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需要“真改革”

文/钟正生 姚世泽 编辑/孙艳芳

2020年的世界经济将是下行周期当中的一次弱复苏。全球经济的真正恢复需要“真改革”，这也是解决“经济日本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等问题困扰着全球。关于全球经济将出现“经济日本化（Japanization）”的讨论因此日益升温。“经济日本化”真的是逃不开的梦魇吗？与此同时，在2019年年底，随着制造业景气等的改善，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开始增强，全球经济真会就此恢复过来么？在本文看来，“经济日本化”问题并非无法逾越，推动生产率增长是最根本的应对之道；而2020年全球经济也仅仅是弱复苏，尚需“真改革”。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中庸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中庸（new mediocre）状态。我们可以用“四低四高”来形容当前的全球经济情况：“四低”指的是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政策空间；“四高”指的是高负债、高贫富差距、高民粹主义、高金融风险。这几个特点可能并非只是短暂现象，而是未来几年都会长期存在。

四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政策空间

所谓低增长，是指由于受到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缩减、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约束，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低增长区间。在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后，暂时难以看到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无论是印度、越南还是印尼，这些后发国家或因市场规模有限，或因国内体制原因，均难以成为产业转移的接棒者和世界经济的引领者。

所谓低利率，是指全球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央行实行了大规模的降息和量化宽松（QE），将政策利率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压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甚至出现了最高超过16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截至2019年12月中旬，美国的政策利率为1.5%—1.75%，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89%；欧洲的政策利率为-0.5%，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21%；日本的政策利率为-0.1%，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02%。

所谓低通胀，是指尽管央行发行了大量货币，但全球并没有出现明显通胀。这可以被视为颠覆了货币主义“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以及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为何多年的货币宽松未能引发高通胀？可能原因如下：一是供给端的约束。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页岩油技术压低了全球的原油价格。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向外输出物美价廉的商品，发达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并未发生。三是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发展提高了生产率水平，但工人工资并未相应提升。以美国为例，2006年到2018年，按实际GDP计算的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9.6%，但工人实际工资仅仅增长了9.7%。四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断扩张的金融市场对多余的货币起到了吸纳作用，这可以从纽约联储每月公布的UIG通胀指标中看出。该通胀指标包含了资产价格的变动，UIG与CPI、PCE之间的差值从2009年后基本处于上升趋势，表明金融市场对货币的吸纳作用在不断增强。

所谓低政策空间，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的不足。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达市场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非常小：美联储降息空间还有150BP，欧央行和日央行均已是负利率；低利率所带来的“流动性陷阱”，更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财政政策方面，部分国家赤字率和债务率偏高，加上法律法规的限制，使得这些国家财政的空间也并不足。

四高：高负债、高贫富差距、高民粹主义、高金融风险

所谓高负债，是指全球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偏高。以美国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后其个人杠杆率出现明显下滑，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IMF的数据显示，2017年，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占比接近40%，债务率超过60%的国家占比大致是33%。

所谓高贫富差距，是指贫富差距已经处于一个令人不安的位置。由于个人能力、社会资源、努力程度等的不同，社会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随着全球货币的大放水，贫富差距已经处于一个令人不安的位置。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于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率，从而导致贫富分化的持续。这个论断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涨幅要远远大于工资涨幅。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去寻找收益率最高的资产，而劳动力的流动会受到地域、交通、个人意愿等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不仅仅导致了一国国内的贫富差距，还可能拉大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所谓高民粹主义，是指目前全球民粹主义指数已经接近1940年的最高点。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贫富差距的扩大非常容易导致利益阶层的固化。经济学中有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指的是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也就是说，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保罗·克鲁格曼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条曲线确实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和疏离化，自然而然会产生汹涌的民粹主义，并且最终会反映到激进的政治诉求上。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兴起、阿根廷庇隆主义“复辟”等，都是经典的例子。根据瑞典智库Timbro和德意志银行的研究，目前全球民粹主义指数已经接近1940年的最高点。

所谓高金融风险，是指货币宽松、高杠杆率、高民粹主义必然会带来高风险。股票市场风险、债务违约风险、房地产风险乃至政治风险，都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因素。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融资融券账户的杠杆率和融资资金，占上市公司总市值的比例均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也是美联储在2019年不断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化是逃不开的梦魇吗

日本自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便陷入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老龄化的现象中。这种现象被称作“经济日本化”。目前,全球经济同样呈现出类似的特点。与日本相比，除了人口老龄化加速、生产率增速低迷、货币政策无效等相同点之外，甚至还有新的不利因素：没有了全球化红利，没有了互联网革命，没有了中国增量等，全球更易陷入“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中。那么，整个世界正在步日本的后尘么？“经济日本化”真是逃不开的梦魇么？

结构改革是解决“经济日本化”问题的直接动力

历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轮回！桥水基金的达里奥此前曾撰文指出，目前的全球形势与1935—1945年期间十分相似。确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似之处：大萧条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贫富差距悬殊，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受到大量剥削；德国和日本对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出现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民粹主义泛滥，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批法西斯政权。

再往前看，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初期，政府通常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因而拥有很高的人口红利；由于先前战争造成的破坏甚巨，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有很高的增速；战争期间的军事科技可以民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财富分化也往往没有那么严重。然而，随着和平时期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红利开始衰减，劳动生产率边际上放缓，贫富分化越拉越大，进而引发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替。这是王朝兴衰的轮回，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目前我们不再受制于封建社会“周期律”的约束，但也确实处在一个暗流涌动的变革时期。

相较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一战二战等通过战争方式来实现经济出清、人口削减和财富再平衡，在当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核武器的威慑，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么，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应该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出清呢？笔者认为，答案只能是依靠结构改革！我国在2018年便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推动生产率增长是最根本的应对之道

