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环境监管与工业绿色转型

张彦博 赵 亮 寇 坡

一 引言与文献述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8年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整体的23.47%，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长期粗放的工业发展模式不仅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积累下来的大量污染成为民生之患，而且也导致了落后产能的过剩以及严重的资源浪费，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背道而驰。工业既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又是自然资源的索取者，因此，进一步缩小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好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

工业绿色转型是指工业迈向“能源资源利用集约、污染物排放减少、工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是对传统“褐色”或“黑色”工业发展模式的否定(李平，2011)[1]。现有研究可归纳为工业绿色转型评价和动因两方面。学者们评价工业绿色转型主要运用三种方法：一是基于全要素理论，利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工业绿色转型升级。如岳鸿飞等(2017)[2]采用SBM-DDF方法测算了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表示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肖滢和卢丽文(2019)[3]利用全局Super-SBM模型从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两个视角测算了我国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发展效率的变化及差异。二是根据绿色转型的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对工业绿色转型进行评价。如Yang et al.(2013)[4]构建了包括工业增长、资源与环境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水平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六个方面的工业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孙丽文等(2017)[5]则从驱动力、压力、影响、状态、响应五个维度构建了工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三是代理指标法，如卢强等(2013)[6]基于脱钩理论，以工业资源消耗相对工业产值的弹性值评价工业绿色转型，认为当环境压力及资源消耗的强度慢于工业增长的强度，就意味着实现了两者的脱钩与工业绿色转型升级；谭卫华和舒银燕(2020)[7]则直接采用工业SO2排放量作为反映工业污染状况与工业绿色水平的代理指标。

关于工业绿色转型动因，学者们分别讨论了技术创新(岳鸿飞等，2017[2]；Russu, 2015[8])、规模效益和管理效率(Zhu et al.，2018)[9]、产业政策(Pichler et al.，2021)[10]、贸易开放(彭星和李斌，2015)[11]、外商直接投资(朱东波和任力，2017)[12]、金融发展(谭卫华和舒银燕，2020)[7]、OFDI逆向技术溢出(孙海波和刘忠璐，2019)[13]、环境税(于连超等，2019)[14]、公共服务(赵波等，2019)[15]、政府环境监管(朱东波，2020)[16]等因素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其中，政府环境监管作为最权威的外部推动力量，通过矫正企业的环境负外部性使得企业排污成本内部化，淘汰治污边际成本高、低生产率的企业(Galinato和Chouinard，2018)[17]；并促进形成潜在的绿色行业进入壁垒，导致行业内高污染型企业减少，清洁型企业增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郑加梅，2018)[18]；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强制性筛选、“淘污选清”的作用(H.Li和B.Li，2019)[19]，同时通过产业结构改善和生产效率提升，推动了工业绿色转型(邓慧慧和杨露鑫，2019)[20]。公众作为社会治理的另一重要主体，学者们对其的关注重点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曾婧婧和胡锦绣，2015[21]；周晓丽，2019[22])、传导机制(李子豪，2017)[23]以及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的构建方面(谌杨，2020)[24]，而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

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媒体作为重要的传递和获取信息的社会监督主体，是否会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却鲜有学者深入讨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的绿色治理功能。国外学者Mcleod et al.(1986)[25]调查分析发现，媒体的环境事件报道会引起大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且对企业管理层自愿提供环境披露年度报告决策产生影响 (Samani et al., 2021)[26]；媒体监督可以约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Yi，2018)[27]，进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Bynn和Oh, 2018)[28]。国内学者对媒体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发现媒体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其绿色治理作用：媒体关注可影响环境信息的披露，媒体报道使得企业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以降低舆论压力(季晓佳等，2019)[29]。媒体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关注促进了企业增大绿色投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王云等，2017[30]；张济建等，2016[31])，由于国有控股企业遵守环境规制程度对高管自身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国有控股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负面环境报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的作用会受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赵莉和张玲，2020)[32]，且会因宏观环境监管、中观市场竞争和微观内部控制而减弱(张玉明等，2021)[33]。此外，媒体关注与现金股利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杜金岷等，2019)[34]。

