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演化博弈视角的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再检验

一 引 言

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规模和外贸规模不断上新台阶，2001-201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2.51%(1)原始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此处由作者计算得出。，高于同期GDP平均增长率。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阶段。一个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直接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融入全球经济化浪潮的程度。对于我国而言，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将促使我国产业全球化发展和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对于夯实改革开放成果的意义不言自明。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结合越来越紧密，环境压力也成为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阻力。当低碳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时，技术创新、环境友好等要求就成为未来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之一。不难发现，众多国家将进口产品的绿色技术水平作为硬性准入壁垒之一加入国际贸易规定中，我国产品出口也因此受到贸易保护规定的影响。任力和黄崇杰(2015)[1]指出，目前全球200余个国际环境协议中涉及到多边贸易的就有20个。各国对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开始给予更多关注，出台的环境规制措施也愈发密集。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入使环境问题成为需要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产业发展的环境成本势必会影响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影响一个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趋势影响下，我国传统制造业成本低廉的优势逐渐消失，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成本劣势凸显。以往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获取的加工利润不断被压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受到严峻考验。2017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仅为3.99%，远低于加入WTO以来我国FDI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各国或多或少都采取了不同环境政策作为贸易壁垒。在此国际形势下，中国也适时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环境规制的目标。该规划指出，“提倡绿色发展理念，力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在经济转型的深水期，如何在坚持环境保护底线的原则下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途径和机制显得意义重大。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以Siebert(1977)[2]为代表的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从而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总结来说即为“成本效应”；Porter(1991)[3]则认为，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增强创新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降低环境成本，即为“创新效应”；Ulph和Valentine(1998)[4]在Grossman和Krueger(1991)[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基础上研究认为，发达国家会实施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保护本国环境，发展中国家则采取低环境规制标准吸引发达国家污染企业进驻，即“污染避难所效应”。目前关于上述效应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其中一种来进行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模型同时将环境规制的三种效应纳入分析，也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对综合效应进行考察。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两阶段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全国省级层面的实证检验，为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的精准性提供思路。主要贡献有：(1)在研究视角上，将环境规制的三种效应机制进行综合分析，比单独分析其中某一种影响机制得出的结论更具有可信度。(2)构建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考察在不同贸易背景和异质性企业主体设定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3)基于分省和分地区层面样本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通过构建多维度环境规制政策，考察开放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空间相关性机制，进而得出针对地区差异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地区性差异与样本的覆盖广度在已有研究中较少得到重视，这也是本文结论相对具有创新性和普适性的原因。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对环境规制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是构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阶段博弈模型，描述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效应理论框架；第四部分是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样本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指标进行再检验；最后为结论与对策建议。

二 文献评述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最早从微观视角出发，验证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一般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将负外部性内部化以纠正市场失灵，同时一个地区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会导致本地区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负担，进而影响到产业的竞争力。Siebert(1977)[2]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的两部门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收紧会减少经济贸易量，且环境税在外部环境设定前提下达到均衡时均等于边际污染破坏。Palmer 和 Portney(1995)[6]认为环境规制必然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环境规制的意义在于环境改善总福利而并非减少成本。Huang和Labys(2002)[7]研究认为一国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使得相关产业缺乏比较优势，进而导致出口受阻。Gray(1987)[8]以制造业为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效率下降，并实证证明了该观点(Gray和Shadbegian，1995)[9]。Beers和Jeroen(1997)[10]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无显著统计学关系，但是通过细分行业的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对非资源导向型产品出口竞争力产生显著负作用。李小平等(2012)[11]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和产业贸易存在非线性关系，环境规制会先促进后抑制贸易优势。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12]同样证明了环境规制会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非线性效应，不同的是，这种非线性效应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过程。在上述研究结果的佐证下，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已成为产业经济学者的共识：环境规制直接带来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同时也保证环境质量改善以增加社会总福利。

