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实证研究

郭澄澄 张 春

一 引 言

***总书记在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自我强化，促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主动、灵活、稳健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是党中央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上升等突发事件叠加和外部国际环境急剧变化等情况下，为促进我国更高水平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带来了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的深刻调整，也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碎片化，使我国原有的以外需为主拉动产业发展的格局难以为继，为疏通国际与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就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内市场生产、制造、流通、消费各链条联动发展，带动我国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各类企业和市场主体共同提升创新能力，才能构建以内需驱动为主导、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需与外需互动，内需促进外需的高质量开放发展新局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核心要求就是要加快推动国内各类经济主体、资本、技术要素向实体产业领域集聚，突破金融业自我循环发展的结构性瓶颈，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础上促进金融业与实体产业互动融合，通过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国内经济发展。促进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也是现阶段我国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进入工业化后期，尤其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以来，金融业日益渗透、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不仅与实体产业发展的关联度更高，而且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功能作用更加凸显，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内国际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力量。然而，近年来随着金融深化发展，金融业出现了“自我循环”的发展倾向，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实体产业的发展，制约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促进我国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提升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就成为当前我国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以城市群为核心的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既是我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路径。区域经济是国内大循环的主体构成，为验证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功能作用，本研究在分析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内在机理基础上，选取经济总量占据我国半壁江山的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圈作为实证样本，将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科技产业就业人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外商投资比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结构性变量作为影响变量，构建2009-2018年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面板模型，并运用产业耦合度分析工具对我国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状态进行初步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对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具有较显著的正效应，有利于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高质量发展；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外商投资比重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过程中没有体现正向作用，表明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增强其在促进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功能作用。基于促进知识(技术)要素向金融业和实体产业集聚融合的视角，本研究提出了以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新模式；聚焦创新生态，形成了有利于不同区域市场化和国际化协调发展的引导性政策；根据我国不同经济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特点与产业融合的阶段性发展要求，探讨了不同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差异化实施与整体推进有效结合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路径，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对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机理分析

以“双循环”拉动本国经济发展，既是现代产业分工条件下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对接的有效方式，也是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做法，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加坡和欧洲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既提高了城市综合竞争力，又带动了本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双循环”发展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产业结构水平，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中掌握主导权的国家，往往科技水平较为发达、经济外向度较高、在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并具有较强的全球资源要素整合能力，与此同时，国内循环中的产业链和市场体系相对稳定，受益而不受制于外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例如，2003年美国和日本工业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维持在65%-70%区间)，虽然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美国、欧盟等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度降低(基本维持在22%左右，列入较低外贸依存度国家)(1)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然而得益于国际国内服务产业和投资布局的良性循环互动，国内产业和市场基本稳定，外部市场布局依然有序，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及其路径选择提供一定的实践借鉴。

(一)“双循环”模式主要类型

以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促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全球产业分工协作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通过内外资源与市场的互动，提升、促进和带动本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双循环”发展模式主要形成了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1.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马歇尔提出，大国的规模效应不仅体现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还体现为生产要素的规模性、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性和多元性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这些竞争优势可以使大国经济体实现以内循环为主导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即便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凭借国内市场生产要素的专业化分工和自由流动，在强大内需驱动下，也容易促进大国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形成经济竞争优势。例如美国的外贸常年赤字、国内基建和地产投资相对有限，国内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是第三产业和消费(第三产业占比超过80%、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70%)。

2.依靠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发展中国家模式。受技术水平和资本效率等因素制约，一般而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内循环，在短期内往往难以形成经济自主性和主导产业优势，因此这些国家的内循环经济主要是作为外循环的生态链而存在，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采取以原材料加工或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外循环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外循环经济的引入，成为全球分工链或低端价值链的一个环节，但是该阶段仍处于经济内外循环的初级阶段，难以形成高质量、自主可控的内循环，与外部经济循环之间的互动层次不高。