现有评价工业绿色转型的文献忽视了绿色转型投入及产出这一贯穿绿色转型整体价值链的关键性指标；且往往以单位产值的污染立案数来衡量环境监管，而忽略了地区污染控制技术对环境案件的影响。政府环境监管、媒体关注、公众参与均是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外部力量，三者在绿色治理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广泛思考。同时，外部治理主体所处区域环境的差异会影响各主体作用的发挥，即不同地区市场竞争程度、法制环境建设等会干扰当地媒体报道；各行政区域的财政分权也会加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而弱化环境监管效率。进一步，在现实环境监管体系中，政府、媒体与公众这三者是客观共存的，然而这些治理主体间会产生怎样的复合作用，现有文献并未给出相关结论。综上，本文将从生产转型、创新转型、排放转型和产业转型四个层面重新构建覆盖工业各个环节的绿色转型指标体系；引入地区环保技术来测算环境监管变量，以甄别单位产值立案数相近地区间环境监管程度的强弱；全面考虑企业外部的环境监督治理主体，将媒体关注、政府环境监管、公众参与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细致分析三者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及不同主体间的交互效应；另外，引入市场化水平、财政分权来刻画媒体关注和环境监管在区域异质性下，各自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对相关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为提升媒体的环境治理功能与政府环境监管制度的完善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持。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媒体关注、市场化水平与工业绿色转型

1.媒体关注与工业绿色转型

出于自身经营目标，媒体具有关注当地企业减排与转型的动机。一是媒体通过报道企业违规排污、绿色转型等社会热点话题可吸引大众关注，提高媒体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众形象，从而增加媒体企业的品牌价值。二是考虑利润来源，媒体关注的主要成本是媒体员工访问企业或当地群众的支出和新闻发布成本，而媒体对企业偷排漏排等违规行为的报道，会增加媒体在网站浏览、报刊订阅等方面的收入。

媒体关注可干扰企业声誉、吸引监管机构介入从而影响企业的绿色转型。McCombs和Shaw的“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体报道可以产生“盯住效应”，即被媒体所报道的企业会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媒体曝光企业污染行为会对企业造成社会声誉的损失(Luo et al., 2019)[35]，产品销售收入降低，还可能出现使同行竞争者受益的溢出效应，从而使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雪上加霜。而企业环保技术创新、开展环保项目等情况被媒体报道时，会提高企业的声誉，树立产品口碑，提升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此外，媒体将企业排污等隐蔽信息传播给公众及政府监管部门，为平息社会舆论，政府会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并不断完善环保监管体系。综上所述，媒体关注形成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可对企业绿色生产、环保研发、能源消耗等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因此提出假说1。

假说1：媒体关注可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进程。

2．市场化水平对媒体关注效果的影响

媒体发挥环境治理功能需要依赖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体释放的信息存在偏误的可能性，这种偏误可能是媒体行业内部竞争所导致(Germano，2009)[36]，也可能是由于政府对媒体自由报道的干预，但是这些因素带来的偏误会随着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而削弱。这是因为：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各行业市场相对成熟，包括媒体等行业竞争激烈，将有利于媒体行业的规模化发展，降低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的经济成本。同时由于媒体行业的高竞争性，如果媒体报道内容失真，不仅使其公信力丧失，市场份额也会被竞争者抢夺，因此，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从信息获取和偏差报道的成本考虑，都会减弱媒体行业竞争带来的报道偏误。

我国以政绩考核为目标的官员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更注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生态保护，存在环境监管失灵。政府出于保护地方企业、个人晋升、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干预媒体报道，降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舆论压力。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弱，可以更好地发挥媒体报道的独立性、客观性与真实性作用。此外，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法制体系也相对完善，环保NGO与法律服务等中介组织较为规范，这将有利于提升媒体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监督力度。同时，媒体曝光企业环保违规行为会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媒体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因此，提出假说2。

