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深圳提升创新能级研究

倪 容 潘 捷

一 引 言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在我国发展大局中的中心地位，提出要进行全方位的创新。2016年，***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2020年，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的新起点，基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基本国情，综合考虑国际格局的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策略。党中央关于创新发展的系统论述为深圳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创新能级提供了指引。

创新能力的显著提高是创新能级提升的表现之一，很多学者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行了研究。倪鹏飞等(2011)[1]通过构建城市创新系统结构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公共制度、全球联系、内部平台是影响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因素。城市创新投入主要来源于市场和政府。曾婧婧和周丹萍(2019)[2]对创新型城市的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相比政府创新投入更能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城市规模却对政府创新投入的城市创新能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从政府促进城市创新角度，张可云等(2021)[3]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创新能力越强，行政级别主要通过财政支持路径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也会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白俊红等(2022)[4]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对外技术引进角度来看，张杰等(2020)[5]通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和实证分析揭示出，当行业内领先企业的创新水平远远领先于落后企业时，对外技术引进对处于创新差距中等分布状态的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赵伟和朱超(2022)[6]认为产业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吸引高技能劳动者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网络资本的角度研究城市创新能力，认为城市所处的创新网络结构及网络地位能够显著影响其创新能力，优化城市创新网络结构有利于增加城市网络资本，进一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周灿等，2017)[7]。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城市创新能级提升的关键因素。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中心—外围”模式，深圳则是中心城市之一。作为中心型城市，深圳近年来通过抓好顶层设计、搭建创新载体、筑巢引凤、发展高新产业、促进深港合作，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了从较高水平向高水平的转变，科技创新提升路径属于技术创新提升型(顾伟男和申玉铭，2018)[8]。易永胜(2020)[9]分析全球标杆城市创新力，认为深圳的城市创新力是以科技创新力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力，深圳应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聚焦创新关联度强的研究领域，优化科技资源投入，完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部署，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杨文娟和袁鹤馨(2020)[10]从科技计划角度分析深圳的基础创新，发现深圳科技计划大多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导向，使得高校申请科技计划资助方面存在偏差和科研资源配置不均衡，提出深圳应建立更合理、科学的科技计划以促进高校的科技创新，从而加强基础研发创新。田野等(2022)[11]剖析深圳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现状，提出深圳应从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发展协同网络以及加强专业建设等方面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冯树勋等(2021)[12]对2015—2019年深圳科技创新政策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深圳这一期间的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明显，但相比供给和需求政策效果，环境政策效果相对较弱，据此提出从经济转型升级政策、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优化深圳科技创新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版图重构，虽然深圳建立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日益完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内城市相比名列前茅，但在创新总体规模、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创新要素集聚方面与纽约、东京等国际顶尖创新城市存在一定差距，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方面仍存在“卡脖子”现象，阻碍了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提升。新发展格局下，深圳创新能级提升面临新挑战、新要求，亟需进一步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与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 深圳提升创新能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深圳提升创新能级面临的机遇

1.“双区建设”助推深圳创新能级提升

“双区建设”是深圳融入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提高自身创新发展水平的重要机遇。从粤港澳大湾区到先行示范区是国家战略空间演进的体现，最后落脚于深圳自身。“双区驱动”将助力深圳加快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重要科研机构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的统筹部署。自2019年“双区建设”提出后，深圳创新要素构成进一步优化，202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相比2019年增加约182.5亿元，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增长约111.9%，用于应用研究的经费支出增长约57.7%；创新载体相比2019年增加435个，其中包括2个国家级创新载体、351个省级创新载体。“双区建设”带来的机遇，促使深圳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等创新资源布局，不断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升创新能级，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2.“双区叠加”推动深圳建设创新标杆城市