Porter(1991)[3]首先对上述传统研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在合适的条件下，环境规制政策也可以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机制是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导致企业改变生产决策，通过研发创新减少产品对环境的伤害。Simpson和Iii(1996)[13]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比较优势。Ambec和 Barla(2001)[14]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管理层加强自我控制，提升科技投资。Lambertini和Tampieri(2011)[15]采用双寡头模型研究认为，即使不存在环境监管，企业由于成本不一致，也会自发选择提高技术标准进行科技创新。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基本都选择动态视角对波特假说进行验证。Porter和Claas(1995)[16]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合理得当会促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进而提升生产率，以降低规制政策带来的平均成本膨胀幅度。Costanitini和Mazzanti(2012)[17]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程度的加强并没有抑制制造业的出口国际竞争力，反而会促进“创新效应”的发挥。Shapiro和Walker(2015)[18]以美国为例研究发现，环境质量的改善是产品单位排污量降低引起的，而非产品数量的减少。徐敏燕和左和平(2013)[19]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创新效应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降低两种途径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并据此给出建议，要以创新驱动结合产业集聚来达到和谐发展。刘金林和冉茂盛(2015)[20]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与行业性质相关。吕延方等(2015)[21]研究发现，人均GDP是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门槛值，并得出结论：东部地区应拓展贸易空间、西部地区应引进生产技术，以达到产业效率的提升。陶锋和王余妃(2018)[22]讨论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引导研发偏向进而促进绿色生产率的增长。以Porter为首的一众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新视角，将研究拓展到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上。可以发现，上述学者均发现了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以适应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平均成本增加。这种平均成本的上升和研发创新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削减会受到诸如行业性质、生产所在地等因素的影响。

Grossman和Krueger(1991)[5]提出，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被Panayotou(1993)[23]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即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恶化，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提高，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发展中国家组成了EKC上升的部分，发达国家则组成了EKC下降的部分。研究还发现，工业产品消费需求的与日俱增，导致发展中国家为获得比较优势而不得不选择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因此全球化的趋势就出现多维度的环境不均等，发展中国家被迫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Ulph和Valentini(1998)[4]随之证明了这一观点。Unruh和Moomaw(1998)[24]也证明了EKC的国际分布和转移是客观存在的。Kaufmann et al.(1998)[25]认为，相比于人均收入，经济活动密度更显著影响污染程度的变化。Copeland 和Taylor(1994)[26]实证发现，发达国家会加强环境保护水平，高污染产业会因此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但全球经济水平提升必然带来总污染水平的提高。Managi和Kumar(2009)[27]以OECD国家作为样本，从贸易经济的角度研究此问题，认为对外开放度促进了整体环境质量的提升，且这一效应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强。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28]以我国进出口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我国出口产品执行了比进口产品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并没有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周浩和傅京燕(2011)[29]从省级层面研究了这一问题，却发现“污染避难所效应”是成立的。宋马林和王舒鸿(2013)[30]研究认为提高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将大大提升中国整体环境保护水平。向永辉和陈庆能(2018)[31]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污染避难所假说对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外企是成立的,且环境规制强度对高污染行业外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这些针对环境规制“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检验是对环境规制理论的延伸和创新，且符合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由于实证样本的国别和研究期间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多数研究都认为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存在的。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某一个效应，且经验研究也主要针对开放经济下的国际比较，鲜少学者有效结合三种环境规制效应建立综合分析框架。本文借助局部均衡的两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补充现有研究。

三 理论模型

为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影响，本文设定了完全市场下包含两个国家和各自拥有的企业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首先对博弈主体进行行为假定，并根据不同条件求博弈解。

(一)政府与企业的行为设定

(二)博弈规则

此时，i国企业利润函数为：

(1)

i国社会福利函数为：

(2)

政府的目标最优化是指社会福利最大化，企业的目标最优化是指利润最大化。企业在生产的同时对环境造成污染；政府开征环境税促进企业减排、开征关税调节和保护本国产品市场。本文在区分国内外产品市场的前提下研究两国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选择。一国环境税提高会产生“成本效应”，减少本国企业产品；企业在综合考虑环境税与创新研发支出后，有动力进行减排研发创新，产生“创新效应”；若一国环境税高于另一国，则本国企业会为了减少成本而转移生产，即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

(三)博弈过程

1.同质企业

假设企业之间无差异，则动态博弈过程为：第一阶段，企业的减排效率对政府而言未知，仅知道可能的概率分布函数，政府据此选择关税税率ti和环境税税率τi；第二阶段，企业在观察了两税税率之后决定最优产量hi+ei与最优减排量ai。在第一阶段两企业知道彼此的减排选择，故而企业利润函数为：

(3)

(4)

在同质企业中，为简化计算令γ=1，b=2。为求企业最优化条件，求解式(3)和式(4)的一阶条件，可得:

(5)

政府只知道企业的减排依概率分布，故而社会福利函数如下：

(6)

(7)

根据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以解得：

(8)