假说2：市场化水平会增强媒体关注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

(二)环境监管、财政分权与工业绿色转型

1.环境监管与工业绿色转型

环境监管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环境监管通过环保立案与高额罚款使企业污染行为的边际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排污风险提高，从而强制性扭转企业投资偏好，促进企业通过提高生产工艺、调整产业配置、优化要素投入等，消化企业增加的治污减排成本。环境监管也影响了消费者的绿色偏好，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从产品端引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可见，环境监管强度的提高对产业具有强烈的“筛选”作用，从而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因此，提出假说3。

假说3：环境监管强度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2.财政分权对环境监管效果的影响

财政分权不利于环境监管发挥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外部治理作用。这是因为：首先，地方政府的目标可能是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分权会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产生“竞争到底”现象，即财政分权加重地方政府为留住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和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而主动放宽环保标准的趋势，从而不利于企业绿色转型。其次，居民在根据自身偏好选择自由流动的假设下，央地分权能够达到公共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和最佳资源配置。即在“用脚投票”的前提下，财政分权有利于环境监管。但是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居民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流动，不存在“用脚投票”的外部环境特征(伍格致和游达明，2019)[37]，因此不满足财政分权有利于环境监管的条件。再次，中国环境监管体系具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信息不对称与财政分权的存在会使地方政府出于“机会主义”而与污染企业合谋，从而弱化环境监管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假说4。

假说4：财政分权会抑制环境监管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

(三)公众参与与工业绿色转型

公众对企业排污恶化生存环境有天然的危机意识。在水资源安全方面，人们对河湖水质、渔业水质的安全性高度敏感，尤其对饮用水安全的敏感性更高；固体废弃物中的废渣废料释放异味、毒性或放射性，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环境与身体健康，因此公众高度关注其排放量、排放地点及处置方式；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公众长期饱受雾霾侵扰，对空气质量也异常关注。可见，出于对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危害自身健康的担忧，公众具有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天然动机。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路径来看，公众主要通过约束政府部门的环境治理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绿色转型施加压力。一方面社会公众通过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的方式表达对高质量生存环境的需求，从而推动政府健全环境治理与企业绿色转型的政策法规体系，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效能，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公众的负面环保舆情不利于企业债务融资，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也间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刘星河，2016)[38]。因此，提出假说5。

假说5：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以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由于西藏、港澳台数据缺失，将其从样本中剔除)，工业绿色转型相关指标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其中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并使用WIPO定义的绿色技术专利分类筛选得到。市场化水平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2011—2017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未更新的2018年数据取自各省生态环境公报。媒体关注的数据取自中国资讯行的《中国经济新闻库》。

(二)变量测算与说明

1.工业绿色转型(Green)。现有研究大多通过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工业绿色转型进行评价，该方法仅体现了生产率的变化，不能反映工业绿色转型环境影响、能源消耗等指标的改善。同时，现有研究在构建工业绿色转型指标时往往缺少对绿色创新的关注，而工业绿色转型需要以绿色创新为技术支撑。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基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内涵构建包括绿色创新转型、绿色生产转型、绿色排放转型、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工业绿色转型进行测算。其中，以R&D项目、绿色专利数量来测度绿色创新投入水平与绿色创新产出水平。为保持指标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且考虑到技术创新可以为绿色发展提供动力，科技创新项目在带来经济绩效增加的同时也能够带来环境绩效的提高，很难将R&D项目和绿色创新R&D项目完全分离(李婉红，2017[39]；肖仁桥等，2019[40])，因此，以单位企业R&D项目数作为绿色创新投入的代理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工业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熵权法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数，是比较客观的赋权方法，可有效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利用熵权法测度工业绿色转型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将各指标数据按照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进行无量纲化。