3.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融合的混合发展模式。凯恩斯提出，经济增长是需求扩张和经济结构转换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结果。从需求扩张的视角看，凯恩斯认为经济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投资和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应主动采取扩张政策、刺激需求。首先应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内需潜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带来大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个人消费需求的迭加可转变为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增长将有效激励企业开发新产品、改进生产流程，提升要素使用效率、资源配置率和市场预期等，并可以反向刺激经济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凯恩斯也十分重视外部需求的功能作用，认为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国内投资和消费有效需求，有利于发挥内需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国内经济内循环形成。因此，发挥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提升一国或地区生产效率和国际市场影响力，可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循环。该模式也可以视作从发展中国家初期阶段较低层次的内外循环模式向以内循环为主导的发达大国模式之间的过渡形式。

上述三种循环发展模式对当前我国经济“双循环”具有一定的借鉴或启示。我国具有经济体量大、国内需求规模大、消费结构多元化的人口大国特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大国模式应成为我国双循环发展的首要选择，进一步加快推动国内资本、技术要素向实体产业集聚融合，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基础上实现国内大循环发展；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运用国际市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加快形成区域市场要素流通和在更高层次上的内外循环，也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2)根据“瑟尔沃法则”(Davidson和Froyen，1982)[1]，从短期看，即使不考虑结构性因素和国际产业链，实现内循环的持续增长也无法脱离外循环的重要支撑。。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国际外部市场需求依然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现阶段，除发达国家高度垄断的“卡脖子”高新技术产品要着力实现进口替代之外，我国仍应在更好地提升经济内循环发展能级和运行效率基础上，通过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入国际产业分工链、创新链，形成国内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并通过扩大外贸出口等方式，逐步将国际贸易嵌入到国内大循环体系，最终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和知识资本作为影响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外部市场环境、区域经济发展等则是与产业融合相关的外部影响因素。

1.影响产业融合的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对影响产业融合的外部市场进行分析是研究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基本前提。影响产业融合的外部市场因素主要包括要素流动与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交易便利化程度、技术要素交易与集聚程度、市场交易规则(政府监管等)。这些因素中，基于技术要素的产业结构因素影响较大，在产业融合中形成较强的牵引力。一般而言，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之间容易形成融合需求，高附加值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之间融合度较高，高附加值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之间融合度较低。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调整阶段，直接融资占比越高，说明金融对市场创新主体、产业优化升级的支持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此外，企业规模、科技创新发展生态、市场需求状况对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在科技要素集聚、企业规模化发展和社会消费、投资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较充足，市场竞争和创新驱动有利于实体企业改进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相应的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结构也会同步优化，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将更紧密；反之如果科技创新要素集聚度不高、社会需求难以拉动，将制约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导致产业间融合度较低。

2.影响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结构性因素分析。从供给和需求双向视角看，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两大方面。

(1)内生性结构因素。根据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工业经济发展阶段，技术进步被作为影响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变量，与技术进步内在关联的知识资本、科技研发能力、科技要素的聚集投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优化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随着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社会阶段的转变，以服务消费为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已基本确立，国内消费需求、消费水平及投资需求作为内生性需求的功能也将不断提升，并逐步演变为促进产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主体性需求。

(2)外生性结构因素。主要包括影响金融业和实体产业各自结构升级的外部市场环境，以及影响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制度环境，本文将后者视为一系列具有正向激励与负向制约双重功能的合规性制度安排。从区域产业融合与宏观经济内外循环相互作用的视角看，经济外向度始终是影响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融合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的渠道和规模有所缩减，但外贸仍是影响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的外生性结构因素，通过提升外商投资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加速国际资本要素集聚，有利于改善国内产品与服务贸易结构，促进区域产业融合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内外经济循环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机理分析

产业融合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促进实体产业与服务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工业化阶段转向服务经济为主阶段后的主要趋势。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金融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金融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功能作用日益凸显。目前有关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研究包括融合路径方式、融合的功能结构、融合的测度等内在机理分析。

一是早期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研究。主要是将金融纳入现代服务业整体，探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问题：美国经济学家Greenfield在1966年率先提出的生产性服务业，Vandermerwe 和Rada(1988)[2]提出的制造业服务化，Lundvall和Borrás(1998)[3]提出的“融合发展”，均是金融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初步分析。

二是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路径与实现方式。刘继国和李江帆(2007)[4]从制造业服务化角度出发，提出制造业服务化路径，以及投入和业务两种方式服务化；安筱鹏(2012)[5]从产品增值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业与产业融合的不同类型途径，即围绕产业前后延伸的三种实现途径方式：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如苹果公司的服务化)、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典型实例是通用电气公司的金融服务)以及双向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以平台企业为主导的新产业生态系统。

