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黄金十年

文/本刊记者 白琳

外资银行黄金十年

文/本刊记者 白琳

外资银行当前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和格局始于十年前的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

黄浦江畔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摩天高楼林立，诸多外资银行驻扎其中，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一道缩影。

截至2016年12月末，外资银行已在华设立了39家法人机构（下设分行315家）、121家母行直属分行和166家代表处，机构数量持续增加，营业性机构总数达到1031个，分布在70个城市。其中，上海辖内外资法人银行数量达到21家，占据了全国外资法人银行的半壁江山。

外资银行当前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和格局始于十年前的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

开端

时间倒回到十年前的上海。2007年4月2日，陆家嘴盛况空前，首批改制的四家外资银行——东亚、汇丰、花旗、渣打的开业庆典选在了同一天，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大战。也就从这一天起，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开始出现分化，中外资银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2006年是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的结束之年。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将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当时，外资银行对于进入中国纷纷摩拳擦掌；而中资银行则尚未从2000年的“技术性破产”中完全复苏，仍处于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改上市的改制过程中，与如今的经营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惊呼“狼来了”，普遍担心会对中资银行造成冲击。

2006年11月15日，一份备受瞩目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公布，开启了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的历程。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外资法人银行将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允许其经营人民币业务，包括人民币批发和零售业务。其中的基本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

在此之前，外资银行基本上都是以外国银行分行的形式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其时则面临选择：改制为法人，还是继续以海外分行形式经营。这一选择与外资银行自身资源和发展战略有关：如果想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就需要选择注册法人银行；如果继续以外资银行分行形式，可以经营人民币批发业务，小额零售业务会受到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

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机构资产情况（单位：亿元，%）数据来源：银监会

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的白瑞明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监管机构确立“法人导向”的原则，更多是基于风险层面的考虑。人民币零售业务直接面对的是普通老百姓，涉及国计民生。外国银行分行受总行直接控制，监管责任主要在母国，来源于母国和总行的风险传导会大于法人银行；法人银行在中国本地注册，受到东道国监管机构直接监管，可以更大限度地进行风险隔离，这是出于审慎监管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

国民待遇意味着统一的监管规则，外资银行法人化转制需要达到：最低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存贷比不超过75%、贷款集中度不超过10%等标准。存贷比和贷款集中度指标对于当时的外资银行压力很大，监管机构分别给出了5年和3年的宽限期。

外资银行面临的难题还在于银行架构和业务系统的本地化。亲历这一过程的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中国”）常务副行长孙敏杰告诉记者，改制过程对于参与的银行来说是复杂而艰难的。东亚银行改制前在内地已经有几十家分行和支行，直接对接香港。改制过程中，从股东和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架构、管理机制到汇报路径、IT建设都要进行相应的改变，由依赖于母行转变为相对独立。“是否选择法人化，既与外资银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担当有关，也与外资银行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有关。”孙敏杰说。

事实上，并非所有法人化改制的外资银行都有意开展零售银行业务，但外资银行纷纷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2007年4月第一批四家银行之后，恒生银行、星展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等第二批改制外资法人银行也很快陆续开业。

花旗、汇丰等多数外资法人银行都将人民零售业务的目标群体锁定为中国的高端客户。东亚则独辟蹊径，承诺可“一元开户”，并在推广期内不收取账户管理费。

“法人化改制对于外资银行是一个里程碑，对于监管机构和外资银行是双赢的结果。”孙敏杰说。孙敏杰将法人化改制之前的外国银行分行阶段称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1.0版本，法人化改制之后的十年是2.0时代。

的确，2007年对于很多外资银行来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法人化改制使得监管机构可以全面掌握外资银行的风险状况，在后来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风险隔离的功能，减轻了国际金融业动荡对国内银行业的冲击。对于外资银行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参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也从此开启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十年本土化历程。

调整

预想中“狼来了”的冲击并未到来，预料之外的次贷危机却在2007年8月爆发。金融危机使得外资银行的母国集团自顾不暇，捉襟见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华发展战略的布局和推进。母行集团纷纷调整战略，裁减非核心业务，收缩资产负债表，很多国际银行对本土之外的零售业务进行了缩减。

2009年，国内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下，中资银行贷款规模飙升，外资银行却未能从中借势获得发展。普华永道在《2009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描述外资银行的处境：超过半数的受访银行表示，他们将坚持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方法；即使是业务模式发生改变的受访银行，也仅做出了平缓的变动调整，例如削减既定法人机构扩张的规模，及暂缓部分产品的开发计划。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国内信贷量的大量增加，以及许多外资银行业务的缩水，无疑使大型中资银行从中受益。

2011年，外资法人银行存贷比监管宽限期到期，39家外资法人银行全部达标，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实现了统一。外资法人银行在外资银行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各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策略也逐渐分化和明确。

在零售业务上，花旗、汇丰、渣打、东亚、星展、恒生六家银行走在前面。其中，汇丰、东亚、渣打的机构网点高速扩张，透露出大力发展零售市场业务的意图；而东亚率先在外资银行中推出首张银联人民币信用卡，花旗随后发行独立品牌的信用卡，则是在不断为零售业务拓宽渠道。一些外资银行理财产品亏损的“理财门”事件，给外资银行的零售业务带来了负面形象。外资银行也认识到，客户和渠道成为制约其零售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开始将个人理财的客户范围由高端向中端延伸。

部分外资银行则退出了中国零售业务，这方面尤以欧洲银行为甚。金融危机后，苏格兰皇家银行在亚太区和中国的发展重点转向了批发银行和投资银行，其在中国的零售银行及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于2010年12月转给星展中国；德意志银行中国也在2012年采取了收缩零售业务的战略。