其中，xij′为i省份j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值，xij为指标真实数值。Mj、mj分别为xij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由于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可能小于0，因此平移幅度为0.5。

其次，计算第j个指标下，i省份的贡献度或特征比重。

第三，熵值计算。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

第四，计算差异化系数。

gj=1-ej

第五，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最后，计算工业绿色转型综合评分。

上述式子中，n为省份数量，m为指标个数。按以上步骤计算得出2011—2018年中国各省级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评分，结果及排名情况见表2。

表2 各地区工业绿色转型评分年均值与排名

2.媒体关注(Media)。考虑到媒体报道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媒体关注选用2010—2017年的媒体数据作为样本区间。媒体关注的数据取自中国资讯行的《中国经济新闻库》。中国资讯行是专业在线信息提供商，内容覆盖广泛，目前已拥有100亿汉字总量，每日更新字数超过250万，并且对全国1200多家媒体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在《中国经济新闻库》分类搜索“环境保护”“废旧物资”“绿色创新”“污染排放”“能源消耗”与“产业结构优化”关键词，逐条分析新闻报道的内容，剔除掉与环保法规条例、涉嫌污染、环境保护、环保投资、污染环境案件、政府环保行动、循环经济、环境险与环境税等无关的新闻报道，最终筛选得到28652篇报道。为消除异方差，对媒体报道数量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媒体对企业的关注程度。

3.市场化水平(Market)。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各省份的市场化总指数衡量市场化进程。该指标衡量媒体对企业绿色转型行为报道时所对应的市场化程度，故该指数选取时间段与媒体报道时间一致。

4.环境监管(Gover)。现有研究多采用各地区单位产值的环境污染立案数(CAS)来衡量环境监管强度，但是该方法存在一个显著的弊端：高CAS可能是因为高强度的环境监管，也有可能是地区工业技术落后，环境污染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可考虑地区环保技术水平来克服这一缺陷。在张宇和蒋殿春(2014)[41]计算相对环保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引入该地区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的相对技术水平的平均值来进一步修正地区污染相对技术(RT)，并与各地区CAS相乘得到各区域的环境监管强度(Gover)。

5.财政分权(Finan)。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与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预算规模与结构。财政自由度表明地方政府凭借自有收入为其支出融资的能力，可有效反映分税制改革前后的财政分权程度，因此用其来度量财政分权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Finan=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支出。

6.公众参与(Publi)。作为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公众日益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外部力量。参考现有研究的主要做法，以环境信访量衡量公众参与，环境信访直接体现了公众对环境质量、企业绿色生产的诉求，环境信访数量越多，表明社会公众环境治理参与程度越高。

7.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产业结构(Ais)。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工业基础与技术相对先进，这将影响工业绿色转型进程，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表示。(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Rdint)。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代表了一个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努力程度，增加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其绿色转型。(3)税收(Tax)。政府增加对企业的税收将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从而间接降低企业在环保设备购买、科研投入等方面的投资，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4)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有利于人力资本的聚集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从而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为消除量纲与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控制变量中的绝对量取自然对数。

表3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假说1—假说5，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检验媒体关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模型(2)检验环境监管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模型(3)检验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模型(4)引入媒体关注、市场化水平及其交互项，检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模型(5)引入环境监管、财政分权及其交互项，检验财政分权的调节效应。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Mediai, t-1+ε

(1)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Goveri, t+ε

(2)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Publii, t+ε

(3)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Mediai, t-1+β3Marketi, t-1+β4Mediai, t-1×Marketi, t-1+ε

(4)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Goveri, t+β3Finani, t+β4Goveri, t×Finani, t+ε

(5)

