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

蔡 兴 钟安琪 韩宝珍

一 引言及文献述评

21世纪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提高，成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的人口发展趋势。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数据，全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从2000年的4.2亿增加至2020年的7.3亿，2050年将进一步增至15.5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6.9%上升至2020年的9.3%，预计2050年达到15.9%。发达经济体是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先行者，到20世纪50年代，所有发达经济体业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步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经济体不同，发展中经济体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相对较低，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削弱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另一方面也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重大机遇。因此，如何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发展中经济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众多国内外学者探讨了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渠道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从需求渠道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改变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并拉动产业结构向医疗、健康、社会服务等老龄化产业倾斜(Siliverstovs et al.，2011；茅锐和徐建炜，2014；张忠根等，2016)。从供给渠道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力供给量，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部分学者提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将降低劳动力供给规模，而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缺乏将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蔡昉和王美艳，2012)。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供给规模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反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劳动力成本高企将淘汰那些不具有技术优势、处于生产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张杰和何晔，2014)；另一方面，也可能倒逼政府和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陈彦斌，2014；Acemoglu和Restrepo，2018)。与前述研究不同，汪伟等(2015)综合考虑供求两方面的因素后，提出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五种效应：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禀赋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和老龄负担效应。

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从多个视角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吴飞飞和唐保庆(2018)研究了养老保障体系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负向影响。赵春燕(2018)研究了城镇化发展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城镇化处于较低水平时，人口老龄化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而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上述效应由负向转变为正向。逯进等(2018)实证研究了人口迁移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交互作用，发现人口迁移会增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卓乘风和邓峰(2018)考察区域创新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中的异质性杠杆作用，发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削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

综上可见，人口老龄化通过供给和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多种间接效应，而养老保障水平、城镇化水平等因素会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第一，已有研究大多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鲜有文献运用全球各经济体的数据开展研究。数据的局限性使得已有研究无法洞察世界层面的一般规律。换言之，现有研究并未从世界层面回答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这一问题。第二，已有研究忽略了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制度质量的提高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1；方颖和赵扬，2011)，同时，也能通过降低要素定价扭曲、产权保护、信息传递和有效激励等机制促进地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樊纲等，2011；王华，2011；姚德文，2011)。因此，制度质量的提高能强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应，弱化其消极效应，也就是说，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可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调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调节作用，随后运用全球167个经济体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世界层面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制度质量对这一效应的调节作用。

二 理论机制分析

本部分主要分析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调节作用的理论机制。

1.制度质量的提高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开创成本，从而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经济重心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相对于其他产业，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涉及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也就是说，服务业属于更为典型的“契约密集型产业”(Clague et al.，1999)。与传统生活性服务业相比，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涉及更为广泛的契约安排，其“契约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更为明显(汪德华等，2007)。因此，相较于其他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来予以保障。制度质量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安全、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有效地方政府的存在，通过强化企业信息披露，有效减少服务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进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Rodrik et al.，2005；Nifo et al.，2017；邓路等，2014)。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往往需要新兴行业和新兴企业的不断涌现和成长，而这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开创成本。营商环境的改善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开创成本，从而为各种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激励，进而催生出新兴企业和新兴产业(董志强等，2012)。由此可见，当人口老龄化促使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倾斜时，制度质量的提高能显著降低服务业企业所面临的开创成本和调整成本，从而助力产业结构升级。

2.制度质量的提高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不仅会降低劳动力供给规模，也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者通过学习积累人力资本的能力下降了，与此同时，由于受益时间缩短，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动机也被削弱(姚东旻等，2017)；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加重政府和家庭的养老负担，从而挤占政府和家庭对年轻一代的教育资源投入(Pecchenino和Pollard，2002)。人力资本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生产要素，因此，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消极影响将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而制度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进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个人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会权衡投资成本和预期收入。如果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由于产权制度的缺失而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时，那么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Acemoglu et al., 2005)。反之，制度质量的提高能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并通过劳动合约和法律执行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预期，进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Mauro和Carmeci，2003)。不仅如此，制度质量的提高还能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促进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一般而言，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教育制度体系越健全，公共教育服务资源越丰富，市场良性竞争程度越高，因此，个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由此可见，制度质量的提高能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削弱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消极影响，进而促进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

3.制度质量的提高能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已有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降低科研人员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效率以及挤占科研资源，而对技术创新产生消极影响(汪伟和姜振茂，2017)。制度质量的提高能通过多种机制削弱这一消极影响，从而有利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首先，制度质量越高的经济体往往具有更加有利的技术创新环境，政府更可能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扶持与引导政策、财政资助等措施来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毛蕴诗等，2009)。其次，制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知识的创造和传递。黄凯南和乔元波(2018)认为制度演化会通过改变参与主体学习新技术、使用现有各种技术的报酬结构，影响参与主体的适应度，而对技术演化产生系统性影响。制度质量提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之后更加需要高质量劳动力进一步获取先进知识，又对产业结构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再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也能对技术创新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的提高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提供保障，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吴超鹏和唐菂，2016)。最后，制度质量的提高还能降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削弱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所产生的资源误置效应、寻租效应、挤出效应和需求抑制效应等消极效应，进而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戴魁早和刘友金，2015)。由此可见，提高制度质量能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削弱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制度质量的提高能通过降低企业相关成本、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以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机制，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后文的实证研究将利用全球各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上述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三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本文借鉴汪伟等(2015)的方法，设定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indication

