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持续深化外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陆磊 编辑/孙艳芳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四十周年。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证。2019年12月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功夫。本文将从开放经济，特别是外汇领域开放的视角，谈谈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一、新中国70年来，我国在探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逐渐形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宝贵经验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总书记指出，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也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经济层面，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制度优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经验。

统筹处理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依托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改革和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驾马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放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下来谋划和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要素禀赋的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要在开放中强调从我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和开放协同发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努力在多重改革目标中寻找最佳的动态平衡，通过抓主要矛盾，始终保持整体改革进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统筹处理好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充分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驱动作用，通过不断增加有效供给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运行体系是一般均衡的动态系统，需求和供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经济改革的原始动力来自需求，因为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但经济改革最有效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供给，通过将资本、劳动、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推陈出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前者称之为“需求创造供给”，后者称之为“供给创造需求”，尤其重视通过体制改革，形成更高效率、更加公平的要素组合方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不足”。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已成功摆脱了短缺经济的束缚。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即低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过剩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要素、产品和制度等不同层面增加有效供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统筹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平衡：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更好地发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金融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跨期、跨部门、跨主体、跨境配置资源的重要媒介。从传统经济体系巨额历史成本的代际转移，到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投资的资本融通，再到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和风险定价，都离不开现代金融体系。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重视金融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血脉功能，强调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在金融改革开放中，要坚持回归本源，逐渐形成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货币金融调控框架、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科学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

二、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管理沿着深化改革的方向，不断提升外汇管理现代化水平

外汇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窗口，是联系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重要纽带，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聚焦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增加外汇市场的有效政策供给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做好改革开放和治理体系建设两篇大文章。

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加市场化的外汇政策有效供给，为发挥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夯实制度基础

外汇市场是发挥汇率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避险功能的重要场所，是外汇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不断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2018年，我国外汇市场年交易额达29.1万亿美元；2019年，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

需要强调的是，外汇的改革开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在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先经常后资本”的渐进式开放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取消了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限制，实现了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新世纪以来，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后间接”的思路，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我国直接投资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融资也从事前审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证券投资渠道亦在不断拓宽。

通过构建两大体系，不断推进外汇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两大目标。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工作的根本宗旨。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出发，给予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用汇更多便利，让市场主体充分享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自主权。需要强调的是，贸易投资便利化需要以真实性为前提。因此，在增加便利化用汇政策供给的同时，对那些投机套利的跨境交易，在监管上坚持去伪存真、严厉打击，以切实维护好外汇市场秩序。40年来，正是由于在开放中坚持了贸易投资真实性原则，客观上避免了市场主体脱实向虚而把外汇市场作为主要投机场所，也因此没有出现外汇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失衡。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外汇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在开放的环境中适应开放，努力在适应高水平开放和应对高强度冲击之间把握好平衡点，从而有效应对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维护了外汇市场的稳定。与此同时，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外汇市场宏观调控的认识。新世纪初，外汇管理部门提出了“均衡管理”理念，把外汇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摆在了国家宏观调控大局中来统筹考虑。面对2015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我国外汇市场出现的高强度冲击，我们提出“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的理念，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下，通过将价格型和数量型政策工具相结合，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三、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持续深化外汇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9年12月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尤其是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复杂环境下，外汇管理工作应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中去谋划，认真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守住面，坚决打好外汇市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切实维护国家金融体系总体健康

面，是指外汇市场稳健运行的基本面、政策面。防范化解外汇领域风险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为此要加快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宏观上要防止外部风险冲击引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关口前移，更加精准地找到重要变量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的顺周期波动；微观上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严厉打击虚假欺骗性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

突破点，继续推进外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点，指的是改革要点、制度要点、开放要点、区域要点。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要求，有序推进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已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水平。要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境内外投资者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

把好线，加强金融科技与外汇市场融合，抓住监管科技发展这一主线

线，是指现代金融和外汇市场发展的逻辑主线、技术路线。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科技新业态。不久前，脸书提出的“天秤币”就引发了对金融稳定、跨境交易、全球货币体系的深度讨论。***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外汇局目前已搭建了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下一步将拓展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应用场景。同时，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应对数字货币的前瞻性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外汇监管科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