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文/本刊记者 荣蓉 韩英彤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动能，客观上引发了数字化革命。数字化革命在于将信息数字化，依托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提高经济运转效率，实现社会生产、资源合理分配的新型经济模式——数字经济。那么，我国数字经济应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呢？对此，本期《中国外汇》专访了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对话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外汇》：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最重要领域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您认为，当前中外数字经济发展有哪些不同特点？竞争的焦点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哪些国际经验？

巴曙松：从全球视角来看，当前中外数字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同特点：

一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的总规模虽大但占比目前还不是太高，未来拓展空间依然很大。根据中国通信研究院的数据，从经济规模来看，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1.50 万亿美元，全球排名居首，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以 4.02万亿美元居于第二。从数字经济占总 GDP 的比重看，德国、英国、美国排名靠前，中国30.5%的比重居于中游水平。这反映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规模虽大但发展程度则存在不充分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数字经济领域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测算了主要经济体各区域 ICT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定义为 iGDP 指数。结果显示，从数字经济区域均衡角度来看，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整体好于发展中经济体。这与发达经济体相对发达的产业基础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有关。发达经济体各区域之间发展存在差异，但差异没有中国这样的庞大经济体显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区域集聚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几个城市群可以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这得益于中国城市群的经济基础优越，可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金等资源保障，但同时也表现出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显著。

三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也较快，但同时还需要强化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提高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和抗风险抗冲击的能力。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能够达到32.67万亿元，数字经济整体名义年均增长11.3%。这体现了近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与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建设的成果。从近年来政府高层、产业政策及资本市场政策的导向来看，科技创新，尤其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信息通信技术及相关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未来政策大力支持的方向，也是中国数字经济需要强化的环节。中国在此领域的高增长还有望延续，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数字经济需要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从国家战略层面，几乎都十分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均制定了国家数字发展战略。从各国数字发展战略来看，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AI）、区块链、量子计算等将成为竞争激烈的领域。到2020年年中，已有超过60个国家制定了国家 Al战略，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印度、瑞士等国已发布了区块链战略，美国、中国和欧盟等也先后加大了在量子计算研发的支出。

二是主要经济体未来关注的重点是对公共部门和不同市场主体数据的获取，以及在隐私保护前提下的数据共享。中国在该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数字安全方面的创新可以说是推动数据成为资产的关键环节，是平衡隐私保护和释放数据应用潜力的关键，也可以说是数字经济未来的主要突破方向之一。在中国运用数字技术为抗疫提供有力支持并取得成功的启示下，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色列和英国等国家也纷纷参照中国成立专门负责数字事务的部门，发展AI系统来预测和监测疾病传播，收集、处理和共享与COVID-19有关的个人数据，以发挥疫情防控的作用等。

三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焦点，依然在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不仅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也培育数据成为一个有效的生产要素。ICT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领域，逐步形成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经济模式。随着 ICT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其本身正在发展壮大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产业之一，并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

由于各国在数字经济上的发展阶段不一，且自身禀赋存在差异，所以各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客观上就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的战略需要，这也是各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美国和英国可以说是最早布局和推动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从政策法规制定、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积累、推广应用等方面都起步较早。日本和韩国数字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孕育了其本国的数字经济，通过多年对数字信息产业的政策支持、法律法规规范等，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了有利环境。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要完善战略发展规划。发达国家为发展数字经济，不仅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还通过制定数字经济的战略规划，对涉及的重点方向进行扶持。这一点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原来自称不进行产业干预的西方国家，做法都十分接近。其次，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依靠版权、商标、专利和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软件和数字内容公司等主体，上述主体可以说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活跃的主体。对于这些市场主体来说，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对其运行成功和增长至关重要。再次，要加强法律建设，保护数字经济的安全。为应对信息安全风险，确保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少国家都将信息安全列在国家政策中的优先位置，建立全面、综合的数字安全战略，以统筹与其有关的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

《中国外汇》：“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您认为，中国应如何依托数字经济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巴曙松：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是中国“十四五”期间重要的战略布局，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全面且基础性的。2020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十四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2025年要达到 10%的量化指标，并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四个方面对未来五年的政策做出了部署。

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既要在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新格局下重新定好位，又要根据数字经济产业的新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应对政策措施。

首先，要做好经济发展新格局下数字经济的产业布局。当前，国家有关部门或部分地区先后出台区域性金融科技或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新型的数字经济产业在布局上可能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协调等问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和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按照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要求，考虑制定全国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而且这个产业经济发展的规划还要立足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长远目标来思考，充分考虑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区域协调的积极作用，以此引领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及规划制定。

其次，要实现数字经济产业与各行业的融合叠加。数字经济产业化就是要打造数字经济产业的特殊性质产品、新型组织形式、具有市场力的品牌。一方面，要围绕经济发展新格局，大力发展平台经济，通过产业经济平台化，打破国内外经济运行在时空上的限制，实现在虚拟空间的更多交易及提高交易成功率，将数字经济技术广泛应用到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当中；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全覆盖性融合，数字经济产业化与实体经济数字化均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进化过程，数字经济产业必须实现对实体经济的全覆盖，与实体经济完全一体化。要更加强调融合的系统性，在支持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特别注重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消费、流通、交易、分配和内外贸各个环节。