上述模型中，i代表地区，t为年份，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具体包括：产业结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税收和城镇化水平，ε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4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Green的均值是0.0333，标准差是0.0056，这表明在样本选择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转型评分的分布较为均匀。环境监管的均值是0.3542，中位数是0.0972，这说明多数地区的环境监管低于平均强度，部分地区的环境监管强度不足。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避免伪回归，在对面板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LLC相同单位根检验和Fisher-ADF不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均平稳。同时，由于各解释变量的膨胀因子均小于10，根据经验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检验

采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模型(1)—模型(3)检验结果的Prob>Chi2值均小于0.001，拒绝原假设，因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5为模型(1)—模型(3)的回归结果，媒体关注Media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媒体关注可以发挥环境治理功能，有效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假说1得到验证。这是因为：当媒体对政府的环保新规、环保行动进行报道时，可以使企业及时获取新政策、新标准等信息，促使企业纠正不合规行为，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其次，当媒体曝光企业违规排污行为时，企业会在政府介入前主动纠偏，或是行政机构介入后被迫整改，这都将使企业减少违规排污；最后，当媒体对企业的积极转型、技术升级等进行正面报道时，会提升企业声誉，使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更容易获得政府环保补贴与银行信贷绿色通道等。环境监管Gover在5%水平上与工业绿色转型显著正相关，表明环境监管可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监管会使企业排污成本上升，企业为维持盈利有强烈动机对生产设备进行节能减排改造，提升生产工艺与污染治理技术水平，而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甚至会关停或退出市场，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假说3得到验证。公众参与Publi在1%水平上与工业绿色转型显著正相关，表明公众参与可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作为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公众对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监督便捷且成本低廉，若企业排污行为影响到公众生活，公众会通过市政热线、信访举报、互联网曝光等向政府施加环境监管压力，以及通过人大建言促进政府环保立法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假说5得到验证。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方面，产业结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以及城镇化水平均与工业绿色转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大，表明该地区工业体系较完备，具有科技水平高、产业关联度高等优势，进而越有利于企业绿色转型；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升级与创新，进而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的集聚，同时也有利于对工业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从而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而关于税收，在模型(1)中税收与工业绿色转型显著负相关，即Tax的增加会加重企业税务负担，抑制企业在环保设备更新、科研投入等方面的投资，进而抑制工业绿色转型；但在模型(2)与模型(3)中，该变量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税收对各地区工业绿色转型起到抑制作用。

(三)关于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1.进一步考虑地区因素

考虑到工业绿色转型水平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收入增长会提高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和偏好，不断强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压力。为缓解因地区因素考虑不充分而带来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进行如下两方面的检验：第一，进一步控制地区层面对工业绿色转型带来影响的特征变量，包括地区层面的物流水平(Logis)、GDP增长率(Igdp)、人口密度(Denpo)、技术市场交易额(Techn)、实际利用外资水平(Forin)，并对物流水平、技术市场交易额与实际利用外资额取自然对数处理，同时控制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进行回归。第二，在基准回归中控制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同时加入年份与省份的交叉固定效应，以排除可能随地区与年份变化的未知因素带来的影响。由回归结果表6可以看出，在进一步考虑地区因素的影响后，媒体关注、环境监管与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并且与表5相比，在相对排除了地区因素的干扰后，核心解释变量Media、Gover和Publi的系数值均有所提高，这表明存在的地区因素会一定程度低估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正向作用。

表6 考虑地区因素的回归结果

2.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检验

考虑到工业绿色转型具有自相关性，即当期工业绿色转型水平会受到上期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惯性，因此，在模型(1)—模型(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Greeni, t-1+β3Mediai, t-1+ε

(6)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Greeni, t-1+β3Goveri, t+ε

(7)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Greeni, t-1+β3Publii, t+ε

(8)

