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韩民春 杨承奥

一 引 言

2020年***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表示，服务业因其独特的特点，需要开放的发展生态，需要各国努力推动跨境互联互通，同时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等主张，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交汇时期，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共识，发展实体经济成为新时代目标。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凭借加工贸易形式参与全球生产，实现了经济总量大幅增长，数年稳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但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价值链视角下的增加值核算方法揭示出中国制造业处于中低端水平，所获贸易利益与其贸易规模严重不对称的事实(王直等，2015[1]；程凯和杨逢珉，2020[2]；张志强等，2020[3])。在国内人口红利不再、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的“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之路受到被锁定于低附加值环节的“低端锁定”风险与被“挤出”价值链的挑战(吕越等，2018[4]；魏龙和王磊，2017[5])。如在作为人工智能产业代表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上，中国大陆主要参与价值链上低附加值的最终产品组装环节，价值链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其他国家获取了大多数附加值，国外品牌份额高达60%(1)资料来源《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20)》。。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势在必行。

许多学者和政策文件提出了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发展，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支撑的发展思路。“十四五”规划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认为“服务贸易对生产制造的拉动作用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贡献作用非常巨大，我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需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扩大开放，由此倒逼服务业变革”，强调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自2007年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国内许多重要的服务部门，如分销、金融、互联网等服务行业已逐步开放(张艳等，2013)[6]，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比不断提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亟待升级的局面，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路径。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展开研究。首先分析其理论机制；然后从增加值获取能力与价值链控制能力两方面评估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利用2004-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回答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是否面临“挤出”风险与“低端锁定”困境；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是否能够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获取能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从而助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进一步研究金融、信息技术等不同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对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的异质性。讨论上述问题对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以及深化改革背景下全面对外开放的实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 文献回顾

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结构视角”和“价值链视角”展开(苏杭等，2017)[7]。价值链视角下，Gereffi(1999)[8]、Kaplinsky和Morris(2000)[9]、Humphrey和Schmitz(2002)[10]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沿着工艺流程、产品、功能、链条四个层次依次升级：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阶段，企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获取升级；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是指企业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并将原来的传统低附加值产业逐步转化为高新技术产业。这一概念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进一步，产品升级是价值链升级的“关键节点”(刘斌等，2016)[11]，代表增加值获取能力的提升，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则代表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魏龙和王磊(2017)[5]认为可以增加值获取能力和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两方面来评价经济体或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而要素比较优势(蔡昉和王美艳，2014)[12]、对外直接投资(冯春晓，2009)[13]和制造业聚集(龚新蜀等，2017)[14]等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价值链测算方面，Hummels et al.(2001)[15]最早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来测度价值链参与地位，Antrs et al.(2012)[16]设计了上游度指数(Upstreamness)进行研究。随着研究深入，Timmer et al.(2013)[17]、Wang et al.(2013)[18]、Koopman et al.(2014)[19]提出了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角度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更准确地反映出全球价值链上国际贸易与分工情况，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述，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指通过国际贸易谈判或国内服务业规制改革，扩大市场准入，降低服务贸易壁垒，以促进服务要素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过程。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文献集中于制度研究(樊瑛，2010[20]；赵瑾，2017[21])、意义和发展(林峰等，2014[22]；Adlung，2015[23])及其经济效益等(Markusen et al.，2005[24]；连增等，2021[25])。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得出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Arnold et al.，2016[26]；舒杏和王佳，2018[27])的结论。Beverelli et al.(2017)[28]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存在正向促进效应，有利于制造业升级。而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文献较少。王思语(2018)[29]从理论方面研究了自由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关系，认为服务业开放能够提高服务产品供给质量，从而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向上攀升。顾雪芹(2020)[30]利用基于国际服务外包的任务贸易模型得出了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结论。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如朱廷珺和班元浩(2020)[31]认为由于发展状况与技术水平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价值链位置会受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抑制作用。因为数据限制，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马盈盈，2019)[32]。Biryukova和Vorobjeva(2017)[33]利用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及TiVA数据库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限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具有负向影响，减少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等贸易壁垒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壁垒可以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马盈盈(2019)[32]对32个国家和地区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且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促进作用大于发达经济体。少数学者用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比率(杨雪，2018)[34]或出口技术复杂度(ESI)(刘皓艳，2019)[35]代表价值链地位以研究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但这种方法停留在总额贸易数据层面，无法从增加值角度分析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文献回顾表明，多数学者认为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有促进作用，在一国服务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以满足制造业发展的需求。但该研究领域存在以下问题：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相关的文献较少，对OECD国家的研究不足以体现中国的发展特点；由于缺乏衡量指标或缺失数据，仅以分工地位评估价值链地位升级不全面，且部分学者使用的方法与价值链视角研究不相符；理论机制不明确、研究结论不一致等。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研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三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服务要素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制造业升级：一是作为生产“粘合剂”，发挥统筹生产运营、价值创造功能(盛斌和陈帅，2016)[36]。二是作为生产中间投入，如研发设计、信息通信等高端服务要素促进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提高生产率，带动价值链升级(吕越等，2017)[37]。基于现有理论，本文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四种效应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1)规模经济效应。Helpman和Krugman(1986)[38]认为规模经济效应能够使企业从生产规模化与产品多样化中得到的贸易利益超过常规比较利益。Jones和Kierzkowski(1988)[39]的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理论，证明了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规模经济更为明显。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邹国伟等，2018)[40]，通过投入更多服务要素实现价值链中各方的价值创造与增值，在产业链上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Reiskin et al.，2000)[41]，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具体而言，服务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产业链上游企业形成更高效的企业组织、完善的研发创新体系，投入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在产业链中游，制造服务化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凭借规模经济节约成本，如企业利用更高效的信息技术实现自动化生产，或使用优质运输服务调整生产要素高效生产；在产业链下游，分销服务可以缩短生产企业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企业造成的损失，集中的物流运输、售后服务等能够提高企业产品的价值增值(刘斌等，2016)[11]。