很多外资银行并未在中国开展零售业务，只是将在华机构作为国际金融或银行集团在华综合业务平台的一部分，“有所为，有所不为”，无意将业务条线扩大铺开。很多国际知名全能型金融机构包括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均是通过在中国设立子行或分行、参股中资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在中国搭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平台。

在美国本土市场零售业务实力雄厚的富国银行在中国就采取了与花旗银行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仍将美国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不在中国做零售业务”。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是国际上排名前十的银行，其在中国则采取了多元化的发展策略：一是通过分行网络开展批发银行业务；二是通过与北银消费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中国的消费金融市场；三是从汇丰手中接收了上海银行的股权进行战略投资。

一些外资银行只专注于某些擅长的行业和领域。比如，荷兰合作银行更关注其具有丰富经验的农业金融领域，而浦发硅谷银行则专注于服务从初创期到成熟期的各个阶段的创新企业。全领域推进的外资银行也更加重视对市场的细分，在目标客户定位、业务重点选择等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如渣打中国的小微企业服务就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东亚、恒生等集团总部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外资银行，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自始至终把中国作为其业务发展的主战场，加大投入和网点建设。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补充协议，香港银行在内地享受到诸多政策红利，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法人化十年后的2017年，香港银行在内地有8家法人银行， 448家经营性机构（含总、分、支行），机构占比43.62%。香港银行在内地营业性机构资产总计11440.96亿元，约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39.64%；东亚中国对其母行收入的贡献度，从2007年的26%上升到2016年的37%；南洋商业银行中国的贡献度则从法人转制当年的25%，大幅上升至2016年的59%。

融合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内地网点、本地化程度、资金方面并不具优势。外资银行的资金依赖海外母行支持和中资银行拆借；同时，在双重监管的约束下对风险把控较为严格，业务风格相对保守，产品创新冲动不及中资银行。然而，外资银行在海外网络和经验、产品体系丰富性、电子化系统等方面仍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对于外资银行来说，关键在于找准和把握自身的核心优势，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找准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的契合点。在业务上，应将海外做法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适应国内法规、监管要求和文化。

“外资银行的优势不在规模、资产负债表上。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外资银行的作用比‘引资’更重要的是‘引智’，将好的产品、理念引入中国市场。”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财资与贸易金融部总经理裴奕根说。

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让外资银行找到了新的发力点。自贸区接轨国际，是全面改革的试验田，深谙国际市场的外资银行能在其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和优势。从服务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到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银行的服务对象也在随之发生改变。“一带一路”让外资银行看到了发展的契机。正如渣打集团董事会主席韦浩思所说，“在全球化摇摆的时刻，‘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对全球化最大的支持。未来中国也会高度依赖全球化的发展。因此，渣打集团和中国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目标”。

监管方面亦在进一步为外资银行松绑，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

2014年，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进一步降低了外资银行准入门槛。允许外资银行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券的投资和交易。首次批准外资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工具，为外资银行加强资本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工具。鼓励外资银行充分利用全球网络、跨境服务经验等优势，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外资企业“走进来”、人民币国际化、自贸试验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等提供专业化金融支持。

2015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贷款余额与存款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制约外资银行发展的一大痛点得以解决。

2017年1月，央行发布的《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将外资银行的境内分行纳入外债宏观审慎政策的管理范围，并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外债的额度。

2017年3月，银监会发布《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在华外资银行可以与母行集团开展内部业务协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活动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可依法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华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承销业务、财务顾问业务、大部分托管业务不需获得银监会的行政许可，采取事后报告制。

展望

外界有评论称，外资银行经历的是“失落”的十年。实际上，虽然从市场份额来看，外资银行看似在中国变小了，总资产比重从2007年的2.38%下滑至2015年的1.38%；但从资产规模来看，外资银行法人化的十年间，资产总额从2006年的不到1万亿元稳步增长到2015年的2.68万亿元，实现了两位数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见附图）。

要对外资银行在中国法人化十年的表现给出一个客观评价，就必须看到，外资银行的“发展缓慢”只是相对中资银行惊人的发展速度而言的；如果相对于其境外母行（总行）和本行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分支机构的表现，外资银行的发展则非但不“缓慢”，甚至可以说是“超速”。这也是从监管机构到外资银行的一致共识。

“法人化改制后的十年对于外资银行来说是黄金十年，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发展到如今，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已经远大于竞争。”白瑞明说。孙敏杰对十年来外资银行的表现评价是“健康的发展、合理的增长”。

在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的这十年中，外资银行作为连接国内和海外的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引入外资银行，除了“引资”，还有“引智”和“引制”。除了自身业务发展以外，外资银行还引发了鲶鱼效应，寻求在证券、基金、租赁、消费金融、信托等领域与中资银行进行战略合作。外资银行入股、参股中资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国内银行的治理结构，提升了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管理与运营水平。中外资银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资银行已从“学生”成长为外资银行眼中值得尊重的对手和合作伙伴。

“下一个十年是外资银行再出发的阶段。”孙敏杰说，“在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银行，尤其是港资银行，积极协助监管机构和政府了解世界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引知识、引信息、引平台，对接中国和国外市场。今后，外资银行依然很乐意继续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担当瞭望台的角色。”

“国内金融市场在逐渐完善，法律、监管环境和金融市场建设会越来越好。外资银行过去十年打下了基础，下一步要精耕细作、发挥特色。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相信下一个十年的机会会比过去的十年更多。”裴奕根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