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九城市为例

一 引 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一系列战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提出要通过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等路径来应对我国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在空气污染的防治与应对中，政府、NGO、企业和居民都是重要参与者。

目前我国的环境税刚刚出台，作为存量调节措施之一，面向企业的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试点已经初步发挥出规制的作用，但居民对环境保护的参与程度尚有待开发。例如，环保部门对居民的环保意识与态度等信息掌握不充分，对居民如何看待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空气污染防治、如何支持空气环境治理等信息了解有限，这对于提升环保效率，进一步完善环保税率是不利的。居民支付意愿调查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评估途径，其与人力资本法、统计生命价值法等一起构成对环境损害[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空气污染造成的居民健康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估的基础。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珠三角九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环境污染较为突出的地区之一。虽然近些年来珠三角地区的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加大，治理投入持续增加，区域环境和地方空气质量有改善的趋势，但由于环保治理涉及的因素多，利益错综复杂，历史的环境欠账仍然较多，污染的“存量”依旧较大。2018年6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在新形势下还要做好污染“减量”工作。珠三角地区没被列为该计划的重点区域，但仍将承担艰巨的减排任务和治理责任。目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将沿着“特色化、枢纽化、国家化、高端化”的建设路径，加快推动湾区范围内主要城市的深度融合发展，尤其强调走绿色发展的路径。作为区域一体化和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粤港澳三区在空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必将实现高度一体化和同步化。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构建了政府间环境合作的行动框架，拓展和深化环境领域各项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形成大湾区环境治理新模式。但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九城市的环境保护基础薄，历史负担重，与港澳地区存在不少差距。为实施科学有效联动的区域环境一体化策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有必要对该地区居民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研究，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规划资源投入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便于当地民众了解自身付费信息，为环保税的优化调整和区域环境联防联治奠定决策基础。

二 文献综述

在关于健康损害风险和货币价值的评估方法中，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主要原因在于空气质量属于公共物品，无法通过交易体现其市场价值，因此需要更多通过了解居民对环境和空气状况的感受以获得其对降低健康风险的信息，即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近年来对居民支付意愿进行的研究不断涌现，成果越来越丰富。

从国际上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方面，Adaman et al.(2011)[1]调查分析土耳其国内2422位城市居民家庭为降低 CO2排放进行支付的影响因素。Aklin et al.(2013)[2]对巴西国内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予以实证分析，发现收入、教育程度和对环境的认知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Borick et al.(2013)[3]、Lee和Cameron(2008)[4]、Aldy et al.(2012)[5]和De Silva和Pownall(2014)[6]分别对加拿大、美国和荷兰等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支付意愿进行深入研究。此外，有不少进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的成果。如Carlsson et al.(2012)[7]运用条件价值法对中国、美国和瑞典三国的居民支付意愿进行对比研究。Dienes(2015)[8]以2010年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为基础，比较分析影响各国居民为降低环境负面效应进行支付的因素。Winden et al.(2018)[9]使用双边界二分法(Double-bounded Dichotomous Choice)比较分析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和成年人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支付的影响因素。

从国内来看，Hammitt et al.(2006)[10]分析了北京和安庆两地居民对减少空气污染的支付意愿。Wang et al.(2010)[11]考察了天津、江苏和贵州三省市居民为降低癌症死亡风险而进行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曾贤刚(2011)[12]对北京、重庆、九江、南宁四座城市1400余户家庭为降低CO2影响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职业对家庭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曾贤刚等(2015)[13]对北京地区居民为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分析，通过权变评价法(CVM)，实证研究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不同因素(包括个体特征、经济因素、居住位置、交通方式以及风险认知水平等)。Duan et al.(2014)[14]对北京、上海、山东和福建四省市1653份居民样本为降低CO2排放量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收入、生活满意水平以及对环境变化的认知程度显著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Yang et al.(2014)[15]在对苏州840份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年龄、教育程度、对环境变化的认知以及对政府环保政策的认可状况影响其为降低CO2排放量而进行支付的意愿。Li et al.(2015)[16]基于全国4169户家庭调查问卷分析了我国居民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而进行支付的意愿，发现收入、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对环境变化的认知程度有显著影响。而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方面，由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系统性提出时间不长，有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对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环境防治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尤为缺乏。吴磊和郑君瑜(2016)[17]对粤港区域大气环境管理创新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王玉明(2018)[18]则回顾与展望了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合作的主要历程和经验。