(2)技术溢出效应。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与货物贸易相比，具有技术、知识密集型特征的服务贸易能够产生更强的外溢效应(戴翔，2020)[42]。服务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服务产品进口，其中具备比较优势的服务产品，能够作为直接投入提升产品竞争力，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为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验等。通过干中学进行经验总结和适应性改进，能够促进本国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增多，学习和利用东道国先进技术产生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也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学习新技术。技术溢出效应还产生于服务贸易自由化后的人力资本流动。

(3)资源配置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电信、金融和管理咨询等服务产品的流动，从而对价值链分工的各阶段和环节起到“支持平台”的粘合与润滑作用(盛斌和陈帅，2016)[36]，资源配置效应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及生产专业化：运输和电信服务的开放深化了企业间的分工合作与互联互通，通过资源再配置和生产链条重新布局实现制造业深度参与价值链生产；将包含新技术的服务投入到技术复杂度、出口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进行产品的价值增值；或依靠国外高端商业服务辅助向设计研发、知识产权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此外，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兴起以及外部协调成本的降低，为制造业外包低效率服务、重新配置生产要素、通过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完成企业产品升级和价值增值提供了可能。

(4)竞争和成本效应。随着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面临竞争的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将通过创新、产品降价等方式缓解市场压力，最终选择增加研发投入、学习先进技术的服务企业能向制造企业供给技术含量更高、种类更多的服务，从而生产出更高质量的工业产品。竞争效应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自由化还意味着进出口壁垒的削弱、服务要素流通成本的降低，利于服务、制造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深化企业间分工合作，使制造企业获取更多增加值，助力企业完成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

