学子毕业后争相进入，愿意赴美留学的人反而少了。

台湾清华大学副校长叶铭泉表示，最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确实比较少看到台湾的年轻学者，这是一大隐忧。由于美国失业率高、没有健保等，台湾清华大学及交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自己估算外出留学不划算，不愿意去美国过苦日子，都希望留在岛内科学园区工作；但高科技公司真正高级的职位都是具有海外经验者担任，一路都在台湾求学的人受限于经历及语言，很难在国际化的公司被委以重任。台湾下一波产业需要更多具有海外经验和国际眼光的高级优秀人才，本土培育的年轻硕、博士难以承担大任，将会冲击未来台湾的竞争力。

原因三：外藉人才难就业

此外，台湾还有严重的排外观念，包括把外籍科技人才与普通劳工混为一谈，在居留、就业方面制定了许多不合常理的限制，唯恐外籍人才与岛内本地人抢工作“饭碗”。例如，一名中央大学的外籍教授，每两年更新居留证时都需要健检，其中比一般健检多出梅毒和肺结核两项，这根本就是羞辱！

曾经有人向“国科会”主委朱敬一反映，说设于“国防部”和“农委会”的P3级实验室（即生物安全第三级），台湾根本没有人懂得操作，但是印度却有不少专家。他们所需的薪水也不多，大概3万元新台币；却因为台当局对外籍人士的限制条件，无法引进这些人才。

当中最难突破的是外籍毕业生的就业条件严格、限制多。目前台湾每年大学毕业的外籍学生有3000人左右，根据“劳委会”的规定，批准办理居留证和就业证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有岛内企业愿意每月支付4.7万多元新台币的薪资。试想，在台湾大学毕业生平均初始月薪2万多元新台币的大环境下，怎么可能会有企业愿意支付这么高的薪资给外籍毕业生，这无非是树立起一道将他们拒之门外的高门槛而已，他们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自然会离开台湾（这还不包括大陆学生，因为台当局立法部门根本就不准许他们以任何理由毕业后在岛内从事任何工作）。

“国科会”提出改革方案

现年57岁的朱敬一，曾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43岁便当上中研院最年轻院士，专长以经济学、人口学著称，光在国际期刊就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学术成就备受瞩目。他多年来更常常在各大媒体专栏针砭时事，且择善固执，只要是认为对的事，一定坚持到底，留下敢怒直言的公众形象；“大炮”、“强势”、“霸气”，类似的形容词几乎与朱敬一形影不离。

此后，他历任过中研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行政院”主管科技的“政务委员”等职，相当熟悉台湾科技界生态，经常投书媒体抒发己见。2012年2月，因前任“国科会”主委李罗权突然辞职，朱敬一仓促接任。有媒体认为，目前台湾就是需要这种有理想、有所坚持且又有行动力的官员，才能和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拼个高下。

上任后，朱敬一并没改掉直来直往的作风，甚至公开表示，若“国科会”无法发挥功能，他就不继续坐这个位子。

表达改革决心的朱敬一，并非有勇无谋。以最爱争议且闹得沸沸扬扬的中科四期二林园区为例，他上任后，转型为精密机械园区拍板定案，面对反对声音，他坚决地说：“把我剁咸肉酱也不停工。”

去年8月中旬，在记者会上谈及这项任内最棘手的任务，朱敬一难得流露感性表示：“我不是为了做官来做官，我只希望台湾变好。”

此外，关乎台湾前景的科技产业该何去何从，也是当务之急。“国科会”预计2013年将升格为“科技部”，转型第一步是成立“科学技术发展咨议会”，去年8月上旬已进行第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针对三大主题进行讨论，包括衔接上游学术研究与下游产业、推动由上而下的科技计划、面对台湾的科技人才危机。此次召开的“第九次科技会议”上，朱敬一提出许多新政策构想，包括政府如何让种子基金系统化？工研院是否可参考德国佛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与大学更紧密结合？政府是否可以大计划延揽旅外华人第二代回台？经过集体讨论，预计在2013年4月底前，提出《人才培育白皮书》，为彻底解决台湾人才流失和断层问题提出具体对策。

例如，为了防止台湾留学人数一年比一年少，决定由台当局出钱出力，扩大公费留学。“国科会”已经和“教育部”、中研院协调好，从2013年起陆续编列1.5亿元新台币，提供116名学生公费到全球排名前30的顶尖学府和知名研究机构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

为了突破社会上“肥猫论”的假平等风气，朱敬一去年先是公布《研教与公务分轨体制改革建议书》，建议台湾各高校尽速实施弹薪制度，提高大学教授薪水；且由翁启惠出面，邀集岛内各界18位重要人物一起发表《人才宣言》，唤起社会对人才供需失衡的关注；还花了两个月时间，事先酝酿氛围，最终说服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法人机构薪资政策松绑，勉强止住血工研院等机构人才被挖角的问题；并居中协调“劳委会”，将外籍毕业生的就业薪资门槛调降至3.7万多元新台币，希望营造更友善的环境，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来台湾。

协助台湾科技产业转型

为了解决岛内高科技企业因为风险太大，对从事科学研究、申请专利没兴趣，朱敬一打算藉由台当局的力量，筹设种子基金，将风险分摊，协助岛内企业的专利产业化。

朱敬一还效仿美国半导体研究联盟的做法，努力努力促成台湾高科技企业“大联盟”，让岛内还拥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厂商合作。例如在下一代存储器领域，利用台积电的技术领先优势，与联电、日月光等半导体大厂一起合作，再加上学术界，共同研发产业所需的前瞻技术。

“小联盟”则是促成岛内科研院所的教授与多个关联企业开展产学合作，例如台湾著名文化创意企业法蓝瓷的老伴陈立恒曾很苦恼地说，他怎样都无法烧出想要的颜色，而台湾大学一名教授正好拥有相关技术，可以告诉他在怎样的温度下、利用什么材料，才能烧出想要的颜色。

“大联盟”是“经济部”为主，“国科会”为辅；“小联盟”则是“国科会”为主，“经济部”为辅。

此外，朱敬一还希望能在任内完成台湾知识产权布局、“国家型”科技计划的退场机制、修改“国科会”学术研究成果评鉴方式，以及因制度问题造成教授假发票报帐等科技转型问题。

朱敬一表示，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组”改组为“科技会报”制度后，许多人都反映这样一个对外咨询的平台消失，甚为可惜，也担心台湾与外界科技往来的联系中断。特别是为配合台湾“行政院”组织改造，“国科会”将转型为科技部，为了更完善科技部决策功能，特别在2012年4月，“国科会”正式成立科学技术发展咨议会，由中研院院长翁启惠担任首席咨议委员，召集人由“国科会”主委兼任，并邀请中研院院长或著名专家学者兼任首席委员，同时邀请声誉卓著、熟谙世界科技发展的专家学者担任咨议委员，未来将不定期开会，针对台湾科技发展关键议题所需提出建议，包括对台湾科技发展策略、重大科技研发计划及其他科技发展事项提供咨商。

咨议会三位海外委员包括：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机构总裁卡尔森（Curtis R. Carlson）、前加拿大国科会主委卡堤（Arthur Carty）、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生命科学系葛瑞森（Wilhelm Gruissem）；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宏碁创办人施振荣、资策会董事长史钦泰等作为产业界代表出席，他们都一致认同朱敬一的观点，即未来两年将是台湾科技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仅剩的“机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