采用Arellano和Bover(1995)[42]、Blundell和Bond(1998)[43]提出的系统GMM估计以排除动态面板偏误的影响。该估计检验的优势在于：将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且用因变量滞后期的差分项解释滞后的因变量，避免了差分GMM估计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的使用可以修正变量遗漏偏差、测量偏差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得系数的估计也是一致的。表7为系统GMM方法的估计结果，表7显示AR(1)检验的P值均小于10%，因此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项存在着一阶自相关；而AR(2)检验的P值均大于10%，因此接受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且Hansen的P值均大于0.1，表明该模型的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由表7可知：工业绿色转型Green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工业绿色转型存在着明显的惯性特征，同时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公众参与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依赖特定计量方法，上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7 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剔除部分年份(2011年、2012年两年)数据，并进行系统GMM估计；(2)放宽因变量的衡量条件，在构建工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时，借鉴朱承亮(2018)[44]的研究，专利密度高企业对应的绿色创新产出水平也较高，且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因此以单位企业专利申请数度量绿色创新产出，重新构建工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Green，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回归结果表8显示，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公众参与分别与工业绿色转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前文一致，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8 稳健性检验

(续上表)

(五)调节效应分析：基于市场化水平和财政分权差异的分析

先对媒体关注Media和市场化水平Market、环境监管Gover和财政分权Finan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基于模型(4)和模型(5)，加入交互项进行动态面板系统GMM回归检验，结果见表9。

1.市场化对媒体关注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效果的调节效应

由表9可见，媒体关注Media和交互项Media×Market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说明市场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媒体关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政府对媒体报道的干预程度减弱，媒体可以更好地对企业进行环保监督。此外，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媒体行业会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媒体为提高声誉、扩大自身市场份额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挖掘报道社会关注的环保问题，假说2得到验证。

2.财政分权对环境监管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效果的调节效应

表9显示，环境监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财政分权Gover及交互项Gover×Finan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工业绿色转型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财政分权会抑制环境监管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背景下会受到背离绿色发展的政绩观激励，即地方政府为追求GDP与财政收入最大化以达到政绩考评要求，而降低了环境监管的动力，因而中国式财政分权在环境监管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假说4得到验证。

表9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六)进一步分析：外部治理变量的交互效应

前文分别研究了媒体关注、环境监管以及公众参与这三个外部治理变量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果，然而现实中各外部治理变量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构建模型(9)—模型(11)，继续使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回归检验，进一步研究外部治理变量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交互效应。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Mediai, t-1+β3Goveri, t+β4Mediai, t-1×Goveri, t+ε

(9)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Mediai, t-1+β3Publii, t+β4Mediai, t-1×Publii, t+ε

(10)

Greeni, t=β0+β1Controli, t+β2Goveri, t+β3Publii, t+β4Goveri, t×Publii, t+ε

(11)

1.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交互效应

模型(9)用于检验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交互效应，回归结果见表10。结果显示，环境监管Gover、媒体关注Media对工业绿色转型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交互项Gover×Media的系数为负，即在工业绿色转型的动态进程中，随着环境监管强度的提升，媒体关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逐步弱化，这二者在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可以解释为：当环境监管有效性增强时，环保法规制度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引导与规制越好，媒体关注的作用弱化；而当环保部门的强制纠偏机制无法有效抑制企业环境违规行为及发挥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时，媒体关注作为一种市场自发衍生的替代纠偏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监管的失灵，因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二者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替代效应。

2.媒体关注、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交互效应

模型(10)用于检验媒体关注、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交互效应，回归结果见表10。结果显示，媒体关注Media、公众参与Publi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均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表明在此过程中二者存在互补效应，即媒体关注Media、公众参与Publi会加强彼此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这是因为从媒体角度而言，媒体开设的曝光热线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来自公众揭露的企业违规排污信息，降低了媒体获取环境信息的成本，使得媒体更易发现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从而强化媒体关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监督效应；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媒体对政府履行环境监管不力或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报道，可引起公众对政府监管失灵以及对企业排污负外部影响的关注与讨论，对政府监管的不作为与企业环境违规行为形成舆情压力；同时，也使公众了解更多的环境信息，进而通过环境信访等途径精准表达自身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诉求，促使政府加快工业绿色转型进程，因此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强化了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推动效果。