将式(8)代回企业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可以解得国内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

(9)

当环境规制强度均提高时，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其市场产量均有一定提高，消费者福利增加。若仅本国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进口产品会因此减少，本国关税收入随之下降。如上述分析发现，N国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后，S国的出口产品减少，关税税率提高。同时，N国的关税收入减少，随之带来的则是N国关税税率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N国的环境污染也会因此减少，总体环境效应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定。

2.异质企业

其次关注异质企业的减排选择。假设N国科技水平高于S国，同时劳动力价格也高于S国，为研究需要，设定γN=1，cN=1，γS=γ，cS=0。其中0<γ≤1。在此设定下的动态博弈过程如下：第一阶段，企业公布自身减排效率(γi)、生产成本率(c)与可能的概率分布(θ)，政府则根据上述信息决定关税税率ti与环境税税率τi；第二阶段，企业根据政府公布的相关税率来决定自己的最优产量hi+ei和最优减排量ai。为简化计算，令b=2。

在第一阶段两企业知道彼此的减排选择，故而企业利润函数为：

(10)

(11)

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联立式(10)和式(11)，求解一阶条件，可得:

(12)

政府只知道企业的减排依概率分布，故而社会福利函数与上文同质企业中的社会福利函数设定一致，函数表达式分别为式(6)与式(7)。

根据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以解得：

(13)

将式(13)代回企业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可以解得国内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

(14)

由上述分析，得到以下三个待验证命题。

命题1 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产量会因为环保成本增加而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越低，企业生产产量越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存在“成本效应”。

命题2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环境效应预期决定环境规制强度，企业会因此选择科技减排力度，即为“创新效应”。

命题3 在异质性企业条件约束下，一国政府根据本国企业禀赋制定针对性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国家会牺牲短期环境利益以获得产业比较优势、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即为“污染避难所效应”。

四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结合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15)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RCA表示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选取我国制造业行业的RCA指数(2)《1994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指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所以本文使用RCA指数从出口值来衡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衡量。制造业是体现国家产业生产能力的重要层面之一，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指标构建公式如下：

(16)

其中Eij代表j地区i产业的出口额，此处采取海关数据库中的制造业出口值。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海关数据库的行业分类与国民经济统计分类不同，因此本文参考盛斌(2002)[33]的做法，分类对接后进行合并加总。

2.解释变量

选择核心解释变量指标时，需要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三种效应进行区别量化。上文理论分析中的环境税虽可以直观反映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但无法剥离出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使得效应分析更加精准，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选择上采取逆向角度，从企业视角选取相关指标衡量不同环境规制效应。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成本效应”、“污染避难所效应”与“创新效应”。首先，借鉴张成等(2011)[34]的研究，本文定义环境规制强度(ER)为：

(17)

式(17)的经济含义在于，政府污染治理支出越高，环境规制越严厉。同时，作为环境规制的基础指标，该指标体现的是地方政府对全制造业行业的规制强度。一般而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增加直接反映了企业生产产品的环境规制约束收紧。在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整治力度时，会同时配套出台对本地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规制政策，因此，ER的增加会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也即“成本效应”。其次，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表现企业的投资倾向，因此加入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ER*FDI)考察环境规制下企业投资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边际影响，即“污染避难所效应”。最后，本文采用制造业R&D支出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ER*RD)来表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边际影响，即“创新效应”。

3.控制变量

除FDI与RD之外，本文还加入三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采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来衡量经济环境(ECE)的变化。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代表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有相应的影响。(2)资本投入直接影响产业的发展，因此采用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衡量资本投入程度(CAP)。(3)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以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水平(EDU)。

4.权重矩阵

(1)地理矩阵

地区间距越近，相互间影响就越大，反之影响就越薄弱。本文设定地理矩阵如下：

(18)

其中，dij是i省省会城市与j省省会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再将求得的矩阵标准化。

(2)经济矩阵

根据已有研究，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在政策制定时就越容易有相似的经验，但如果地理距离相距太远，这种规制政策互相模仿的现象会减少。基于此，本文将地理上邻近地区的权重设置为经济水平差异值的绝对值倒数，不相邻地区则设定其权重系数为0。其中gdpit为i地区2001-2017年平均GDP，求得矩阵后将矩阵进行标准化。

(19)

