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文/连平 编辑/孙艳芳
受周期性、结构性、制度性和外生性因素的影响,2019年中国经济承受了较大的下行压力,GDP增速可能较上一年下行0.5个百分点,约为6.1%。在外部不确定性有所改善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宏观政策以稳增长为主的环境下,2020年中国经济的运行走势将会发生积极改变,下行压力趋于减缓,经济增长缓中持稳。
2020年美国经济可能延续放缓趋势,主要原因是生产和投资较为疲弱,前期减税的边际效用减弱。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会适度放缓到2.2%,但可能不会出现市场担心的衰退。支撑美国经济保持稳健的因素包括:美国就业状况较好,非农就业数据已经回升;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增长势头良好;消费增长势头较好,有利于稳住经济增长中枢;美联储降息和扩表的刺激作用将逐渐显现。
东南亚国家成为贸易摩擦的受益者,也成为制造业产业的重要流入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议谈判快速推进,区域内不断深化经贸合作将释放一体化的发展红利。2020年,东南亚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接近5%的中高速。近期印度加大了改革力度,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加上印度储备银行持续降息,将推动印度经济回归较高的增长区间。尽管东南亚和南亚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较低,但仍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支点。2020年,南亚和东南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能达到15%左右。
受需求疲弱、债务压力和英国脱欧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经济将继续低位盘整。对此,欧央行将分层降息并可能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欧洲核心国家将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日本已经将消费税提高至10%,将削弱2020年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全球性降息潮有助于减小新兴市场资金的流出压力,但有的新兴经济国家存在不确定性。综合来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到3.1%。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为2.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为4%。
进出口方面,2020年出口增长可能前低后升,进口增速低位反弹。低基数将有助于进出口增速回升。随着中美贸易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美国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将在二季度后逐步减弱;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使出口增长仍会面临一定压力。预计2020年出口增速可能回升到正增长,上半年增速较低,下半年有所回升。未来中美贸易摩擦走势仍将影响出口增长的状况。需求状况未见显著改善,但鼓励进口政策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加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以及低基数效应显现,都将促进进口增速明显回升。
投资方面,2020年投资增速将小幅回升,不同类别投资增速升降互现。政策已经明确,稳投资的关键在于稳基建和稳制造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逐渐下行,整体投资增速可能小幅回升到5.6%左右。
基建投资增速将逐渐回升至7%。专项债额度可能进一步扩大,且会加快发行速度、扩大使用范围;同时,将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地方政府责任担当意识将增强,强化新发展理念以消除不作为现象。预计2020年初逆周期调节宏观政策效果将进一步显现,从而促进基建投资逐渐回升。但从另一方面看,基建投资的基数已经很大,没有很大的增量难以拉动基建增速上升;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有所显现,严控债务杠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是未来的重要任务。这些因素则将制约基建投资的回升幅度,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7%。
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适度回升至4.5%。贸易摩擦对出口形成压力,导致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向海外转移,加上环保限产和资源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民间投资放缓等因素,都对制造业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目前,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率、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有利于降低制造业的经营成本,改善投资预期;而在打造制造强国的政策支持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与新材料制造业的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在贸易摩擦缓和的背景下,2020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适度回升,预计增长4.5%。随着制造业投资的企稳回升,2020年工业增加值将继续呈现改善趋势,增速会在目前水平上进一步加快。
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高位缓降,成交或量缩价稳。当前行业依然处于项目施工高峰期,开竣工缺口在加速修复,同时单位施工强度稳中有升,预计占比六成的建安投资将依然坚挺。在融资受限下,未来房企拿地总体偏谨慎,一、二线补库存倾向增强,占比约三成多的土地投资可能走弱。综合来看,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自高位缓降至7%左右。市场成交方面,一线城市基本面稳健,在调控限制下量价相对平稳;二线和三线重点城市“抢人大战”翻开续篇,成交增速领跑;三、四线城市在政策红利退坡后,需求不足和前期透支的影响逐渐呈现,成交同比可能下降。综合来看,2020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可能同比持平或下降至5%以内,房价涨幅有望收窄。