深圳建设经济特区与先行示范区一脉相承，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功能升级，是深圳从“先行先试”向“先行示范”的使命转变，即除了承担“特事特办”的经济特区角色，更要承担建设好全方位、全过程、高水平先行示范区的责任。通过政策引导，依托特区优势，早在2006年深圳研发经费、研发人员等创新要素投入就已经达到了90%来自企业，创新的市场主导作用凸显(李南玲和彭勇，2006)[13]。2020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的达5893家，远远高于广州、上海和北京，且新增加38662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8%，总体研发投入强度为5.5%，仅次于北京；发明专利授权数为31138件，与北京差距较大，高于上海和广州(见表1)。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和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中国大陆全部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估，联合发布了《2021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指数报告》。结果显示，深圳科技创新综合指数排名第三。此外，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显示，深圳综合创新能力在全国创新型城市中排名第一。由此可见，经济特区与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效应推动深圳创新要素投入结构优化与整体创新发展，对国内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起标杆、先行示范作用。

表1 2020 北上广深相关创新指标

3.综合改革试点推动深圳建设科技创新高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使深圳在打造一流国际营商环境、完善科技创新相关制度和完善创新生态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形成深圳提升创新能级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以制度改革推动了从小渔村向充满活力与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转变。2020年，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对深圳科技创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科技成果所有权或使用权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先行实现科研投入的双轨制改革，不断完善科研机构管理机制和科技人才定向培养机制等，为深圳提升创新能级进一步提供制度保障。为鼓励关键领域创新，深圳对一些新兴技术领域放松投资限制，并试点推行新型知识产权制度，逐步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此外，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还对深圳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制度方面的优势聚积世界范围内的高端资源提出了要求。试点的探索为深圳充分利用国内国外创新资源要素，增强城市创新竞争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撑点，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带来重要历史机遇。

4.数字技术优势助力深圳提升全球创新地位

新冠疫情以来，数字经济在防疫方面优势突出，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世界各国加快发展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成熟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一系列数字化革命将是未来国际博弈的重点，也是后疫情时代深圳在新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占领有利竞争地位以提升创新能级的重要抓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9.2万亿元，约占GDP的38.6%，而增速是GDP的3倍多。张伯超和王振(2022)[14]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对全球5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在2020年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中，中国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新加坡。深圳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型城市之一，其数字经济规模和质量均位于全国前列。深圳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总量排名全国第一，增加值达8446.6亿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指出，深圳是我国核心数字产业最发达、数字政策环境最友好的城市。而深圳已实现了5G网络高质量全覆盖，在数字技术发展上具有先发优势，为深圳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应用带来先机，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创新能级提升。同时，深圳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打造全球数字先锋城市”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构建数字经济新优势。数字技术新动能和明确的着力方向对深圳在新发展格局下打造畅通国内市场大循环的中心节点、集聚全球高端数字技术创新资源、提升全球创新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5.“一带一路”助力深圳建设全球创新网络

深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枢纽城市。“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深圳对外扩大创新网络的支撑区域，对内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优势，集聚创新资源，构建创新网络，共创价值。2021年，深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7755.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董芳芳等，2022)[15]。深圳依托创新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科技合作，共同建设国际化的创新合作平台。例如高科技产业园区，借助产业园区实现境内外的科技互通，从外部寻求创新资源要素，为深圳提升创新能级提供外部区域支撑；同时，将沿线国家的创新资源引入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促进内部腹地的创新能级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提高对国际创新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促进深圳形成全球创新网络的同时助力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二)深圳提升创新能级面临的挑战