综合来看，影响居民空气污染防治支付行为的因素中，既包括人口经济信息，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也包括居住生活习惯，如身体锻炼、出行方式、是否购买保险等，还涉及到居民对当地环境质量状况判断、风险认知、健康信息的理解与掌握等因素。以上关于空气污染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由此可见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1)居民支付意愿虽然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对象，有关居民的人口信息特征和对环境的态度认知起主要作用，但并不能就此忽略宏观要素(如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特征等)的影响[注]Li et al(2015)[16]的研究关注到了区域差异可能对居民支付意愿产生影响，但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差异并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水平和转型升级状况将不可避免对公众的空气污染防治支付意愿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入表征地区特点的要素指标。(2)以往支付意愿研究多将居民的支付意愿局限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限制甚至忽视居民的真实支付意愿选择，而有序多分类回归(Ordered Probit)则能较好地解决以往方法的不足，尽可能真实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通过有序回归尽量减少主观因素或其他方法导致的偏差。本文将引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信息的宏观指标，运用宏观要素与微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回归模型，并采用Ordered Probit方法对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以期为该地区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经济评估提供基础数据，力求为地方政府制定科学、精准、合理的环境治理策略和治理资金投放决策提供参考，并为环保税收的优化完善提供政策依据。

三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作者所在的课题组负责设计，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具体展开，采取随机抽样和定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取样，通过街头随机的方式访谈并填写问卷。时间跨度为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5月16日[注]先在东莞地区进行预调研(预调研时间跨度较长，历时2个月左右)，然后对预调研进行分析总结后(去除春节放假影响，中间间断1个月)，再在其余8个城市进行大规模调研(正式大规模调研2018年3月份开始)。。实际发放问卷1440份(含20%的备份)，实际收回问卷1260份，其中有效问卷1209份。在问卷中设计具有逻辑性验证的两个问题[注]“请问您在本地居住了多长时间”和“请问您或您的户籍状况”。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出的可靠性结果Cronbach’s Alpha为0.766，可信度较好。同时由于本次问卷中没有较好的标的量来代表效度，采用专家法拟定的KMO值大于0.7，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按照调研前的设计方案，9座城市的被访居民样本量分别为广州200份、深圳200份、东莞200份、佛山100份、中山100份、珠海100份、肇庆100份、江门100份、惠州100份。从实施情况来看，样本所在的城市分布基本与之前的预期相符。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问卷既要反映受访者的基本经济信息，又要有代表其对有关空气质量与环境治理的判断认识的指标。基于此，调查问卷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受访者的信息甄别，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城市、户籍状况和本地居住时间、职业职务状况等；第二部分是考查受访者的意识形态，包括对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认识、空气污染的危害、污染导致健康损害的信息的了解程度和对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认识等；第三部分了解受访者的生活形态，包括受访者及其家人过去一年内是否出现与空气污染相关的不适症或疾病，体育锻炼的频率和方式，吸烟的习惯和保险购买状况等；第四部分了解受访者的支付意愿状况，包括针对空气污染采取的主要措施、为提高空气质量减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不适症)而支付的费用、支付费用占相关家庭收入或工资的比例以及不愿支付费用的原因等。最后部分为用户特征，包括受访者的学历、婚姻、家庭成员、本人和家庭月收入等。

四 指标选取与模型分析

(一)指标选取

1.解释变量及假设

本文选取四大类共11个变量。第一大类为受访者基本的经济人口类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和个人月收入4个指标。第二大类为生活居住习惯，包括本地居住时间和体育锻炼方式。第三大类主要是受访者对环境的认知和空气污染损害的信息掌握程度，包括对居住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认识和空气污染直接危害人们身体健康引致相关疾病等信息的了解程度两个指标。第四大类为区域经济特征指标，包括经济发展质量(人均GDP、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分布(产业合理度与升级指标)、环境质量状况等。变量的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1)性别(gender)。在调查前，为避免由于性别分布不均衡而引起评估偏差，故将男女性别比设定在1：1左右。调查显示，最终的性别比为1.004：1，基本符合预期。但在性别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效应上，缺乏明确判断,故无法预测其预期符号。