综上，随着服务贸易开放，制造业企业可以选择更多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服务中间品，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生产率，推动制造业企业进行投入服务化转型升级，依靠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投入要素配置生产，完成产品升级或功能升级，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从中获取更多增加值，并提升其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在制造业价值链的分工、深化过程中，运输、通讯等传统服务部门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他诸如研发设计、咨询管理等专业服务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戴翔，2020)[42]。一方面，由于不同服务蕴含不同的技术与知识，投入生产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比如中国制造的电气和光学设备中包含较多信息技术与科研技术服务投入，那么相较于运输、金融等服务自由化，信息技术与科研技术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对该行业的影响就更大。另一方面，当技术含量更高的服务要素市场自由化后，对我国技术、资本及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加值获取能力及价值链控制能力的影响将存在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反映在价值链增值能力提升和控制能力提升。由于服务要素作用的差异，不同服务部门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两种方式有不同影响。

假设3：以FDI为主要方式的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较大。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贸易开放带来的技术与市场中受益；因存在技术壁垒，贸易开放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作用不确定。

四 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及数据描述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魏龙和王磊(2017)[5]的方法，用增加值获取能力和价值链控制能力两个指标衡量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价值链增加值获取能力有利于制造业在短中期获得更多利润，投入研发创新、积累技术实现价值链升级；价值链控制能力反映价值链上所处的分工地位，对于行业中长期发展、实现价值链升级、抵抗贸易风险有重要意义。构建指标时首先使用KPWW增加值分解方法(Koopman et al.，2014)[19]，将每个国家分部门总出口中包含的增加值分解为国内增加值(DVA)、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FVA_FIN)和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FVA_INT)等8个部分，然后基于分解结果构建两个价值链升级指标。

(1)价值链增值获取能力指标(TSI)。设定增加值获取能力指标时，首先参考Hausman et al.(2007)[43]的出口技术复杂度(ESI)指标。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无法准确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蒋庚华等，2019)[44]，故作出以下两点改进：一是参考王直等(2015)[1]、Timmer et al.(2015)[45]的做法，用KPWW法得到的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DVA_F)替代出口技术复杂度中的传统贸易出口额，获得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_F)；二是参考魏龙和王磊(2017)[5]的方法，以人均劳动报酬(LR)替代人均GDP与RCA_F相乘，得到增加值技术复杂度(TSI)，即价值链增加值获取能力指标，指标越大反映中国该制造行业从价值链生产中获取增加值相比他国某产业越具比较优势，从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体现价值链升级。指标构建过程如下。

传统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公式：

(1)

将用KPWW方法得到的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的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_F)和行业人均劳动报酬代入式(1)得到增加值技术复杂度(TSI)。

(2)

式(1)和式(2)中，下标n代表国家，在研究中为包含中国在内的43个具体国家(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组成的44组数据，j为目标国，文中为中国，k代表产业，t表示时间。式(1)中Xnk代表n国k行业出口额，Xn为n国总出口额，GDPn为n国人均GDP；式(2)中DVA_Fjkt为t时期k制造行业的前向联系中国国内增加值出口，LRjkt为t时期中国k产业人均劳动报酬。所有数据均已平减。

表1 中国部分制造行业TSI指标对比

(续上表)

表1为2004-2014年中国部分制造行业的增加值技术复杂度(TSI)数据，以该指标大小来评价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获取能力的强弱。2004-2014年，多数行业的TSI整体呈上涨趋势，少数行业如石油加工和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加工品业的TSI在这10年间有所波动。加入WTO后，比较优势、物质资本积累等因素推动中国制造业获取了更多增加值，而短中期内多数制造业可凭借其获取增加值的相对优势抵抗被“挤出”价值链生产的风险；2014年中国纺织品和皮革制品业(4.2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4.03)、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3.62)的增加值获取能力在行业中排名靠前，医药制造业(0.6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44)的增加值获取能力较弱；最后，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加值获取能力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2)价值链控制能力指标(GVC-CTR)。垂直专业化部分(VS)是一国总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组成结构具有不同的含义(Hummels et al.，2001)[15]。当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FVA-FIN)比例较高时，说明出口国更多进口零部件从事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与主要出口产品为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价值链中反映为DVA-INT或FVA-INT部分)的行业相比，在价值链生产中处于较低端的分工位置，对上下游厂商依赖性较强，对价值链控制能力越弱。因此，本文用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垂直专业化的比例作为价值链控制能力的评价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3)