1.内外部环境变化增加创新风险

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是城市创新能级提升的动力机制(熊励和孙文灿，2016)[16]。从外部环境看，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欧美近年来泛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行为、新冠疫情蔓延对国际开放和创新资源要素流动产生了制约作用，不利于国际间重大创新项目的实施，世界各国创新进程受到阻碍，不可置否，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通过生产网络溢出到城市。从内部环境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倒逼深圳正视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人口老龄化、制度变革等创新资源要素配置的关键问题。具体而言：(1)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后疫情时代国际防控政策的差异化直接影响跨国投资、跨区域人才流动，甚至可能使深圳政府和企业在创新投入上有所减少，不利于开展创新活动，进而提高创新的市场风险。(2)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本次科技革命具有涉及的技术领域和应用领域较多、跨界融合趋势明显、世界各国可同步进行创新等特征，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城市之一(吴康敏等，2022)[17]，全球创新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深圳在创新链的新定位对深圳各类科研主体科学研究范式改革提出了要求，若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创新发展要求，则面临错失科技革命机遇和科技发展落后于人的风险。(3)新一轮科技革命尽管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但同样面临着法律风险。一些新技术对应的法律监管滞后于其发展水平，可能引发伦理问题，例如大数据应用下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4)深圳还面临着创新的技术风险，由于深圳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存在短板，其可能更受到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影响。(5)需求侧变化是深圳各类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导向。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企业创新走向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高端路线，形成创新优势，赋予城市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级，但企业在前期挖掘了客户的同时也面临针对特定目标群体实现的技术创新应用后期衰落的风险。

2.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创新格局变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1》显示，全球创新格局发生了变化。根据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综合得分排名，瑞士、美国具有突出的创新优势，排名前30位的大部分是欧洲经济体，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综合得分排名第12位，是唯一排名位于前30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土耳其(41)、泰国(43)、越南(44)、印度(46)等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也迈入前50位，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在改变全球创新格局。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联合自然科研对全球50个城市(都市圈)的科技创新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报告显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演进，虽然美国在科技人力资源、高技术制造等方面仍占绝对优势，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创新高地指标得分较高，呈现出较大的创新潜能，研发与创新活动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表明全球创新格局正在重塑。但该报告也指出，由深圳、广州、香港等11个城市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圣何塞、纽约、伦敦等国际一流科技创新城市在创新基础、创新环境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科技创新指数综合得分排名第7，与排名第1的旧金山—圣何塞相差约20分，科学中心得分排名则显著后于其综合排名。此外，根据2thinknow网站发布的《2021城市创新指数》，深圳创新指数排名第26，主要是在科技人力资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科研机构等方面与波士顿、纽约等欧美一流城市存在较大差距。综合各种国际创新城市排名可以看出，深圳俨然已经迈入全球创新城市第二梯队，如何利用全球创新格局向亚洲转移的契机，对标国际一流创新城市，在新全球创新网络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已成为深圳提升城市创新能级亟需思考的关键问题。

表2 2021城市创新指数

3.国内创新资源分配带来低效竞争

深圳综合创新实力在全国排名靠前，但与北京、上海、广州等综合创新实力同样较强的城市对比，也存在创新短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机遇之城2021》从城市基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技术产业化水平等多个维度测度和比较城市的发展机遇与潜力。该报告显示，深圳在高等教育规模、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方面与广州、北京和上海差距较大；北京和上海在国际科技创新评价中的综合排名也显著高于深圳。吸引创新要素集聚是成为创新高地、提升城市创新能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深圳创新资源的集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城市的影响。目前，北京和上海的定位之一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州的定位之一是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医疗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定位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提出了创新中心的定位，人才、教育、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创新资源配置是城市创新功能发挥的重要支撑，若城市间创新中心定位交叉重复，可能会造成创新资源过度竞争与错配，为深圳提升创新能级带来挑战。目前深圳面临的比较突出的挑战是创新资源规模以及相关配套设施不足，难以留住创新人才。而相比广州、北京、上海，深圳的高等教育规模、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资源落后，再加上深圳的高房价等原因，深圳未来在吸引并留住创新型人才方面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表3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相关创新指标对比

三 新发展格局下深圳提升创新能级的新要求

(一)提升创新能级服务于发展大局

立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创新能力不匹配的基本国情，提升城市创新能级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力量博弈格局中占据主动权的关键举措。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深圳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圳应立足科技创新发展新阶段，坚持“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两条腿走路，以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大纲，构建以国内创新为引领、拓展国际创新网络的“双循环”，从横向层面链接国内创新资源，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强化其对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新辐射能力，提升自身创新能级的同时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打造创新中心的先行示范区。