(2)年龄(age)。问卷设定的年龄共分为17岁及以下、18-20岁、20-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50岁、51-55岁、56-60岁、61-65岁和66岁(含)以上等12个年龄段。为便于数据回归，对原始赋值数据进行处理，合并部分年龄段。已有研究成果并无明确的结论表明年龄与支付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预测年龄可能正向或负向影响居民支付意愿。

(3)学历(degree)。问卷将学历主要分为初中及以下、职高/技校、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和硕士及以上等6个等级，分别赋值1到6。为便于回归，将原始赋值进行合并处理。预测学历可能会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因为学历越高，表示受访者知识面越广，对污染及其引致的疾病等信息掌握也更为全面，从而越懂得“受益即要付费”的原理，越愿意支付相对较高的费用。

(4)个人月收入(salary)。主要指受访者个人包含工资等在内的月税前总收入。按照数额大小问卷将其分为18个类别[注]问卷中设定的收入类别为：1000元以下、1000至1999元、2000至2999元、3000至3999元、4000至4999元、5000至5999元、6000至6999元、7000至7999元、8000至9999元、10000至11999元、12000至13999元、14000至15999元、16000至17999元、18000至19999元、20000至24999元、25000至29999元、30000至39999元、40000元或以上等18个，分别赋值1-18。。预测个人收入与其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因为个人收入越高，越有能力为良好的空气环境进行支付。需要说明的是，问卷还反映居民所在的家庭月收入。但为避免重复以及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偏误，这里只采纳其中的个人收入指标。

(5)本地居住时间(live-time)。问卷将居住时间分为3年以下、3年及以上和本地居民三个类别[注]这里的本地居民实际上包含户籍的概念，3年和3年(含)以上意指外来居民以及城市务工人员。。为便于回归，对原来的赋值进行调整，将3年及以上和本地居民两类合并赋值1，将3年以下赋值0。预期居住时间表现出对支付意愿的正向影响效应。主要原因在于本地居民长久居于此地，更容易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外来移民和城市务工人员更关注本地环境质量，更愿意支付相应费用。

(6)体育锻炼方式(exercise)。问卷将其分为每天，每周4-6、2-3、1次，每月2-3、1次和几乎不锻炼等7个类别，分别赋值1至7。体育锻炼方式理论上与居民支付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经常参加锻炼的人，体质应该更健壮，生活更健康，更能意识到良好环境对健康身体的重要性，因而在支付意愿上比不经常锻炼的人更强烈。

(7)环境污染严重程度认识(seriousness)和污染致病信息了解程度(knowledge)。两个指标分别反映居民对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认知和污染引致疾病信息的掌握程度。对应问卷中“您认为您居住城市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如何”和“空气污染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它使城市儿童的肺功能降低，并使居民容易出现鼻炎、咽喉炎和支气管炎等不适症状，请问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两个问题[注]备选答案分别为“非常严重、比较严重、一般、不怎么严重、根本不严重、不知道/说不清”和“完全了解、基本了解、部分了解、完全不了解”，并赋予从1到6不等的值。。理论上，居民认为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越高，其了解到的污染致病有关信息越全面，越愿意支付费用[注]在问卷中已明确标识假设支付的费用将会完全用于环保治理和疾病防控。。因此这两类指标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8)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主要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e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类型(incometype)。peGDP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为消除量纲的影响，采用log形式进行回归。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类型采取分类变量进入模型。根据2017年各城市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并以广东省2017年统计公报的五类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将高于中等偏上或高收入标准城市对应的可支配收入赋值3，将介于中等收入以及中等偏上标准之间的城市赋值2，低于中等收入标准的城市赋值1。预期两个变量都具有正向影响。