再者，要抓住促进经济双循环的主旋律，发挥数字经济的独特功能。物流、商业信用、供应链金融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双循环新格局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要发挥数字经济产业在经济双循环中的能动作用，必须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社会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流畅，提高经济循环的效率。第一，数字技术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发展供应链金融过程中的风险识别、风险控制作用，降低供应链金融风险，从而调动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的积极性。第二，通过数字技术提高企业对交易对手的识别能力，对交易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如区块链中的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达成共识机制，进行溯源、不可篡改信息等，还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按照事先设置的规则，由系统进行强制执行合约，从而保证商业信用的践行。第三，在经济双循环的背景下，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实时监督物流的运行状态，便于物流企业进行科学决策。

通过以上多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应当有条件地实现数字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相互融合。

《中国外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中国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巴曙松：“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生产模式的改变，也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两化融合、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业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新的挑战。目前看，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

第一，完善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体制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方向、重点，从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流量与流向。从趋势看，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是要建立系统的、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的体制与机制。因此，一是要坚持数字经济产业的对外开放和技术的引领作用。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既要站在全球视角给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定位，也要加强对外的数字技术交流，实现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与世界的数字经济产业的互补，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型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体制。二是要构建跨部门、超部门的对数字经济产业的有形管理机构。要切实加强数字经济产业各子行业组织的作用，发挥其信息传播、行业自律等作用，通过构建对整个行业组织的有效管理，构建全封闭的数字经济产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第二，大力推动新基建，助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进一步融合。新基建是适应数字经济生产模式的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性质，能够促进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发展。新基建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完善新基建能够促进数字产业化的深化发展，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生新的发展动能。新基建可以有效推动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未来，在继续深化数据要素驱动的同时，还应坚持实施底层技术推动、创新平台拉动、产业融合联动等措施。

第三，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近来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贡献不断增大。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以直播带货、线上教学、线上买菜等“宅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有力助推了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和经济复苏，也成为稳就业的增长动力之一。而人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数字人才日益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竞争力。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离不开掌握数字技术、能够科学分析处理数据的专业化创新型人才。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同样需要培养数字人才、提升公众数字素养。为此，要推进数字教育改革，加快构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提供充足人才。

《中国外汇》：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海量大数据。金融监管机构在数字化浪潮中难免面临监管挑战。为此，您对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监管有哪些建议？

巴曙松：数字经济时代，从中国的金融科技机构的业务模式看，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完善相应的监管：

第一，规范非银支付，回归支付本源。2021 年1 月央行发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直指相关支付机构。其重点内容包括：提出“系统重要性非银行支付机构”概念、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进行穿透式监管、明确不得将用户信息用于营销等用途。未来，需进行穿透式监管，对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出更为严格的准入要求，如需要具备充足的资本实力，未发生过虚假投资以及循环注资非银行支付机构、金融机构和其他从事金融业务机构的行为，等等。

第二，打破信息垄断，探索数据信息的合理确权及其收益的分享机制，以及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数据的分享应用。依法持牌经营个人征信业务，遵循“合法、最低、必要”原则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保障个人和国家信息安全。互联网领域所积累的部分用户数据，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纳入带有公共性质的个人征信系统。大型互联网平台存在用户“知情-同意”原则被弱化、收集的“必要信息”范围过宽等问题；同时，基于数据挖掘下的“精准营销”，容易诱导更多资信脆弱人群掉进超前负债消费的陷阱，应加强监管，对有影响力的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垄断信息予以整合，有序纳入征信服务和征信监管，变数据垄断为数据依法共享。

第三，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控制高杠杆和风险传染，其中的重点是提高信息披露的要求。

《中国外汇》：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平台、新模式正在打破传统业态边界，激发中国经济社会创新驱动。您对数字经济创新趋势有哪些判断？

巴曙松：中国数字经济虽然起步稍稍晚于美国和日韩等发达国家，但显著领先于发展中经济体，并且在不少领域迅速进入全球领先行列。依靠中国庞大的市场、政策的支持，中国数字经济无论在规模、还是综合水平，目前看均相对处于全球前列。尤其在终端应用开发与市场培育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总体看来，未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将呈现出以下新趋势：

趋势一：中国需要积极在技术方面补齐短板。由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复杂化，且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原始技术积累与硬件材料设备等领域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美国对中国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处处设防，且对相关企业频频制裁的情况下，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基础不牢”和基础技术创新突破的问题。未来一段时间，针对芯片产业链、操作系统、工程软件、材料技术等领域进行“补短板”，将是中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趋势二：促进不同产业领域数字化的新突破，在继续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农业、服务业等产业的数字化。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中国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较快，在工业互联网、自动化等领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针对第一产业的数字化方面，中国则相对显得落后。今后，值得尝试的改进方向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基因方面的研发，改良现有本土或海外品种，实现种子、畜牧品种上的自主可控；在作物种植或畜牧养殖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做到精细化种植、检测、养殖、医疗等程序的自动化与科学化；在作物收获归类与肉类加工领域，数字化发展可以在减少人力依赖的同时，更为精细、准确地对产品进行加工，提升生产与管理效率。

趋势三：加强数据资源的安全保护，在保护数字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推动数据的共享与应用。这就需要在数字安全技术方面实现突破。在数据作为重大战略资源的大背景下，如何保障数据在可贸易的情况下安全可靠，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当今全球的数字贸易基本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垄断，贸易规则也是由美国制定。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私人数据产权的保护，防止数据被滥用导致意外风险，加强对国家与全民数据的安全监管。除了要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相关立法、司法、执法制度与体系外，也需要鼓励企业与社会加强这方面的保护意识，并推动数据安全保护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