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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分工地位的影响

时间:2024-04-24

一 引 言

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 我国制造业日渐融入国际市场, 整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从规模上看已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由于我国制造业发展起步晚,标准体系的制定和关键技术大多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制造业整体“大而不强”。随着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成本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使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升级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民营企业可能遭受“锁定”或“俘获”效应,给这些企业的进出口和创新活动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张杰和郑文平,2017)[1]。因应全球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始实施制造业服务化战略以提高竞争力,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调查报告显示,随着欧美国家制造业回流,我国相对于美国工厂的制造业生产成本优势已减弱到了5%以下,而墨西哥按单位生产成本计算的平均制造成本已低于我国。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外因素双重挤压的情况下, 通过实施制造业服务化战略, 将生产环节向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延伸, 能否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以及分工地位?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破解中国出口之困,引导制造业向价值链附加值更高的位置攀升,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考虑到不同制造业部门对服务要素的需求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引入异质性服务投入结构,细化分析中国制造业不同方面的服务化水平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

二 文献综述

制造业服务化作为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与重构而出现的制造业生产重心转移现象, 近年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一类研究着重考察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企业为了更好满足顾客需求,由仅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包”转变(Vandermerwe和Rada,1988)[2]。White et al.(1999)[3]、Reiskin et al.(2000)[4]等进一步总结服务化的内涵,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是通过顾客参与、服务型生产资料的投入和供给使得价值链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增值的一种商业模式创新。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包含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制造业企业向顾客出售的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而是产品的功能或服务;第二,制造业企业保留产品的产权,不再转让产权;第三,顾客根据产品功能或服务的使用情况支付费用;第四,顾客无需参与产品的维修、报废、解体以及回收等环节(Toffel,2002)[5]。Szalavetz(2003)[6]则认为,制造业服务化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产品内部服务效率对于制造业企业的重要性已超过了人力资源质量、企业技术质量以及资产数量等传统因素,成为了日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与产品相关的外部服务如维修、运输与安装等,对顾客来说变得日益复杂和重要,这些外部服务作为产出的无形成分,提高了产品的价值。

另一类研究从制造业服务化的经济效应方面进行分析(王永进等,2010[7];陈光和张超,2014[8];Lodefalk,2014[9];张琴等,2015[10]),探索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刘维林等,2014[11];刘斌等,2016[12];Heuser和Mattoo,2017[13])。这类研究认为服务业是联结经济发展的“胶水”,主要通过发挥中间联结作用调整企业的生产要素,促进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效率,进而影响制造业的增值能力和价值链分工地位。但少有研究从具体行业层面研究制造业服务化的特征事实,并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路径。如Bruhn et al.(2018)[14]针对墨西哥432家中小制造业企业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深入研究管理咨询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和绩效的影响,但没有进行细分制造业行业的事实分析和影响路径检验。

总的来说, 当前针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中间纽带作用上, 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第二, 尽管部分学者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视角对其产品升级的路径进行了理论探讨, 但较少将运输、电信、金融、分销、技术研发以及企业管理咨询等六类服务化全部纳入模型进行研究。第三, 当前比较缺乏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细分行业实证分析,研究服务要素投入所形成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具体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存在的不同影响。鉴于此,本文从投入服务化视角分析全球价值链升级,深入剖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参照Koopman et al.(2014)[15]、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的方法,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s)的数据将我国出口增加值精确细分为16部分,在此基础之上,从整个行业层面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运输、电信、金融、分销、技术研发以及企业管理咨询等六类服务化影响效应的差异,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与推进提供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撑。

三 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计

由现有文献分析可知,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借鉴刘斌等(2016)[12]、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的研究,本文基于行业层面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GVCi, t=β0+β1Servitizationi, t+βIndControlsi, t+ηi+ηt+εi, t

其中,GVCi, t表示制造业i在年份t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Servitizationi, t表示制造业i在第t年的服务化水平,IndControlsi, t表示行业层面控制变量,ηi、ηt分别代表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二)变量说明

1.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参照Koopman et al.(2014)[15]、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的方法,将我国出口增加值分为16部分。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出口品中的国外增加值与重复计算部分之和,即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表示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International Division,ID),采用我国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与全球总出口增加值之比,衡量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所处的附加值环节高低程度(刘斌等,2016)[12]。