本文研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因此选取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02-2018年各省统计年鉴及相关专业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库等。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剔除港澳台与西藏自治区样本数据。所使用的价格指标以2001年为基期，采用当地当年CPI指数进行折算，FDI采用年度平均汇率折算后进行CPI平减，相关变量取其自然对数形式。由于存在交互项，故而在回归设计中将各交乘项指标做中心化处理。中心化后其系数不变，表示为包含交互项偏导的综合效应。

(二)实证检验与分析

1.全样本空间模型回归

表1 空间模型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Moran’I检验显示，所有样本观测值在地理矩阵和经济矩阵的设定下均存在着空间集聚分布。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全样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地理矩阵应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EM)，西部地区地理矩阵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矩阵LR检验结果显示，这两个模型不适用于空间计量模型。剩余模型的Hausman检验和LR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应采取时空双固定效应进行估计。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OLS估计将会导致参数的有偏，因此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表2 空间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2为全样本及东中西部地区分样本的空间模型回归结果。全样本回归结果发现，不管在何种矩阵形式设定下，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都显著为负，ER是以政府治理环境意愿投入为表现的环境规制强度，直接作用于企业生产成本，即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观察地区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中西部地区的结果与全样本结果一致，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却提升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环境规制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同期水平也较高，因此在本文选取的样本范围内，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反而会因为整体环境规制程度的高水平而表现为与“创新效应”一致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成本效应”已相对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再进一步提高，会吸引更多高端服务业的投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都会得到优化，在结果中就表现为正向的“成本效应”。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增长动力，因此受到环境规制成本效应的影响较大。ER*FDI表示环境规制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全样本结果显示污染避难所效应为正，表明我国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因此产业国际竞争力仍然因为环境规制不足导致外资的不断涌入而下降。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因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没有成为国际污染产业的避难所，西部地区则因环境规制强度不如其他地区而成为污染避难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结果差异。“污染避难所”理论显示，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往往会被发达地区作为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目的地，以求得企业生产成本的转嫁。西部地区由于有提高经济水平的动机，因此会出台相比东中部地区更为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吸引产业转移，达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导致上述污染避难所机制空间效应检验结果的差异。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结果显示，不管是全样本还是分地区样本，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企业主动寻求创新生产技术而达到规避环境规制成本提高的目的，这也与本文的研究假设一致。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研发支出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所有样本回归下都有促进作用。经济环境的改善也促进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该提升作用并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向作用，这与我国制造业的现状有关：我国制造业以重化工业为主，企业成本中固定资产占比较高，因此制造业企业会倾向于维修固定资产或购置与原资产相匹配的设备，较少有企业考虑对固定资产进行升级，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因为固定资产更新落后而降低。人力资本在所有样本中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不仅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也会带来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主要构成类型为加工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因此对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较低，同时劳动力成本支出弹性较大，也即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我国职业化专门人才缺失、劳动力结构不匹配，会抑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

五 环境规制的异质性检验

环境规制的衡量在已有研究中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主要分为环境规制的投入导向与结果导向两种方式。投入导向指标指通过度量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大小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而结果导向指标则通过考察环境治理获得的回报高低来反映环境规制强度。本文选取的指标ER正是环境规制的投入导向指标，即反映政府对污染治理的主动投入态度。为了更全面地反映环境规制的政策冲击，本文从结果导向选取指标对环境规制进行异质性检验。

区别于传统研究中利用工业三废等环境质量指标衡量环境规制效果的做法，本文结合研究目的和数据可获取性，采用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一方面，本文旨在讨论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影响，对于具体环境质量变化的讨论并不是重点，同时本文的样本范围是全体制造业行业，因此结果导向的指标无需考虑工业三废等环境质量指标；另一方面，本文选取的结果导向环境规制指标是从惩罚力度的角度来考察的，更能体现企业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引起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变化。环境规制的惩罚导向异质性指标ER2(3)在年鉴中2009年排污费数据缺失，本文采用2007-2010年的三年平均值进行代替。公式如下：

(20)