三是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结构和功能性分析。Goldsmith(1969)[6]、Mckinnon(1973)[7]、Shaw(1973)[8]等认为，融资结构显著影响科技、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领域的流向和集聚情况，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进具有较大影响。王勋(2013)[9]、龚强等(2014)[10]基于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动态匹配的研究提出，金融结构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动态调整，在产业萌芽起步阶段，应将风险投资、创投基金作为企业主要融资渠道，而当产业进入成熟期，信贷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将逐步提升。

四是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吴爱东和刘东阁(2017)[11]认为，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在两者之间的耦合中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发展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贡献值是影响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耦合度动态变化的重要原因，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金融和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曾繁清和叶德珠(2017)[12]研究发现，1995-2014年我国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整体保持了较好的耦合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对金融体系演变具有传导效应。陈景森和高明(2019)[13]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分析得到产业和金融耦合度受金融集聚和产业集聚程度影响，在第二产业占比高、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业和实体产业的耦合度较高。

国内外产业耦合度研究视角各有差异，然而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产业耦合受外部市场环境及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共同影响。已有研究多关注产业耦合技术层面的测度方法，对制约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经济阶段性特征缺乏深入分析，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相结合的视角进行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机理和制约因素分析较少。本文基于我国三大经济圈的区域特点与发展优势，运用产业耦合度分析工具，选取相关结构性变量作为指标，构建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耦合度)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各类因素和作用效果，研究提出了以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为重要平台抓手，通过技术进步驱动、政府管制放松与企业间协同竞争机制等促进金融业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三 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实证分析

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既是现代产业分工协同演变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基于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对本地区及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影响，以及技术创新与知识溢出的内生性激励效应，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也将产生规模化、区域化和城市集聚趋势，由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融合向区域和产业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态势演变，逐步实现产业间融合、区域产业融合与宏观产业融合的共振或扩散效应，这种从产业间融合向以城市群为核心的三大经济圈融合的递进演变，实际上也应是形成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本文根据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与实体产业互动融合的特点，立足于产业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之间的内生关联性、外部联动性和整体传递性效应，从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视角展开讨论。与此同时，为更好分析区域产业融合的共振与传导效应，在相关指标选择上，兼顾可操作性、可传递性、可兼容性等特点，既关注科技创新等内生性因素对国内经济循环的影响，也考虑到金融开放、企业集聚等影响宏观经济内外循环互动的因素，并结合产业融合的传导变量以及区域经济圈的产业辐射变量等，将影响经济内循环的生产要素集聚度、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经济外循环的外商投资比例等变量均纳入研究范畴，综合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上述影响因素在推进国内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发挥的作用，形成从产业融合、区域融合向整体经济融合的传递辐射，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三大经济圈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融合演变，以及产业之间融合递进与有效对接的实证分析框架。

(一)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测算

产业耦合度源自于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及以上系统或模块之间关联互动、共同演进的动态关系，在产业经济学领域被广泛用于不同产业之间关联程度或契合度的度量，成为判断产业融合程度的分析工具。基于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的相关性因素分析，本文运用产业耦合度分析工具，参照产业结构耦合系数，对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状态进行假设条件下的模拟测度。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测算运用到的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分别用xij和yij表示，本文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衡量产业结构，其中，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不含金融业)；金融结构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衡量。

(3)计算第i项指标的差异系数：σi=1-li,τi=1-hi。

本研究在测算耦合指数C值、协调指数T值的基础上，测算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D值，并按照协调等级划分标准(3)耦合度(D): 0～0.2，协调等级:失调；耦合度(D): 0.2～0.4，协调等级：濒临失调；耦合度(D): 0.4～0.6，协调等级:初级协调；耦合度(D): 0.6～0.8，协调等级:中级协调；耦合度(D): 0.8～1，协调等级:高度协调。，最终得出协调等级。由表1可见，2009-2018年我国三大经济圈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整体偏低，处于失调和中级协调之间，平均值处于濒临失调水平。