既然要进行改革，那么应该如何改革？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我们可以从日本的政策操作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2012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推出了“三支箭”的经济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从实践效果看，这“三支箭”带来如下启示。

第一，货币政策只能作为辅助。安倍上台后，立即实行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包括质化量化宽松（QQE）、负利率、日元贬值等政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并未起到太大的效果：首先，货币宽松虽压低了银行的贷款利率，但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借贷活动和杠杆率并没有明显增长。其次，安倍希望通过发行货币，提高通胀预期，促使消费者尽快购买商品，从而带动消费和投资；但实际上日本通胀并未出现非常明显的上行，2013年—2014年日本通胀的上升，更多是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最后，2012年年底到2015年上半年，日元出现大幅贬值，但并未带动出口的明显回升，出口增速依然保持着比较平稳的走势。

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安倍经济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利率处于非常低的位置时，一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地刺激经济；但保持一个低利率的环境还是有必要的。货币政策在解决“日本化”的过程中只能作为辅助。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拉动经济和缩小收入差距，但副作用不可忽视。安倍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对日本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从2013年到2016年，日本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的实际值增长了5.14%，实际GDP增长了4.27%。因此，在私人投资需求不振的情况下，用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另外，日本在财政政策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的成就：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成功缩小了贫富差距。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研究，从2002年到2014年，日本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50上升到了0.57；但日本政府又通过社保、税收等再分配政策，将最终的基尼系数降到了0.38。不过，日本推行收入分配政策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日本的天皇文化，整个社会的同质性和凝聚力较高；二是日本是唯一日语国家，不用担心高税收导致人才大规模外流。

尽管财政政策可以拉动经济和缩减收入差距，但也存在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政府债务率的节节攀升。日本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从2008年年底的146.9%，上升到了2019年6月份的204.1%，目前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高的。债务率的提高，一方面推升了发生金融风险的概率，另一方面也弱化了财政支出的效果。安倍政府为了弥补债务缺口，于2014年4月和2019年10月两次上调消费税，对消费增长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因此，在财政政策方面，“安倍经济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解决“经济日本化”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可以用作短期稳定经济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手段，但并非长久之计。

第三，进行结构性改革，尤其是生产率增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结构性改革基本均是在经济的供给端，围绕着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展开的。比如加大教育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资本生产率、改革土地制度提高土地生产率、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安倍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科技和“机器人革命”刺激创新，并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二是创建创业友好型环境，促进风险投资企业发展；三是通过鼓励妇女职业发展、吸引海外人才、改善工作体制等，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四是实施幼儿教育免费计划，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免费；五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包括鼓励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提高公务服务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度等。供给端的政策产生作用的时间较长，目前尚未看到明显的效果，但部分指标确实已经出现了很大改善：如日本女性就业人数从2012年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再如日本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3.20%，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最高。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2012年的研究表明，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信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进步要小得多，因此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这就是著名的“索洛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其指的是企业的IT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是不是就无法增长了？我们就不用再进行科技投资了？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率的影响没有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对生产率的影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没有“作用于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蒸汽机、汽车解放了双手双脚，使人类有更多的剩余时间；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电机、电灯扩展了活动时间，同样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剩余时间；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计算机、互联网目前却并没有这样的效果。不过，即将到来的新科技，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却可以进一步解放人类。假以时日，待技术成熟后，一方面机器人可以从事一些偏低端的、常规化的工作，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劳动者有了充足的剩余时间，也有了充足的增强工具，来提高劳动技能，从事更有创意和价值的工作。因此，进行结构性改革，发展科学技术，并以此促进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才是解决“日本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2020年将弱复苏，尚需“真改革”

展望2020年，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比如全球制造业出现了一定企稳，Markit制造业PMI数据连续数月保持较好走势；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墨加贸易协议敲定，美国未对欧洲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全球贸易形势明显改善；英国脱欧顺利进行，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大幅降低，有利于欧洲经济企稳回升；美元指数倾向于下行，有利于缓解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

但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诸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低生产率增长问题、债务累积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因此，对于2020年的全球经济，笔者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下行周期当中的一次弱复苏”，全球经济的真正恢复尚需“真改革”。

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安倍经济学”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笔者认为，“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短期与长期、空间与时间的政策协调平衡问题。

短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需求端，在货币政策无效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发力。正如前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所指出的，短期内的财政刺激虽然会导致债务率上升，但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还是利大于弊的；同时，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还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贫富差距问题。长期的政策则主要集中在供给端。财政政策并不能无限制地发力，过度扩张会推升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还需要供给端的配合，比如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科技投资和研发支出、军事科技民用化、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素质、鼓励创新创业、引导资本流向、改革土地制度等；同时，还需要进行一定的社会改革，从更深层次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

这套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以空间换时间”的组合：需求端的财政刺激见效快，可以用来稳定短期经济。这虽然提高了债务杠杆率和金融风险，但却换取了科技进步和社会改革的时间；此外，利用财政将短期经济稳定住之后，推行相关的社会改革也会容易得多，也才能有更多余裕去等待技术进步“开花结果”的那天。而供给端的政策和社会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多年时间方能见效，需要摈弃过于短期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旦主要国家取得进展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外溢全球，从根本上弱化“以邻为壑”的贸易冲突和经济竞争。

值得强调的是，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高科技产品的财政补贴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国对高科技行业进行财政扶持后，另一国出于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对其实行制裁，双方博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囚徒困境”，最终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丧失“做大蛋糕”的机遇。因此，在具体方案上，还需要各主要经济体之间有更多的政策协调，珍惜越过“经济日本化”的来之不易的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