=

α

+

β

olddep

+

γX

+

ε

(1)

其中，

indication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借鉴徐敏和姜勇(2015)的方法将三次产业都包含在内，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2)

式(2)中的

x

表示第

j

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模型(1)中的

olddep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用老年抚养比来衡量，即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占劳动人口数的百分比。

β

为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反映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ε

为误差项。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1)中引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他控制变量

X

。(1)人均GDP增长率：根据徐晓飞(2020)的研究，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增长率对政府财政支出、政府税收以及经济增长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2)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蔡兴(2016)认为贸易开放度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贸易可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竞争效应等带动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中国贸易结构表现为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主体，因此贸易开放度可能与产业结构升级呈负相关关系。(3)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姚君(2005)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资金供给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可能会通过不公平竞争、产业低层次重复建设、加剧环境污染等渠道不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4)固定资产形成额占GDP比重：根据王艳云和熊健益(2015)的研究，固定资产形成额对产出的拉动作用显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将提高国内经济活跃程度，拉动三次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5)金融发展水平：用各经济体金融机构提供的国内信贷额占GDP的比重衡量，王立国和赵婉妤(2015)指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

(二)调节效应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考察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基准计量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制度质量及其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乘积项，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indication

=

α

+

β

olddep

+

β

RI

+

β

RI

*

olddep

+

γX

+

ε

(3)

其中，

RI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制度质量，

RI

*

olddep

为制度质量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乘积项，其他符号含义与基准模型(1)一致。

β

为交叉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它反映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程度，当

β

显著大于0时，表明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

以往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来衡量制度质量，本文借鉴戴翔和金碚(2014)、蔡兴(2018)的方法，选取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数据库中的相关风险指数来衡量制度质量。该风险指数包括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金融风险指数和综合风险指数，最高分分别为100、50、50和100。风险指数得分越高，表明风险程度越低，制度质量越高。

(三)数据说明

本文收集全球167个经济体1960-2019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以及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数据库。由于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数据库只测度了自1984年以来世界各经济体的制度质量。因此，在检验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调节作用时，本文使用1984-2019年的数据，其余实证研究均使用1960-2019年的数据。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依据表1可知，世界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加速上升。样本经济体老年抚养比的平均值从1960年的8.62%上升到2018年的14.02%，上升了5.4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各经济体老龄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在全部样本经济体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为日本，老年抚养比为46.17%；老龄化程度最低的经济体是阿联酋，其老年抚养比仅为0.80%。

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统计结果来看，世界整体产业结构呈现不断升级的趋势。1960年，所有样本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平均值为122.16%，到2018年增长为202.76%。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还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越大。

从制度质量的统计结果来看，世界整体制度环境呈现不断完善的趋势。1984年，所有样本经济体政治风险指数的平均值为40.70，到2017年增长为62.46；经济风险指数的平均值为19.89，到2017年增长为33.59；金融风险指数的平均值为20.89，到2017年增长为40.31；综合风险指数的平均值为43.07，到2017年增长为50.05。与此同时，制度环境还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综合风险指数越大，制度质量越高。例如，2017年样本经济体中综合风险指数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为瑞士、挪威、新加坡、瑞典和卢森堡，全部为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国家；而综合风险指数最小的五个经济体为苏丹、刚果、委内瑞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均为欠发达经济体。

四 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实证检验

为考察世界层面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本部分首先运用静态面板估计方法和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基准回归。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还进行了替换因变量、处理极端值、剔除小经济体样本、调整时间窗口以及非线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静态面板估计法包括混合估计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一般以Hausman检验结果来比较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用固定效应模型的F检验结果来比较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估计法的优劣。但变量测度误差、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等因素可能使得计量模型(1)存在内生性问题，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因此，运用工具变量方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选择滞后一期的内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另外，还运用DWH检验来考察计量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运用弱工具变量检验来考察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3)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4)-列(6)为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2中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F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均优于混合估计方法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法；DWH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存在内生性，运用工具变量方法是合理的；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为强工具变量。从表2可以看出，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大多数国内研究结果一致(吴飞飞和唐保庆，2018；逮进等，2018；卓乘风和邓峰，2018)。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趋势为世界各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转型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贸易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竞争效应等渠道，对东道国和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金融业本身属于服务业，因此金融业的发展必然带动整个服务行业的发展；二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为新技术的研发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在列(5)和列(6)中显著，这表明经济增长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从当前世界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显著快于发达经济体，而产业结构水平则呈现相反的情形。所以，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固定资产形成额占GDP比重的估计系数在列(5)和列(6)中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能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高经济的活跃程度，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前文得到的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论，本部分将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1)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有多种衡量方法，单一的测度方法无法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因此，使用其他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来替换原有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并进行再估计；(2)对缩尾处理后的样本数据进行再估计,以控制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3)剔除人口规模小于1000万经济体样本后进行再估计,以规避小经济体样本的估计偏差；(4)对调整样本时间窗口后的子样本进行再估计,以检验实证结果对样本时段的敏感性；(5)在基准计量模型(1)中加入老年抚养比的平方项,考察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1.替换因变量