(二)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和模型选择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被解释变量为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解释变量为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科技产业就业人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外商投资比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对解释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Ait)。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优化和金融结构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升级的市场化程度也可通过高新技术研发水平体现。由于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与企业用于新产品开发的费用支出正相关，因此，本文选取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开发支出占企业研发总支出的比值作为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评价指标。

2.科技产业就业人数(Tit)。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不仅与科技创新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也取决于科技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本研究选取科技产业从业人数作为评价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要素供给质量的依据之一，通过科技产业发展的规模化水平评价产业或金融集聚发展程度，并从需求层面分析对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转型升级所产生的重要促进作用。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Git)。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自身的优化以及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均与企业发展的规模化水平、市场影响力密切关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越多，带动市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需求越多，与实体制造业功能相匹配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规模和能级也将随之提升，使融资需求和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化，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向优化升级和融合方向演变。该指标与科技产业就业人数指标，都是体现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规模化、高级化融合的指标，后文将其作为科技产业就业人数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4.外商投资比重(Fit)。在以内循环为主导、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市场与国际资本、全球创新要素资源的对接与配置功能。一国或地区运用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通常用经济外向度指标来衡量，本研究选取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部产品及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作为评价经济外向度的指标。该比例越高，反映外国资本在该国(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中发挥作用越大，该国(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融合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通过国内市场的加速循环提升对国际市场要素的集聚配置功能。

5.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Cit)。在以内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人均消费水平作为扩大内需的关键影响因素，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中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对于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能力要求也相应越高，越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促进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型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选取方面，本研究认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群重点分析其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对于引领、带动其他非典型区域提升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水平，融入全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国内三大经济圈(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珠三角地区主要统计广东省数据)以全国32.6%的人口，创造43%的GDP总量，实现全国60%的研发投入、45%的社会总融资额。可见，三大经济圈对全国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发挥的示范引领效应更强，因此，研究三大经济圈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相对于其他城市群样本更加具有代表性。

数据方面，不同行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官网和三大经济圈八省市的年度《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8年)。其中，产业增加值以2009年为基期，采用不变价计算。反映直接、间接融资情况的股票市值总额、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数据来源为《中国金融年鉴》(2009-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科技产业从业人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商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在对各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后，调整得到平稳性序列，并对可能产生异方差的截面数据进行了横截面加权处理。

将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科技产业就业人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外商投资比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因素，作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影响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结构性变量，构建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Dit=β0+β1Ait+β2Tit+β3Fit+β4Cit+μit

式中，β为系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下标i代表第i个地区的数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面板模型经过Hausman检验，发现拒绝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接受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构建三大经济圈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面板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1-模型4。根据模型1，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外商投资比重与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融合度)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和外贸开放度对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发挥正向作用的预期不符合，说明三大经济圈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与处于转型升级中的产业体系、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需要加快推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服务体系升级，以更好适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需求。相比不考虑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变量的情形(模型2)，模型1在引入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变量后，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照模型1和模型3可见，每增加1单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能够显著促进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提升0.12；对照模型1和模型4可见，每提升1%的外商投资比重，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显著下降0.434%；对照模型1和模型5可见，每提高1%的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三大经济圈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显著下降0.136%。该结论较符合当前以内循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提升科技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和人均消费能力对于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现，但是现阶段科技研发投入和外商投资比例增长对于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提升仍没有发挥正向作用，表明在从内循环为主向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阶段演进中，科技创新和利用外资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才能更好发挥其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促进三大经济圈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的带动作用。

表2 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

分区域看，我国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地区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整体最高，高于三大经济圈平均水平；不同经济圈省市之间的经济综合发展能级差异仍较突显，跨区域之间的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程度(耦合度)差异较大。尽管珠三角地区内部城市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差距较小,然而金融业和实体产业整体融合水平仍与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存在一定差距。