(二)内外合作牢固树立新型竞合观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在城市间、城市群内部实现创新的有效合作与竞争对深圳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应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辩证认识与国内外城市的竞合关系，扬长避短，拓展合作主体和领域，创新合作方式，避免无序竞争。一方面，深圳在与国际同等水平城市进行创新竞争的同时，要加强与国际一流城市的合作交流，研判技术创新方向，着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探索完善对引入技术的安全性、适用性、可控性的评估方法，提高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助力核心技术攻坚与引入技术再创新。另一方面，深圳在与国内城市竞争过程中要立足自身的短板与优势，对接湾区内香港、广州等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共建科技合作走廊，在竞争与合作中促进创新要素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高效配置。

(三)创新网络定位坚定道路自信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城市网络特征发生变化，从单一网络转向多层网络，世界各大城市通过差异化策略在多层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从而发挥全球效应。根据科尼尔历年全球城市指数，深圳排名从2015年的第84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72位，迈入全球城市第二梯队，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枢纽与节点角色。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全球创新网络崛起一些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例如北京、深圳。科技创新是深圳发挥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方向，对此，深圳应明确自身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发挥和强化比较优势。根据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科睿唯安发布的《2021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深圳在无人驾驶汽车、区块链、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四项新兴技术领域处于技术研发领先地位。在全球创新网络位置的变化以及全球城市创新竞争的加剧，使深圳更需要立足新兴技术研发，发展全球差异化领先优势，同时补足其他维度的短板，找准自己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定位，坚定道路自信。

(四)完善创新链增强竞争力

图1 创新能级提升路径

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带来巨大冲击，叠加全球经济复苏受阻、全球供应链脱钩、国际贸易量波动等影响，后疫情时代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直接作用于深圳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的进程。深圳是一座超大城市，且具有移民城市属性，国内国际经贸往来、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创新链更易受外部负向冲击的影响。“风险与创新共存”，危机往往会催生重大科技创新，风险认知的改变可以塑造技术进步方向，汇聚成为全球创新链演进的动力之一。例如新冠疫情促进了一些领域的技术变革，疫情爆发初期，在密接者行程追踪方面，人口常态化的流动加大了对接触个体进行精准识别的难度，对此，深圳运用大数据技术，在全国率先使用健康码对密接者行程进行追踪，提供了超大城市、移民城市疫情防控的全球经验。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诱发的创新精神在物流服务供给、人工智能等领域亦有所体现。综合可见，后疫情时代，各类创新主体加快新技术和服务的开发，创新链的安全性、复杂性提升对城市创新能级提出新要求，深圳应继续发挥数字政府的优势，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减少创新要素流动阻碍，提升创新要素整合力，进而保障深圳跨区域创新活动，增强城市创新竞争力。

四 深圳提升创新能级的路径

(一)加强基础研究，畅通科技创新链路

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基础研究。深圳虽然在部分新兴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核心零部件、高端芯片等关键技术上仍然依赖于进口中间品，这些已成为深圳科技创新的突出短板。究其根本原因是深圳基础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创新型城市。因此，深圳应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一是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围绕自身在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关键元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短板，高标准谋划、前瞻性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推动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等项目，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加大政府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优化经费使用结构。2020年，深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投入约占2.6%，低于东京、纽约等国际一流城市的投入力度，也低于北京和上海的投入水平。此外，需对基础研究项目进行综合评价，以成果共享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市场力量加大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力度，探索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基础研究的新模式。三是聚焦产业创新需求，展开定向与应用基础研究。市场需求是创新最好的引导。深圳应聚焦自身产业发展方向与需求，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需求，依托创新合作平台，引导科研院所和企业展开定向基础研究。通过层层发力，攻关核心技术，突破颠覆性技术，畅通深圳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科技创新链路。