(9)产业结构分布和升级指标。目前有不少研究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的指标，但缺乏统一衡量标准。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industry)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dusindex)，从侧面反映地区产业结构和升级状况。合理度(industry)借鉴干春晖等(2011)[19]研究中的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泰尔指数越接近0，表示其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采用李逢春(2012)[20]研究中的衡量方法，如式(2)所示。该指数越高，表示其产业升级越好。其中Yi表示GDP中三次产业的增加值(n=1,2,3)，Y表示当年GDP总额。Li表示各产业就业人数，L表示三次产业的总就业人数。预期两者对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由于泰尔指数越小表示越合理，因此industry预期符号为负，indusindex预期符号为正。

(1)

(2)

(10)环境质量状况(AQQpercent)。出于资料收集便利性和计算需要，本文选取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指标(AQQ)，并根据广东省环保局公布的2017年全省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占比为89.4%这一标准，高于等于这一标准赋值为1，低于这一标准赋值为0。预计环境质量达标天数越高，居民支付意愿越高。故该变量对支付意愿的影响预期为正向。

表1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赋值情况

(续上表)

资料来源：除了peGDP、incometype等变量数据来自广东省各城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17年统计年报(其中industry和indusindex涉及到各产业就业人数，其GDP及相关数据均为2016年数据)、AQQpercent来自相关城市环保局网站外(数据均为2017年度)，其余均为作者根据问卷调查统计自行整理。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重在考察粤港澳大湾区中九城市居民为减轻空气污染而愿意支付费用的影响因素。问卷包含几类反映支付意愿的问题。出于建模需要，最终采用最为全面翔实的支付意愿数据。因变量(居民支付意愿)对应问卷中的问题“如果每年增加一笔费用能够避免因空气污染所引发的相关性疾病的发生，在现有的收入条件下，您愿意每年最佳增加多少开支来预防”。备选项为“100元或以下、101-500元、501-1000元、1001-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1-5000元、5000元以上”。为分析方便，将2001-3000元和 3001-4000元、4001-5000元和5000元以上四个区间分别合并成两个新区间，以上6个区间分别赋值1-6。由于部分样本存在缺失，导致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观测值数为939，缺失数为270。

根据问卷收集的数据，按照组中值计算，在剔除缺失数据后，粤港澳大湾区中九城市居民为减少污染愿意支付的平均数额为1173.29元。按照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03.3元计，占比为3.56%。根据问卷中另一问题“支付金额相当于月工资的比例多少”的回答，其平均值为3.27%，两组数据大致相互印证。广州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为1167.47元，深圳平均为1286.39元，东莞平均为1391.48元，佛山平均为1610.12元，中山为1069.18元，珠海平均为874.44元，肇庆平均为923.33元，江门平均为1074.82元，惠州平均为1300.12元。这些数据显示，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造成这种结果或许与本研究采用的计算方法有关，或者与问卷调查抽样的方式以及样本数量有关，有必要另文探讨分析。

(二)模型分析

1.回归分析

(3)

表2 回归结果

(续上表)

解释变量Ordered ProbitTobit Modelseriousness-0.0588∗-0.0886∗∗(0.0335)(0.0415)knowledge0.03650.0294(0.0444)(0.0551)lnpeGDP-1.2282∗∗∗-1.5505∗∗∗(0.4426)(0.1263)incometype0.3280∗∗∗0.4069∗∗∗(0.0948)(0.1176)lnindustry-0.1638∗∗-0.2089∗∗(0.0718)(0.0894)lnindusindex1.2852∗1.7062∗∗(0.6955)(0.8641)AQQpercent0.12090.1408(0.1240)(0.1540)constant18.9815∗∗∗(0.6502)N(观测量)939939Pseudo R20.02660.0270LR chi2/Wald chi283.0684.68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P<0.10, **P<0.05,***P<0.01。ln表示采用log形式。Tobit回归的因变量为自然对数(log)形式。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整体上显著，log-likelihood值到达-1521.50，绝大多数解释变量表现出显著且符合预期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越合理且产业升级状况越好，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人均GDP较低的城市，其本地居住时间越长，认为空气污染程度高，年龄较大，收入较高的男性受访者更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具体来说：

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度和产业升级指数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这与预期的符号相符。产业结构合理度和产业升级指数均较好地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状况。根据干春晖等(2011)[17]和李逢春(2012)[18]等的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度反映当地要素的利用效率，产出状况和产业结构分布，同时反映产业升级和产业高级化状况。在我国当前产业发展背景下，两个指标表明该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发展的质量相对较高，对环境更加友好，更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样的宏观条件下，居民的支付意愿更高。