表2为2004-2014年中国部分制造行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指标数据，该指标反映中国制造行业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数值越大说明中国某制造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越靠近加工、组装环节，价值链控制能力就越弱。从表中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中国制造行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变化在行业间差异较大：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仅有小幅提升，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程度明显。具体来说，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化学制品业(0.0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16)等行业对进口其他国家最终产品的依赖程度较低，食品及烟草加工业(0.7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58)等行业在价值链中处于更低的分工位置，靠近最终产品组装环节，陷入“低端锁定”困境，相应地其获取增加值的难度与风险较大，对行业中长期发展有不利影响。

表2 中国部分制造行业GVC-CTR指标对比

(续上表)

2.核心解释变量

测度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法有以下两种：一是将服务贸易政策信息转化为频度指标，随后通过权重计算得出服务贸易四种模式或各分部门的贸易壁垒，此类方法有Hoekman(1995)[46]提出的频度法、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等。二是基于常用的服务贸易数据衡量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如服务贸易流量、服务开放渗透率等。本文在第二种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张艳等(2013)[6]、Arnold et al.(2011)[47]的方法，利用2004-2014年的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中国服务贸易数据，计算了中国五个生产性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对16个制造行业的服务贸易渗透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公式如下：

(4)

其中，k代表16个制造行业，下标l代表5个服务部门，分别是运输业、科学研究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Liberalizationlt表示t时期l部门进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经第三产业GDP指数平减；aklt代表t时期k制造行业使用l部门服务产品的完全消耗系数，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l服务部门在制造部门k的所有中间投入占比得到，将其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相乘得到的服务开放渗透率(Ser-Open)可以反映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即服务贸易自由化举措或政策得到实施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加，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服务要素的比例及数量也会受到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影响产生变化。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了人力资源(HR)、行业创新(NPS)、资本规模(SCALE)、竞争水平(NUM)、国有化水平(GOV)五个控制变量，统计口径为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各变量说明见表3与表4。

表3 变量说明

表4 描述性统计

(二) 模型构建

为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增加值获取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使用2004-2014年中国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TSIit=α+β1lnSer-Openit+β2X+εit

(5)

GVC-CTRit=α+β1lnSer-Openit+β2X+εit

(6)

TSI表示我国16个制造行业的相对增加值获取能力；GVC-CTR表示制造行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lnSer-Open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X为控制变量向量。出于稳健性考虑，在考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增加值获取能力影响时，同时加入增加值绝对量获取回归模型，即中国制造行业前向联系的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绝对量(DVA_F)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到模型如下：

lnDVA_Fit=α+β1lnSer-Openit+β2X+εit

(7)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方面，制造业相对增加值获取能力(TSI)来自以下数据库：增加值显性优势指标(RCA_F)和制造业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_F)原始数据来自2016年版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经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后用GDP指数平减；人均劳动报酬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经GDP指数平减。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GVC-CTR)原始数据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开的基于WIOD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的UIBE GVC Indicators数据库获得，用R软件计算得出。解释变量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指标(Ser-Open)中的完全消耗系数和服务贸易进出口原始数据分别来自WIOD投入产出表和国研网统计数据库，经平减后计算得到。

计算服务投入比例ajkt时进行如下创新：使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2004-2014连续年份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而非通常做法中根据2002、2005等间隔年份发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优点是能够使用观测期每年度数据评估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同时考虑了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影响。