3.环境监管、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交互效应

模型(11)用于检验环境监管、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交互效应，加入其交互项进行系统GMM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0。结果显示，环境监管Gover、公众参与Publi及交互项Gover×Publi均与工业绿色转型正相关，表明二者存在互补效应。这是因为对企业违规排放造成的脏、乱、污等民生问题，社会公众有天然的敏感性，将以电话举报、互联网曝光等方式，向环保部门举报及表达自身对环境质量的不满与期望；而地方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矫正者与社会公众的代言人，则通过取缔或处罚污染企业、增加企业环保补贴等措施保障公众需求，从而公众参与促进了环境监管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进程。同时，环境监管部门公布环保处罚、环保法规条例等信息，尤其是社会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污染事件处罚，使得公众对高质量环境的诉求得到正向反馈，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增强公众参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

表10 交互效应的检验结果

(续上表)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依据工业绿色转型的定义，从绿色生产转型、绿色创新转型、绿色排放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四个层面评价各地区的工业绿色转型；手工收集绿色专利和媒体关注的数据，并引入环保相对技术进行环境监管强度的测算；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环境监管、媒体关注、公众参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1)媒体关注、环境监管以及公众参与均能发挥其外部治理作用，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市场化水平可以正向调节媒体关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媒体关注所发挥的工业绿色转型治理作用越来越显著；(3)财政分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环境监管的强制性纠偏能力，对环境监管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负向调节作用；(4)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和公众参与在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中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媒体关注与环境监管存在替代效应，而媒体关注与公众参与、环境监管与公众参与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进程中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即变量间会强化彼此的促进效果。

由研究结论得到的启示为：

1.引导媒体关注环保，做强融合传播。媒体可以设置环保专栏，披露企业环保与绿色转型的案例和事件，使企业了解与遵守环保法规；向公众宣传环保政策与常识，提高公众环保责任感，共同监督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与绿色转型的进程；媒体可建立“1+X”联动报道机制，即主流媒体集团牵头，协调旗下系列媒体，实现全媒体联合进行环保报道。此外，可借助自媒体渠道及早获取社会大众反馈的信息，在行政部门介入前纠正违规企业。

2.深化市场化改革，营造良好的媒体治理环境。健全媒体行业法规，提高媒体行业发展水平，加快形成我国媒体对环境的绿色治理体系。政府应为媒体行业提供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同时完善对媒体曝光污染问题的回应机制；加强社会中介组织对媒体的法律援助，从而提升媒体新闻报道的积极性、公正性和公信力。

3.健全环境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工具顶层设计。推动环境监管的法治建设，加快《环境保护法》配套法规的修订，增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可问责性与合理性；重视各类环境监管工具的组合设计，协调排污费、排污许可证、排污权交易等工具，扎实做好企业排污数据核算、企业排污达标的基础工作，严格执行发放排污许可证的程序。

4.科学制定政绩考核目标，优化财政分权机制。中央政府可以将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投入纳入地方干部晋升考核体系，推进环境治理问责机制的改革，激励地方政府转变支出目标函数；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地方微观环境情况，同时以环保督察“回头看”解决地方政府在环保工作中“前紧后松”的问题；中央对地方财政权力的下放要做到“管”“放”结合，对中央事权与地方财权进行合理的分配。地方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引导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大研发和使用环境友好型创新技术，重点对绿色节能企业予以财政扶持；同时，培训、优化环保执法队伍，提升执法人员专业能力。

5.畅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渠道，建立多元环境共治体系。增强媒体对偏远、环境监管不足地区的关注倾向，这些地区是污染企业的“避难所”，是污染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的高发区；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回应、解决公众关切与诉求，提高公众环境参与的有效性；畅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渠道，增进媒体与社会公众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形成多主体环境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