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正向显著影响支付意愿，而人均GDP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前者的符号符合预期，而后者与预期相反。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表明居民家境更富裕，更有能力为清洁空气和良好环境进行支付，因而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但人均GDP表现出负向影响，推测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经济发展不仅要注重总量，更加要关注质量，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还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以及高级化转型，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级化无疑有利于更好保护环境，增强居民的幸福度，更容易获得居民的支持认可。另一方面，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如深圳、广州等，当地居民由于更关注其自身的职业发展或收入福利等其他目标，对其居住地环境的关注度可能反而不如肇庆、惠州等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区域。前文已经分析，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金额并不必然与城市的GDP发展水平相匹配[注]已有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并不必然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成正比，本文虽然对两者的反向影响给出一定的解释说明，但它们的影响路径比较复杂，可能与文章采用的方法或样本数据有关。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思考。。

第三，性别因素显著影响受访者的支付意愿，男性支付意愿强于女性。与Carlsson et al.(2012)[7]、Duan et al.(2014)[14]等研究结论一致。回归系数为正并且较为显著，表明男性更愿意为空气污染治理和有关疾病预防支付更多的费用。男性受访者作为家庭的主要力量，承担起供养整个家庭的重要责任，他们更希望自身或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获得良好的居住环境，从而愿意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

第四，年龄显著正向影响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虽然多数研究表明(Aldy et al., 2012[5];Duan et al.,2014[14])，居民年龄越大，其统计生命价值越小[注]生命存续的时间相对年轻人更短，因此享受的益处更少。，因而越不愿意为获得良好空气质量付费。但这一问题本身较为复杂，直观上年龄越大越不利于支付意愿产生，但也可能出现年龄越大其支付意愿越强烈的情况。例如，年长者可能更加重视健康的重要性和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更加愿意为自身及后代享受优良的空气环境而进行支付，年轻人患病相对少反倒可能导致其不太重视健康的重要性。

第五，个人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支付意愿，与预期一致。毕竟有能力支付的人才能为清洁空气和良好环境支付更多。这里的个人收入主要指个人月收入，虽然与上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关联性较强，但两者存在较大区别。首先，统计包含的时间段不同。前文指年收入，这里为月收入。同时，前文是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这里主要统计现金收入。第三，前文代表每个城市所有居民的平均收入，问卷中的收入指个人收入。但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回归系数相对于其他变量较小，即收入的支付弹性较小，这与Li et al.(2015)[16]得出的收入影响效应小的结论相符。表明在保证有能力支付的条件下，受访者的其他要素(如对环境的认识、年龄、性别、居住时间)更能影响其付费金额大小。

第六，本地居住时间越长，越愿意支付费用。这一影响因素也符合预期。因为居住时间越长，表明受访者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可能性越大，对自身和家庭的影响也更大，受访者越重视其居住环境，从而表现出更强的支付意愿。

第七，对空气污染严重性的感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正如预期的那样，受访者认为空气污染的严重性程度越高，其越愿意为此支付费用[注]由于赋值是从1到6，故表现出负向符号。。这与Yang et al.(2014)[15]、Li et al.(2015)[16]得出的结论较为相似。

第八，学历、体育锻炼方式、对空气污染致病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空气质量状况等4个变量系数不显著。首先，学历的符号与预期相符，但不显著。这表明现阶段学历代表的知识水平还不足以影响居民的个人支付意愿决策[注]与Aklin et al.(2013)[2]、Yang et al.(2014)[15]研究结论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学历越高，所代表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但由于与空气质量相关的信息较为公开[注]例如政府披露的污染信息。或者个人认知较为独立[注]掌握的空气污染严重性程度的信息。，导致学历代表的信息获取能力或甄别能力对环境认知影响较小，难以区分居民的支付意愿，最终导致学历对个人支付意愿决策的影响很小。

其次，体育锻炼方式的影响不显著，符号与预期相反。原本预计居民的体育锻炼频度越高，其越愿意为良好环境付费。但回归结果表明，目前居民个人的日常锻炼方式尚不足以影响其支付决定。同时，对空气污染致病信息的了解程度不显著且符号与预期相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分析。

