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看金融改革开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并提出了总体目标：到建党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建国百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为此要坚持和完善13个制度体系，这是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那么，该如何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出发，持续推进金融业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进程？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新年第1期的“圆桌”讨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党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国家主席***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做的说明中指出，这次全会的《决定》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大任务，也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此外，刘鹤副总理还专门撰文阐述《决定》的重要性。在两位看来，目前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存在哪些急待改革完善之处？这次会议对未来中国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哪些重要影响？

管清友：我国治理体系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不协调的问题。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三个不协调：

第一，治理协调不充分。政策在国家发展的各阶段应有侧重，但从近些年来看，多目标政策存在冲突。比如说既要保证经济较高速的增长又要结构调整，既要风险出清又强调金融稳定，在这些多目标之间需要进行权衡。

第二，央地协调不充分。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特别是央地财政关系，无疑是央地关系的“牛鼻子”。分税制改革主要针对的是“财”（央地收入划分），基本没有触及“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而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财力上收和事权下沉的矛盾会更加凸显。

第三，部际协调不充分，各部门利益不统一。对此，党中央通过这次全会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部署，第一次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进行研究，旨在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以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温彬：***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既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要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结合工作实际，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如下方面还需要完善。

一是法治建设方面，面对瞬息变化的发展环境，关键领域的立法进程需要提速，既有的法律法规要依据形势变化及时修订和完善；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要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如宣导投资者更加正视和接受“破刚兑”，同时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等。

二是政府治理方面，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化简政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简化各市场主体的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要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形成合力，防止政策效应相互抵消。

三是经济金融制度方面，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提升经济金融科技水平，建立并优化基础数据库，强化科技成果运用；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创新等。

主持人

钟 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钟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进行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创新探索。《决定》指出，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决定》的这些提法有何深意？

嘉 宾

管清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温 彬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管清友：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大创新，是在此基础上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三项制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概念，而是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让“先富带动后富”，既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促进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把“蛋糕”分好，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温彬：首先，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持续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做出了“五六七八九”的重要贡献，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以来，民营经济受到了更大程度的重视。因此，在增速换挡、动能转换、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其次，按以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坚持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突出了崇尚劳动创造价值，鼓励通过劳动，公平获取所得，有助于调动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缓解收入的两极分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又能够调动技术、管理、资本等各类要素的积极性，各尽其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有助于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再次，以人为本是党长期坚持的核心执政理念，造福人民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世纪80年代，为尽快启动发展，国家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钟伟：改革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决定》指出，要针对风险挑战，赢得应对的主动权。稳金融是“六稳”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要下力气治理金融乱象，加速监管改革。两位认为，金融如何改，才能赢得应对风险挑战的主动权？

管清友：第一，货币政策既要避免“大水漫灌”加剧扭曲和积累风险，也要防止流动性过紧引发风险。应继续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上注重精细化调控，实现结构性的精准滴灌。2019年LPR报价机制改革已经迈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短端利率和长端利率不再一刀切。应进一步引导短端资金利率下行，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进而实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目的。

第二，要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要配套落实企业减税降费，推动党政机构落实改革，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要落实“开前门，堵后门”，充分利用好地方专项债，为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增强经济和金融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推动新动能资本形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金融业一方面要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创新资本的形成能力。注册制的实施，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意义还是在于带来了发行、交易、监管、退市的阳光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第四，要实现金融风险监管的全覆盖。要识别金融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创新监管方式。比如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应更强化技术环节，提升信息化协同；同时，要实行分类管控，尤其是对于缺乏大数据支撑的P2P平台，重点防止出现非法集资、流动性不足、违规经营等隐患。

温彬：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因此，打赢三大攻坚战，就必须保证金融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我认为，至少要在如下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我国金融总量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但金融结构失衡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为继续提升金融供给质量和金融效率，必须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结构，缓解金融资源在国企与民企、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间的不平衡，改善金融供给过于粗放的状况，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等。

其次，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建设。金融风险的产生和暴露，很大程度源于现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因此，要不断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健全退出机制，改变信用资源过多集中于银行体系而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状。要推进各类银行回归主业，实行差异化发展。银行体系内部、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间，要尽快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金融格局，加大对民营企业和科创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行业企业发展。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利率、汇率等重要变量的形成、传导与调控机制，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抵御内外部冲击的能力。

再次，要提升金融风险防范力度。要强化宏观审慎与逆周期调节，熨平金融顺周期波动，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要强化监管，加大对金融乱象的惩治力度，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和金融创新做出快速响应，提升风险识别、应对与处置的能力。

钟伟：《决定》公布之后，人们也在讨论如何提升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如何推进金融业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问题。目前，“一行两会”都在积极采取行动，以推动金融开放措施加速落地。两位对2020年的金融开放有何新期待？

管清友：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在加速推进：人民币加入SDR，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相继推出，打通了境外资金进入中国股市债市的路径；中国股市纳入MISC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进一步为股市的全球化打开了空间等。从长期来看，通过引入外资参与直接融资市场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快行业与国际接轨；外资的进入，还能够提升中国直接融资市场的运行效率，加速资本市场的创新步伐，使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但另一方面，金融开放提速也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北上资金开放不过四五年的时间，外资的持仓市值已经达到了1.6万亿元，而且还在持续净流入；而国内基金的持仓市值还不到2万亿元。按这个趋势，2020年外资持仓的市值就可能超过国内基金。这在短期内或给部分金融机构带来阵痛，并倒逼中国金融机构更快地补上短板，促进其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管理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同时，这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制度安排，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温彬：我国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金融开放在不断加速提效：金融委发布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的12条开放新举措，证监会发布资本市场“深改12条”，外汇局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等。近期，外资银行准入门槛放宽，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等政策相继出台实施。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举措也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青睐：2019年前10个月，已批准18项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筹建申请，增加注册资本或运营资金超过150亿元；明晟、富时罗素、彭博巴克莱等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指数，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不断扩容。

未来，金融对外开放将会继续有序推进，外资参与境内市场和内资参与境外市场的规模和程度会随之不断扩大。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后，外汇管理改革也将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将不断得到健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也将不断完善，跨境贸易便利化和外商投资的便利性都会有所提升，外商在华合法权益也将得到进一步保护。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开放力度也将加大，在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落实降低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放松业务限制等已宣布的政策的同时，相关配套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将会及时跟进。

钟伟：谢谢两位专家对《决定》的精彩解读，使得我们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有了更鲜活的理解。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完善，期待金融体制改革开放能更趋双向平衡，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