制造业的16个行业由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56个行业(ISIC Rev.4分类标准)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1)合并获得(2)合并后的16个制造行业为：食品、饮料烟草制造业，纺织品、服装、皮革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纸制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部分行业使用简化名称。，对应关系可从国家统计局查询。对于服务行业的选取，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选取了运输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商业服务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5个生产性服务行业。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

本文就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绝对增加值获取、相对增加值获取能力和价值链控制能力进行回归，回归前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表5报告了三组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5列(1)和列(3)回归结果可知，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相对增加值获取能力和绝对增加值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服务贸易开放能够通过服务要素对制造业的“粘合剂”效应和投入效应促进制造业工艺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进而获得价值链上增加值获取的相对比较优势(β=1.062)，也有利于增加值获取绝对量的提升(β=0.375)。

其次，列(5)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β=-0.243)，说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存在正向影响。服务贸易开放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制造业技术发展，成本降低也有利于我国制造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更多地参与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逐渐从加工环节向价值链前端研发或终端营销、服务环节升级，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中的控制能力。

此外，控制变量中的人力资源(HR)、行业创新水平(NPS)和资本规模变量(SCALE)在对制造业增加值获取能力和价值链控制能力的影响上方向一致：能够促进制造业获取增加值，但对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有微弱的抑制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大部分制造企业对于人力资本、产品研发策略和资金投入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即制造企业主要是基于短中期内获得更多增加值的目的投入人力资源和开发新产品，在企业转型方面的研发人才投入更少，新产品生产过程偏向使用国外中间品或技术投入进行最终生产，对价值链中上游厂商的依赖性增强，使得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有所减弱。

竞争水平变量(NU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获取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β=2.11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有促进作用。说明行业面临竞争能够促使企业升级技术，对企业的价值链分工生产是有利的，该结果也从侧面反映服务贸易自由化后，服务市场上竞争水平的提升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后，国有化水平(GOV)的提升不利于制造业增加值获取能力的提高，但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时由于其特殊性质会承担部分社会民生责任，并不以提升价值链的增加值获取能力为先；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没有大量依赖国外要素投入，而更多利用本国增加值投入，使得国有化水平增加对行业控制能力的提升有所帮助(β=-0.439)。

表5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

(二)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服务开放渗透率可能存在内生性。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可能推动服务贸易开放，这种反向因果关系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一阶、二阶滞后项作为服务开放渗透率当期项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以缓解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见表6。

表6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表6下方依次展示了与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相关的三个检验统计量，结果说明工具变量合理、有效。从2SLS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服务贸易自由化指标的系数符号与基准模型一致，且服务贸易开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制造业增加值获取有正向影响，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的影响则不显著。

2. 替代变量

服务产品的特征决定服务贸易以服务业FDI形式为主。本文还使用经平均汇率折算且平减的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数据替代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数据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7可知，无论是服务贸易进出口渗透率还是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渗透率，对制造业价值链增加值获取能力的影响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对于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的影响，以实际利用FDI数据代替服务贸易进出口渗透率后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作用不显著。

综上，对于研究假设1，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服务贸易的总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生产中相对增加值获取能力与绝对增加值获取的提升，能够改善我国部分制造行业低附加值获取的局面，缓解“挤出”风险，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的提升效应则不显著，但是短中期内增加值获取的比较优势为企业向研发、设计环节或品牌营销、服务环节跃迁完成功能升级提供保障，最终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该结果还显示了一种我国制造企业主动选择了更能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低附加值分工位置生产导致价值链控制能力未能明显提升的可能。因此研究假设1成立。

表7 使用替代变量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

(三) 拓展分析

为考察不同服务部门开放对制造业影响的异质性和整体自由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差异，本文设计以下两个实验：一是分别用运输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5个生产性服务部门自由化对价值链升级变量进行回归；二是将16个制造行业分类，然后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效应。

1.不同服务部门自由化的影响效应

表8 不同服务部门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

(续上表)