最后，地区空气达标天数符号符合预期但不显著。表明AQQpercent也不足以影响居民的个人支付意愿。原因可能在于，AQQpercent越大，表明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越多，该地区空气质量总体趋好。但由于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常常来自环保部门和政府机构公布的数据，与居民的感知及其所掌握的有关空气污染信息不完全相符，居民可能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见闻体验，或某些即便数量少见但质量严重低下的极端天气影响居民对环境状况的整体判断，从而导致其不愿意支付费用。

2.稳健性检验

从模型回归的效果来看，整体显著性较好。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适用性和稳健性，这里另外采用Tobit选择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Tobit选择模型适用于某些观测值缺失且因变量为做出选择的变量。在Tobit回归时，被解释变量取每组的组中值[注]如选择100-500元，则回归因变量为300。，对于缺少上限或下限的组，根据统计学方法取其组中值。结果显示，除了系数绝对值大小有所不同外，Tobit模型得出几乎与Ordered Probit相同的结论，在显著程度、系数符号上保持完全一致。进一步印证原回归模型的相对可信度和稳定性。

3.影响效应与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目前在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中，最能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微观因素是本地居住时间。其次是性别、年龄、居民对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认知和收入水平。宏观显著影响因素包括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产业结构布局状况和升级指数。

微观层面影响因素与Li et al.(2015)[16]、Duan et al.(2014)[14]的研究比较接近。本地居住时间的增加将会使受访者支付意愿增加的概率提升37.68%。这说明本地居民的环保意愿比较强烈，很愿意为自身居住环境的改善支付比较高的价格。在性别方面，男性受访者比女性受访者愿意支付更多的概率高出13.39%。在年龄的影响上，年龄每增加一个档次[注]从30岁增加到31-45岁，依次类推。，将会使受访者支付意愿增加的概率提升11.32%。在对环境污染的认知上，每增加一个档次受访者愿意多支付的概率提升5.87%。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一个收入层级，使得受访者愿意为良好空气环境支付的概率提升5.34%。宏观层面的影响效应更大，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将会促使居民支付意愿分别减少122.82%和增加32.80%，而产业结构合理改善和有效升级将会使居民支付意愿增加的概率分别提升16.38%和128.52%。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提升居民的空气污染防治支付意愿上具有重要作用。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的背景，着重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绿色发展的主题出发，研究影响该地区居民对空气污染防治支付意愿的因素。首次将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指标纳入支付意愿分析框架，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中九个城市的1200多份居民调查样本数据，主要采用Ordered Probit方法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中九城市居民为减轻空气污染而愿意支付的平均费用为1173.29元，相当于2017年广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6%。同时，人均 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合理程度和升级状况，居民的本地居住时间、年龄、个人收入、对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认知判断以及性别会显著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绿色发展的实践要求，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落后产能调整步伐，发展绿色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贯彻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有关环保政策法规，严格环保执法，从根本上减少空气污染源头。只有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的产生，才能还原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才能有效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度，才能争取居民在治理空气污染和环保上的有力支持。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严格落实国务院有关打赢空气治理攻坚战的三年行动计划，将PM2.5、NO2、SO2等主要污染物浓度控制在合理水平。

第二，切实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支付能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仅是解决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增加居民空气污染防治支付意愿的重要手段。前面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其对污染防治的支付水平。因此，为提升居民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全面争取居民对环境付费的理解和认可，必须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三，改进信息的披露效率，提升环境质量信息透明度。环境治理的效果和空气质量改善状况要与居民的感受相对应，让居民的感知切实反映环境的变化。同时要公开政府用于环境治理和与空气污染有关疾病防控支出的信息，消除大众对政府支出的不必要误解。

第四，加大对基本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出台更具针对性、普惠性的疾病预防方案与措施。空气污染引致的呼吸道和心血管类疾病越来越常见，长期来看改善空气状况提升环境质量是源头治理的长久之道。但短期来看，需要有针对性地防控空气污染导致的常见疾病，将更多的疾病类型纳入公共医疗范畴，提高疾病预防效率，保障居民医疗卫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