以往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有多种测度方法。基准回归中，本文借鉴了徐敏和姜勇(2015)、汪伟等(2015)的测度方法，通过对三次产业占比进行加权得到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本部分参考干春晖等(2011)、赵春燕(2018)等的测度方法，用第三产业比重与第二产业比重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并以此指标替换原有因变量进行再估计。表3列(1)、 列(2)为替换因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

2.极端值处理

由于世界各经济体老龄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样本中包括了少量极端值，为了降低极端值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双边缩尾处理，缩尾分位为5%。表3列(3)、 列(4)为缩尾处理后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看，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

3.剔除人口规模小于1000万的经济体样本

小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其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可能不同于较大规模经济体。为了规避小经济体样本的估计偏差，本文对剔除人口规模小于1000万经济体的子样本进行再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列(5)、 列(6)所示，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是稳健的。

4.调整时间窗口

前文基准回归的样本时间段为1960-2019年，时间跨度长达60年。在样本时间段的初期，全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极少有发展中经济体进入老龄化社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人口老龄化才呈现更广泛、更快速发展的趋势。为了考察新近一段时期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本文将样本时间段调整为1987-2019年。1987年，全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已接近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因此，选择1987年作为调整时间窗口后的子样本的起始年份，表4列(1)和列(2)报告了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证明基准回归得到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5.非线性检验

前文基准回归只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线性关系，本部分试图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老年抚养比的平方项来进行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列(3)和列(4)。可以看出，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老年抚养比平方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只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显著。这一结果似乎表明，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老年抚养比超过某一临界值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将由正向影响变为负向影响。进一步根据估计结果计算得到临界值分别为156.98和93.77，这两个临界值远大于样本中老年抚养比的最大值46.17，而且在现实中也几乎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老龄化程度。由此可见，现实中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只存在正相关的线性关系。

表3 稳健性检验一

(续上表)

表4 稳健性检验二

五 制度质量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上一部分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了检验。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制度质量会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制度质量较高的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越大。本部分按模型(3)进行估计，以考察上述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具体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调节效应估计结果

表5中，所有Hausman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均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方法；在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和综合风险指数的估计结果中，DWH检验的P值大于0.1，仅在金融风险指数的估计结果中，DWH检验的P值小于0.1，表明只有金融风险指数回归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所有弱工具变量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呈现显著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从表5的估计结果看，老年抚养比、风险指数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制度质量的提高均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和理论预期相符。另外，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和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得到系数值大小十分接近，也表明估计结果是较为稳健、可信的。所有风险指数与老年抚养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制度质量的提高将增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以列(7)的结果进行进一步说明，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对老年抚养比的偏导数可得：6.042+0.029×综合风险指数。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取决于综合风险指数的大小，综合风险指数越大(即制度质量越高)，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越强。具体而言，综合风险指数每提高1分，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提高0.029个百分点。其他风险指数固定效应模型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即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和金融风险指数每提高1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分别提高0.027、0.041和0.044个百分点。上述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制度质量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认为制度质量会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制度质量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开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机制，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调节作用。首先，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典型的“契约密集型”行业，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能显著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开创成本，从而促进服务业企业的良性发展。其次，人力资本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而制度质量的提高能有效保护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最后，技术创新支持政策能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为知识、技术的创造和传递提供有效保障，制度质量的提高还能降低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消极效应，最终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实证研究中，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方法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了基准检验，然后进行了替换因变量、极端值处理、剔除小规模经济体样本、调整时间窗口和非线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导致经济重心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最后，本文还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交叉乘积项，实证检验了制度质量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制度质量的提高能显著促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具体而言，综合风险指数、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和金融风险指数每提高1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将分别提高0.029、0.027、0.041和0.044个百分点。

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影响。与大多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类似，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可以说，人口老龄化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带来重要机遇。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做到趋利避害成为我国快速且高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就本文的研究结果而言，我国应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入手，通过提高制度质量来促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具体来说，应简化企业行政审批环节，提高政府行政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提倡讲诚信、守信用的社会风气以及契约精神，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加大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增强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研发的动力；推动要素市场改革，降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政策环境和市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