(二)建设创新人才储备库，释放人才要素红利

创新人才是深圳提升创新能级的核心要素。深圳高等教育规模、科技人力资源与国际一流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应加强培养基础研究人员，保障原始的科技创新。一是加强自有人才培养。深圳的硕士、博士比例相比北京、上海、广州等较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科研机构建设较为薄弱，一方面可通过鼓励已有高校与世界一流高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对接世界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可通过用地优惠等措施，加快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在本地建设分校或者科研机构，并发展一流高职院校，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从而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此外，香港的高等教育资源丰厚，而深圳毗邻香港，可依托深港合作平台强化与香港高校的交流合作。二是加强引进外部高端创新人才。深圳应充分发挥其经济特区和先行示范区的优势，先行先试，建立健全国际人才引进的评估机制，注重人才的再培养，强化机制、平台、服务“三大保障”，创造国际人才“愿意来、愿意留”的发展环境。通过内外渠道共同发力，建设创新人才储备库，释放人才要素红利，逐渐打造创新资源高地。

(三)挖掘数据资源，创新数字技术应用

大数据资源逐渐成为技术、产品和产业创新的关键要素，显著促进数据密集型突破性创新的发生(梁娜和曾燕，2013)[18]。***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可以催生城市创新新动能，深圳在数字技术领域具有先发优势，未来如何充分挖掘数据资源、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创新过程中，发力智慧城市建设，是深圳提升创新能级要考虑的重点问题。首先，深圳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借助数字化平台，以数字技术高效地推进创新过程。其次，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发展主线，通过新模式、新业态将数字技术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挖掘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价值。第三，以创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为中心，打造突破性创新组织间去中心化和动态变化的关系结构。围绕基础研究开发部门，对各类机构进行数字化改造，借助数字化平台将动态变化的上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嵌入”突破性创新的迭代过程。第四，数字化平台的扩展需要适应难以预测的技术和市场变革，而模块化数字化平台具有的优势可以满足这一动态适应性要求，以开源开放的模块接口技术引导创新者之间隐性知识的交流共享(孟庆时等，2022)[19]。

(四)改革科技管理机制，激发各主体创新潜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赋予深圳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更大的自主权，以激发各主体创新潜能。首先，深圳可以利用各类政策工具健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目前，深圳虽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但尚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仍不完善。其次，进一步明确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责，优化科技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应深入调查市场，访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的技术创新“瓶颈”，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在实施问题导向的基础上标准化科技管理机制，做到有法可依，实现科技管理整个过程的“责任可追踪”。第三，借力数字政府，提升服务效率。借助数字化政府转型，建立信息技术平台，线上线下结合，加强科技项目实施过程涉及的政府部门间的互联互通，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

(五)积极参与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创新环境

企业创新既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支撑，也需要一套能够被广泛认可、执行的创新管理标准体系和有力的法律标准体系。深圳创新能级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类创新主体在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设施领域的话语权增强。在这一层面上，第一，深圳应加强创新管理标准与国际标准的统一。例如在创新成果认定、评级等方面建立国际通行的标准，营造更加开放、公平的市场创新环境；更新行业标准，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第二，深圳应提高企业事务处理程序便利程度与处理效率，优化创新的政务环境。简化企业开办、投资、侵权诉讼处理等方面的流程，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处理周期，提供优质的政府服务环境。第三，深圳应在知识产权等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上加强与国际准则的对接，尤其是数据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全球创新竞争的新焦点，从而不断改善创新环境，促进国内外创新主体创新活力的迸发。同时，国际准则的统一有利于消除体制阻碍，促进跨国创新项目的落地实施，进一步提升深圳创新能级。

(六)加强区域创新合作，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深圳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又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中的一个核心城市，一系列制度安排吸引了大量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和外来技术移民，大大改善其创新生态环境，创新层级不断上升，创新引领作用逐渐增强。但需要看到的是，深圳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国内创新水平较高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仍存在规则顺畅衔接、创新资源要素流动便捷化等优化空间。一方面，深圳应以大湾区经济圈建设规划为指导，依托于大湾区城市科技创新合作平台、走廊等的建设，展开全面的创新合作，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区域价值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深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城市，应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等为契机，打造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全球创新枢纽城市，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实现自身创新价值增值的同时产生创新价值外溢效应，发挥高创新能级城市的创新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