表3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

重点比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由于不同经济圈功能定位、科技发展水平、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不同，各因素对上述三个经济圈的作用方向和数值大小存在较明显的区别。从表4可见，京津冀地区的回归结果与经济圈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外商投资比重与该区域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呈现负相关关系。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对耦合度的正向作用效果较显著，每增加1单位的科技产业就业人数，京津冀地区的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显著提升0.07，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发挥的正向作用效果不显著。从表5和表6可见，不同于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对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具有正向作用，但是不显著。长三角和珠三角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水平较高，技术升级对于产业化和直接融资体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科技产业就业人数、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均体现正向作用，其中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对长三角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的积极作用更显著(科技产业就业人数每增长1%，将显著促进长三角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提升0.006%)，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珠三角金融业和实体产业结构耦合的积极作用更显著(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长1%，将显著促进珠三角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提升0.145%)。外商投资比重对长三角、珠三角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体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珠三角地区作用不显著。

表4 京津冀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表5 长三角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表6 珠三角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表7 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影响因素的稳健性分析

(续上表)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同样反映地区产业的规模化、高级化发展程度，构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拓展的基础，因此，本文用其替代科技产业从业人数进行稳健性分析。经检验发现，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和外商投资比重与三大经济圈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呈现负相关关系，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中发挥了显著正向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科技产业从业人数等内生性因素和外商投资比重等外生性因素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科技、资本、信息、人才等关键要素的集聚程度、生产能力及配置效率，最终影响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程度。研究认为，现有文献仅从供给侧视角分析金融业和实体产业互动融合影响因素的思路方法仍存在可完善的空间。本研究立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需求，探讨激发内需动力和保障各类要素供给的路径，聚焦三大经济圈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的技术、市场与制度等关键因素，增强区域产业与我国宏观经济对接和联动效应，进一步提出以三大经济圈区域产业竞争力提升为引领，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启示：

第一, 促进知识(技术)要素向金融业和实体产业集聚，形成知识(技术)要素引领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新模式。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三大经济圈整体高科技企业新产品(技术)研发支出比例增加对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耦合发挥的正向作用不显著，表明技术升级下的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仍存在供需不匹配现象。相对于提升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总量而言，现阶段科技研发要素在实体产业和金融业之间形成合理有效配置更为重要。因此，应在促进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优化过程中，积极推进技术与知识要素在金融领域和实体产业的集聚与融合，通过加大资本市场改革、银行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促进创新结构与融资结构之间的动态匹配，引导资金配置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创新驱动下的企业间协同竞争机制，促进金融科技领域的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模式升级。构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为核心支撑的数字经济新平台，引导现代技术向传统产业领域全面渗透，加快发展金融业和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

第二,优化产业融合的市场环境，制定促进区域融合的引导性政策。实证发现，科技产业就业人数、企业集聚情况和外商投资占比等市场环境因素对三大经济圈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可根据三大经济圈不同的发展需求、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基础，一方面通过政府放管服制度创新，形成一网通办的服务平台，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另一方面聚焦创新生态，形成有利于不同区域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引导性政策，促进企业协同创新与产业融合。例如在运用产业政策引导金融服务实体产业方面，以京津冀为核心的城市群具有国有科技研发机构、大型金融总部集聚和科技研发水平领先全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应发挥头部企业规模效应，建立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高效运作的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圈，带动环渤海城市群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具有沿海经济开放发展优势，应在扩大金融开放领域、提升金融开放水平等方面加大探索，通过高质量的经济对外开放，吸引国际资本、技术、人力资源要素集聚，形成以创新要素资源驱动为引领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合理化发展提供保障。以珠三角经济圈为例，可通过金融业更高水平的开放，进一步提升珠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要素配置功能，促进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将珠三角经济圈打造成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性功能枢纽。

第三，实施差异化和一体化相结合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路径，以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及跨区域联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此，可根据我国不同经济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特点与产业融合的阶段性发展要求，形成不同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差异化实施与整体推进有效结合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路径。例如在以京津冀为核心区域的环渤海城市群，可以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大型国有科研院所集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以提升供给能力、更好服务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为目标导向，率先探索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模式。在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依托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等优势，通过深化推进上海、广东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发展、将广州等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中心城市打造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现代综合枢纽，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参与经济循环的实现路径和经济规模总量。以金融业和实体产业的高水平互动融合，促进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以沿海区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发展，带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以三大经济圈为核心的国内城市群之间也要形成金融业和实体产业的互连互通，打通沿海区域和内陆省市之间要素市场自由流通壁垒，促进不同城市群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有序推进全国各区域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