由表8可知，5个服务部门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大部分显著，符号方向也基本与理论机制分析结果一致：(1)5个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均对制造业绝对增加值获取有显著提升作用。其中，运输服务部门直接联通了制造业的生产运输和配送渠道，对制造业获取增加值促进作用最大。(2)对制造业相对增加值获取能力而言，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自由化的提升作用较大，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小且不显著。原因在于运输业的自由化对制造业产品没有产生 “质”的影响，而作为高端服务要素的金融、信息技术和专业服务等行业，其自由化水平提升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影响更显著，使制造业获取增加值的能力超越其他国家各产业。(3)对价值链控制能力而言，运输业自由化增加了制造业从货运畅通中获得新原材料投入、转变企业生产方式的机会，资源通过运输服务自由化途径向全要素生产率更高的国家流动，结果可能会使我国制造业在价值链分工中完成功能升级，由低增加值获取的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跃迁；信息技术和科研服务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助力较大，也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有促进效应；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的影响系数为正，表明其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没有明显帮助。金融和专业服务开放可能使我国制造业增加了国外生产要素投入，在增加值获取能力提升的同时降低了价值链控制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服务要素作用不同，不同服务部门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能是基准模型中服务贸易总体自由化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之一。该结果证明了研究假设2。

2. 对不同制造业的影响效应

为研究对不同制造业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将16个制造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3)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石油加工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制品业、橡胶及塑料行业、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加工品业、金属制品业和其他制造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食品及烟草加工业、纺织品和皮草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和印刷行业。分别进行回归。

表9 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价值链升级的回归结果

由表9可知，三类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回归结果基本上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分类回归中，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相对增加值获取能力和价值链控制能力的影响方向与前文结果一致。

由于行业异质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增加值获取能力影响最大，对资本密集行业在价值链控制能力方面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原因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信息技术、研发等服务市场联系更紧密，相较其他要素密集型行业，企业在利用服务市场开放的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完成产品升级时更具优势。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利用拥有比较优势的资本要素与自由化带来的技术、市场互补进行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了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综上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也存在着异质性，与研究假设3推测相符。

六 结论与建议

《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和经济中的重要性被长期低估，认为随着技术进步，服务贸易将在未来迎来更大发展，这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就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展开研究。

主要结论如下：(1)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获取能力有所提升，在短中期内可抵抗“挤出”风险，但部分行业面临“低端锁定”困境，中长期发展存在风险，同时服务贸易开放仍需扩大。(2)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增加值获取能力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效应不显著。增加值获取的比较优势为企业向研发、设计环节或品牌营销、服务环节跃迁提供保障，总体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3)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增加值获取有较大帮助，运输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科研技术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制造业价值链控制能力；制造业分类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增加值获取能力的提升，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效果大于其他类型行业。

综上，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是一种可行之举。据此，为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制造业升级，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进一步削减服务贸易壁垒、放松国内管制，深化部分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内规制方面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贸易协议方面使用自贸试验区政策鼓励境外服务企业进入市场。政府还应继续优化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如货币汇兑政策、外国人员执业政策、出入境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其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主动对接国际贸易，倒逼服务业深化改革，强化服务产品的供给质量，为制造业向研发设计环节攀升提供有力支撑。

(2)对各类服务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提出差异化政策，将服务贸易开放推动制造业升级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围绕电子商务、研发设计、融资租赁、知识产权服务等重点领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能力。比如利用生产性服务外包与不同制造行业匹配融合，让制造业发挥其比较优势，并由政府使用相应政策工具进行推广，强化服务业开放产生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以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促进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取更多增加值，以科研技术服务业、运输业发展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控制能力提升，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转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法。

(3)我国制造企业应意识到位于价值链上高附加值获取地位的重要性，不局限于为发达国家代工生产，在“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的同时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并依靠吸收再创新实现价值链升级。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利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化价值链分工、有意识地提高分工地位，推动企业中长期发展。与此同时，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与高端生产要素投入，国内制造企业应尝试在产业链上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与制造融合发展实现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增值，共同构建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