2.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由Vandermerwe和Rada(1988)[2]提出,根据投入产出方向的不同可区分为投入服务化(Input Servitization,IS)及产出服务化(Output Servitization,OS)。目前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法中的直接消耗系数法和完全消耗法(刘斌等,2016[12];许和连等,2017[17])测算。运用Leontief(2010)[18]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可测算各行业的直接与完全消耗系数,消耗系数正向反映服务化水平。故本文使用WIOD(2016)公布的2000-2014年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完全消耗系数来测度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及产出服务化水平。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3.行业层面控制变量。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行业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控制。(1)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行业生产技术能力的高低,而行业生产率的高低则影响和决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刘斌等,2016[12];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参照刘斌等(2016)[12]的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得到行业全要素生产率。(2)生产收益: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认为,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生产效益或利润较高的行业能够促进产品相关技术升级和价值链的优化,因此,本文以行业利润率(Industry Profit Rate,IPR)来控制其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的作用和影响。(3)行业规模:新国际贸易理论指出规模经济效应对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产生一定作用(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此处采用行业总资产与GDP之比作为行业规模(Industry Size,SIZE)指标。(4)行业资本密集度(Industry Capital Intensity,ICI):采用固定资产净额与行业平均员工人数之比进行衡量(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5)国有资本占比(Government Capital Ratio,GCR):使用国有资本与实收资本的比率衡量国家通过资本支持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可能产生的作用(刘斌等,2016)[12]。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测算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s)。WIOTs涵盖2000-2014年44个经济体(包括43个国家以及1个世界其余国家地区)、56个部门(包括4个初级产品部门、19个制造业部门和33个服务业部门)之间贸易往来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投入产出数据。参照彭水军等(2017)[19]的研究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分类方法,按照生产行为分类标准(ISIC REV.3.1)汇总为16个制造业部门和17个服务业部门。行业层面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工业行业划分在2003年前依照旧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包括37个种类行业,而2003年后则是按照2002年修订的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包括39个种类行业。将2003年以前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合并至“其他采矿业”,将2003年后的“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及“其他制造业”合并至“未分类的制造业和资源回收行业”。《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缺失2004年的数据,通过查找《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补齐。,宏观层面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鉴于本文仅以样本的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回归估计,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此外,在上述模型回归中,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之间可能会因为内生性问题,而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一方面,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的问题,虽然本文控制了多个与行业相关的变量,但一些难以界定的重要变量仍可能被遗漏。另一方面,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与服务化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进而产生内生性问题。针对有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列(1)、列(3)在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下分别报告了我国制造业通过国内外服务要素投入所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对GVCi, t,即垂直专业化(VS)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ID)的影响,列(2)、列(4)则报告两步系统GMM方法下的相应估计结果。Wald检验表明系统GMM估计通过了显著性检验,AR(2)检验说明本文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Sargan检验结果显示P值大于0.1,故系统GMM方法的工具变量有效。结果表明:投入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的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从总体上看,通过投入国内外服务要素所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我国制造业融入全球经济,并且随着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越高。

表1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及两步系统GMM模型下的估计

(续上表)

注:括号内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基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

基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分析角度,本文将服务投入具体分为:运输仓储服务化(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Input Servitization,TSIS)、电信服务化(Telecommunications Input Servitization,TIS)、金融保险服务化(Finance and Insurance Input Servitization,FIIS)、批发零售服务化(Wholesale and Retail Input Servitization,WRIS)、技术研发服务化(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put Servitization,RDIS)和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化(Management Consulting Input Servitization,MCIS)。表2列(1)~列(6)报告了服务投入异质性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表3列(1)~列(6)报告了服务投入异质性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表2中列(1)~列(6)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保险服务化、批发零售服务化和技术研发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运输仓储服务化、电信服务化以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化并未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原因可能有二:第一,这三类服务投入并非对所有制造业都具有提升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作用(周念利,2014[20];原毅军和李军,2014[21]);第二,这三类服务投入对价值链的升级存在双向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提升,一方面受制于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低成本优势的技术成熟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张鹏杨和唐宜红,2018)[22],即低端锁定问题抑制了这三类服务投入对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提升作用。

表2 服务投入异质性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估计

注:Ctrls表示控制变量,下表同。

表3 服务投入异质性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估计

(续上表)