消费方面,2020年消费增长将保持平稳。当前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杠杆上升和收入增长减速。我国目前的居民部门杠杆水平比2012年约翻了一倍;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连续7个季度低于6%,将制约消费支出能力。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竣工规模增大,房地产相关领域消费增速有望回升;汽车类消费增速也可能回升到小幅增长状态。稳消费的中长期政策对刺激消费将继续发挥作用。预计2020年增速可能在8%左右。
物价方面,2020年不存在全面通胀的风险。随着稳定猪肉价格的各种措施逐渐见效,2020年猪肉价格上涨势头有望逐渐缓解。受生猪养殖周期的影响,猪肉生产供应恢复正常至少要到2020年一季度以后。除了猪肉价格上涨带来CPI上涨压力之外,当前并不存在其他显著拉动CPI上升的因素。2020年上半年翘尾因素较高,CPI涨幅可能较大。2020年可能前高后低,全年平均增长3%。在整体需求偏弱的条件下,PPI难以大幅拉升。如果出口和制造业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善,将促进PPI在2020年二季度之后逐步上升。2020年PPI可能前降后稳。总之,从影响物价的输入性因素、需求拉升、流动性扩张三方面来看,2020年不存在全面通胀风险。
综上所述,2020年GDP增速可能小幅放缓到6%左右,保持中高速增长,顺利完成翻两番目标。在中美谈判达成协议后,贸易摩擦缓解带动出口增长,再加上逆周期政策调节,经济增速可能适度加快。不过,2020年经济运行存在三方面值得关注的风险:一是中小型房企和部分民企经营风险可能增加;二是局部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三是旧动能失速加重经济下行压力。
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可能小幅收窄。中美贸易摩擦缓和,中国将扩大自美进口;而外需偏弱,前期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仍可能拖累上半年出口,货物贸易顺差可能有一定幅度收窄。中国内地赴港旅游及赴美国旅游人数可能下降,旅行逆差可能减少,从而带动服务贸易逆差小幅收窄。2020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或将扩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在国际低利率、负利率背景下,大量低成本海外资金流入,将使证券投资顺差扩大。而直接投资顺差将总体稳定,其他投资逆差有望收窄。总体来看,2020年国际收支仍将保持双顺差格局。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的缓和及带来的乐观情绪,将在短期内主导人民币汇率走势。而随着贸易磋商的积极推进,市场对外贸的悲观预期逐步修复,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中有升。中期来看,随着美国与全球经济增长差的收敛,美元总体可能震荡走弱,人民币汇率回稳的外部条件逐步好转。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将会走出一波升势。但中美利差处于近年来高位,未来可能收窄。未来,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一系列必须妥善处理的深层次问题,加之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人民币汇率仍可能出现波动。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在1:6.5至1:7区间内运行。
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注重提质增效。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力度可能加大,在保稳定和促进“六稳”上发挥更大作用。财政赤字率可能有所提升,但不会超过3%。地方专项债券规模可能扩大,但不会超过3万亿元,但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范围将会扩大。其他方面或包括以下措施:加快落实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的步伐,提升地方税分成比重;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将部分消费税后移到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以扩大地方财政税源,提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地方政府稳增长的责任。
货币政策将维持稳健适度,向偏松方向操作,调节将以疏通提效为主。增信用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风险偏高与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之间的矛盾。具体方式将从提高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监管指标的容忍度、定向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等方面入手,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2020年,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通过结构性的金融资源调配,灵活地组合使用多重工具,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水平。预计未来MLF操作利率将引导市场预期,主动调节的功能将逐步提升。2020年,MLF的调整空间大概率会依货币政策所需力度而定。综合判断,2020年存准率可能全面或结构性下调2—3次,MLF操作利率可能下调20—25BP。
房地产政策不会大幅松动,但可能有局部调整。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三稳”原则下,房地产调控还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保持总体框架。但在“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可能会出现局部调整。需求侧的行政政策、信贷政策具备调整空间,包括:进一步放松人才落户和购房条件,提供购房优惠;对刚需及置换型、改善型需求群体放松过于严苛的限贷条件,如“认房又认贷”中有贷款记录即视为二套房的认定标准。而供给侧的融资政策目前并无明显的放松的迹象,可能会保持相对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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