表3 分地区空间模型检验结果

(续上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依然采用式(15)进行本文的异质性检验。首先进行空间效应的检验，如表3所示。Moran’I检验显示，所有样本观测值在地理矩阵和经济矩阵的设定下均存在着空间集聚分布。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全样本和东部地区地理矩阵应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EM)，中部地区经济矩阵和西部地区地理矩阵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东部地区的经济矩阵则需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回归。中部地区地理矩阵和西部地区经济矩阵LR检验结果显示，这两个模型不适用于空间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环境规制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将治理导向环境规制政策变为惩罚导向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全国样本下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出现预期的“成本效应”，但并不显著。在分地区样本回归中，东部地区表现出十分微弱的正向影响但同样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出现显著的“成本效应”。本文认为，惩罚导向的环境规制政策直接作用于企业生产成本，因此相比治理导向环境规制政策，其“成本效应”相对更强烈，且中西部地区企业受其禀赋所限，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响应更为显著，东部地区则产业结构更合理，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成本效应”响应微弱。惩罚导向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乘项回归显示，全样本和东部地区样本下惩罚导向环境规制政策提升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中西部地区则没有因此得到提升。本文认为西部地区的惩罚性规制政策更为严厉，导致企业为了规避额外成本提升而选择转移。全样本和东中部地区样本的环境规制与RD交乘项回归显示，惩罚导向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倾向，但是结果却不显著，且西部地区没有出现预期的“创新效应”，本文认为这源于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并没有及时转变为有效减少企业生产成本的高新技术，因此R&D支出才会在短期内直接呈现出生产成本。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与治理导向环境规制政策的回归结果一致，也反映了上文结论是有效的。

表4 环境规制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4)表4的原始检验结果中包含空间溢出效应的回归值，本文将在表6中详细讨论，出于篇幅考虑在此略去。

(续上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括号内为标准差。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矩阵及西部地区的地理矩阵设定下，惩罚导向环境规制政策模型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做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代表产业国际竞争力受到本地区、其他地区和全样本地区政策变动的影响。观察ER2系数，本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均因其他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产生明显的“成本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而只有西部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因本地环境规制政策收紧而降低，这显示了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仍然以污染行业为主，相对更易受到环境政策的影响。观察ER2*FDI系数，东部地区的两种形式环境规制政策均不会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反而会因为邻接地区出台的惩罚导向规制政策而吸引外资流入。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十分微弱，而西部地区则因环境规制政策过于严厉导致资本外流。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最易产生创新效应，且溢出效应最为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已经逐渐成为企业研发创新的主要地区，中西部地区则相对不显著。一个地区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若同时存在“创新效应”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则该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影响到地理与经济均相近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这种影响在本文研究样本中均显著为正。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竞次效应”并不显著产生作用。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本地区的FDI会对邻接地区的FDI投资水平产生负面激励作用；地区R&D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这表明邻接地区研发活动关系非常紧密。

表5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括号内为t值。

六 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三种综合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全国层面和分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治理投入指标作为主要衡量手段，则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显著为负。目前我国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由此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可能会引致外资流入增加，降低了产业国际竞争力，这在西部地区较为突出。此外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主动寻求创新生产技术而达到规避环境规制成本提高的目的。将治理导向环境规制政策变为惩罚导向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出现十分微弱的正向影响但同样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出现显著的“成本效应”。东部地区样本下惩罚导向环境规制政策提升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中西部地区则没有因此得到提升。同时，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倾向，但西部地区没有出现预期的“创新效应”。结合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发现，一个地区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若同时存在“创新效应”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则该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影响到地理与经济均相近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这种影响在本文样本中均显著为正。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竞次效应”并不显著产生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给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提供一些启示。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各行业对于环境规制的响应程度，对不同行业实施相适应的规制政策，以减少环境规制政策变动挤压原有行业的投资水平，从而降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证结果还显示，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水平会相互影响，且这种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再加之地区政府间存在的模仿竞次效应，因此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会被高估。基于此，地方政府应针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应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保证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吸引力。西部地区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调整环境规制的力度，以绿色发展为导向，逐步向高创新、高技术产业转型。此外，由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途径不同，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根据实证结果，正向政策实施诸如环境治理经费增加可以吸引企业提高投资，而惩罚性规制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的预期成本，迫使企业转移投资重心。这表明，对高污染企业应实施强制性环境规制手段，迫使其降低环境破坏、提高绿色研发投资；而对于高新技术等绿色产业，则应实施鼓励为主的规制政策，避免“一刀切”，扭曲规制政策初衷。

从企业层面而言，如何将科技投入转化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实证中本文发现，企业片面增加研发支出没有带来应有的“创新效应”，反而额外增加了生产成本。该现象目前较为普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业研发支出已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研发成果与生产活动联系不够紧密，因此研发成果没有提高工业产品的创新含量，导致“创新效应”不足。因此企业的研发活动重心在未来可以适度向提高成果转化率方向倾斜，以达到资源环境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