表3列(1)~列(6)的估计结果表明:运输仓储服务化、电信服务化、金融保险服务化、批发零售服务化以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均在1%的水平下产生显著正向作用,但技术研发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存在提升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目前的技术研发水平相对世界平均水平滞后,并且大部分的技术研发投入主要依靠FDI,而FDI对于我国制造业技术研发水平的提升存在正反双向影响,因此在总体上技术研发服务化并未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起到提升作用。

(三)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2)文中采用部门编号C1~C16与具体行业进行对应,对应关系如下:C1: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C2:纺织品、皮革和鞋类制造业;C3:木材、木制品和软木塞制造业;C4:纸浆等纸制品及印刷和出版业;C5:焦炭及精炼石油和核燃料加工业;C6:化学和化工产品制造业;C7: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C8:其他非金属矿物产品制造业;C9:基本金属制品制造业;C10:金属制品制造业;C11:机械设备制造业;C12:计算机及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C13:电器设备和仪器制造业;C14:机动车拖车和半拖车制造业;C15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16:其他未分类的制造业和资源回收行业。

由于不同行业的总体服务投入水平有所不同,并且不同行业对各类服务投入的重视程度各异,因此不同行业的投入服务化对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参考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16]的做法,针对每个行业进行单独估算,深入到细分行业层面分析投入服务化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在考虑服务投入异质性的情况下,表4为16个制造业分行业回归结果。从六类异质性服务投入角度的回归结果中得到了以下实证结论。

(1)从运输仓储服务化角度看,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5、C8、C10、C12~C14、C16,说明来自国内外的运输仓储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7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1、C5、C6、C8、C10、C12~C14,说明运输仓储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8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2)从电信服务化角度看,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4、C5、C8~C10,说明来自国内外的电信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5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3~C6、C8~C10,说明电信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7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3)从金融保险服务化角度看,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5、C8、C10、C12~C14,说明来自国内外的金融保险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6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1、C5、C6、C8、C10、C12~C14,说明金融保险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8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4)从批发零售服务化角度看,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5、C8、C10、C12~C14,说明来自国内外的批发零售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6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1、C5、C6、C8~C10、C12~C14,说明批发零售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9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5)从技术研发服务化角度看,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4、C5、C8~C10,说明来自国内外的技术研发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5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3~C5、C8、C9,说明技术研发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5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6)从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化角度看,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3、C5、C8、C10、C12~C14,说明来自国内外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7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有C5、C6、C8、C10、C12~C14,说明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要素总投入对我国这7个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综上所述,相较于高端制造业,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通常依赖传统技术,工艺水平不高,劳动效率和信息密集度均较低。上述服务要素投入为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促进技术创新行为的长期化、持续化和稳定化,使其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其次,上述服务要素投入深化了制造业企业之间工艺流程和技术的分工合作,优化供应链的空间布局,缩短了从厂商到顾客的“距离”,增强其在产业链下游环节的参与程度(刘斌等,2016)[12]。另一方面,说明目前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发展较为欠缺,我国制造业存在“低端锁定”的弊端,抑制了上述服务投入对高端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

表4 基于服务投入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视角下全球价值链升级回归结果

(续上表)

(续上表)

注:(1)编号①~⑥分别代表运输仓储服务化、电信服务化、金融保险服务化、批发零售服务化、技术研发服务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化。(2)分行业回归估计中包含控制变量,为凸显投入服务化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不展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升级与投入服务化视角,深入剖析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基于行业层面建立基准模型,测算了我国16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分工地位,并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关系。结论是:(1)总体上,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以及分工地位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2)从服务要素投入异质性的角度分析,金融保险服务化、批发零售服务化和技术研发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运输仓储服务化、电信服务化、金融保险服务化、批发零售服务化以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3)在进一步区分行业异质性的基础上,研究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更能促进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提升。

基于如上研究得到三点启示:第一,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充分利用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应,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第二,适当鼓励各制造业加大对运输仓储服务、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批发零售服务、技术研发服务以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要素的投入,分别向设计、研发等上游以及营销、售后等下游延伸。第三,完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机制,通过海外并购或其他直接投资方式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经验,并利用国外企业先进技术资源为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知识技术支持,发挥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进口依赖程度和低端锁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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